2007年第3期-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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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们的意志的反映。在1787年举行制宪会议之前，只有南卡罗莱纳和新罕布什尔两个州取消了选举的财产或纳税额限制。1787年美国宪法民主性的缺失，不仅表现为制宪会议代表的选举缺乏民主性，宪法制度安排上抑制民主性，而且整个制宪会议也是在非民主的秘密状态中进行的。这样做的目的之一就是担心普通民众得知宪法的内容而反对甚至反抗。只有当宪法签署后提交各州批准，遇到纽约州抵制时，联邦党人才将宪法的原则和内容通过报纸透露给民众。　
　　这种民主性基础的缺失，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据美国政治史学大师伯纳德·贝林看来，“对美国人而言，理想的解决方案一直就是英国的‘混合’统治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社会的各种主要成分形成了统治机构之间的一种自我协调的平衡。1775年之后，伴随着未曾预料的危机而产生的问题是，这个解决方案如何在美利坚各邦的新统治中得以实施。”（Bernard　Bailyn，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967，P273）而1787年宪法的制定，就是这种“理想方案”的具体实施。因此，约翰·C·米勒才认为，“制宪者根本就未曾打算过在美国引入民主制度。他们并未向贵族体制原则开战……换句话说，他们期望达致一种稳妥而健全的，士有、士治、士享（of　gentlemen，by　gentlemen，and　forgentlemen）的革命。”（Jerry　Fresia，1988，P25…26）这也是弗莱希尔将1787年美国宪法的出台，视为大英帝国贵族政治体制在美国重建的原因（在他们的语境中，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在某些时候与混合政体或贵族政体并无太大差异）。　
　　基于1787年宪法建立的“士有、士治、士享”的美国政治，在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上半叶以废除选举的财产限制或纳税额限制为目标的“成人选举权运动”之后，特别是经历十九世纪上半叶杰克逊民主的时代洗礼，其民主性基础才得以加强。到林肯政府，才明确要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by　thepeople，and　for　the　people）的新政府。虽然随着公共利益重要性的提升、奴隶制的废除、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胜利、工人运动的发展和民权运动的爆发，美国共和制的民主性基础在不断的巩固，但每一步都是激烈冲突和交锋的结果，不仅包括最高法院法庭、国会大厦和广场大街上的“文攻”，而且还有南北双方的“武卫”。尽管在1791年添附权利法案后，尤其是在最高法院对宪法的精心解释与发展下，美国立宪主义政治逐渐走向成熟，但再多的光环也掩饰不了美国宪法在1787年出台时民主性基础缺失的事实。毕竟，历史就是历史。　
关于郑振铎
止　庵　
　　在与郑振铎辈分相当地位又大致接近的那批作家中，他是仍与我们关系较多的一位。相比之下，有些当年很响亮的名字，现在只在文学史中才被提到。诗歌当行时，我们看郑译泰戈尔《新月集》和《飞鸟集》；图文书时兴时，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被不止一次翻印；“书话”走运时，后人所编《西谛书话》也成了范本之一。这未必是多大的缘分，却颇为持久。　
　　郑振铎是文化名人，有关他的生平，网上可查，无须辞费。他有多种头衔，诸如作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藏书家、目录学家、大学教授、杂志主编，乃至政府官员等。假如要举出其一生事业中最要紧者，依我之见，恐怕还是一般介绍文章虽然总要提及，却非拥有上述各种头衔就能做到的那一件：“抗日战争前夕，他留在上海，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四处奔走，为国家抢救了大批珍贵文献。”就中即包括《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此诚为中国文化史上一桩壮举，一项伟业。郑氏他种作为，虽亦不凡，别人却也做得；惟有此事，他若不做，就没人能做了，或者没机会做了。此中详情，郑氏自己多有记述，这里不赘言。　
　　郑振铎一生著述，我觉得也数《求书日录》《劫中得书记》《劫中得书续记》等最有意思。虽然在他，此类之作仅为上面所说的余绪而已。这路文字一般归于“书话”。“书话”是很晚才有的名目，虽然可以上溯到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抑或更早。说来概念、范围都有待厘清，光靠唐彛�所谓“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还不足以界定。这大概可以分成两路，其一为读书记，其一为得书记，对照黄丕烈等所作，则前者是“变格”，后者是“本格”。以二十世纪几位“书话”大家而论，周作人的《药堂语录》《书房一角》，乃至后人编进《知堂书话》的许多文章，大多系读书记，见识之高，同时或后来作者实难望其项背；郑振铎、唐彛�、黄裳等，则是得书记比读书记写得好。唐文中和，黄文恬淡，郑文不免稍显激越，若作他种文章或为一病，《求书日录》《劫中得书记》《劫中得书续记》等却系以非常之笔，记非常之事，是以堪称相得益彰。我尝谓书话尤其是得书记一体，至郑、唐、黄大致告一段落，因为后人不再有他们那个“得”的际遇了。我辈太平日子里搜罗几本书，岂能与郑氏笔下所载相比，所以这文章是没法写了。　
　　郑振铎抢救文献之举，固与其个人爱好相关，即如《劫中得书续记·跋》所说：“余素志恬淡，于人世间名利，视之蔑如。独于书，则每具患得患失之心。得之，往往大喜数日，如大将之克名城。失之，则每形之梦寐，耿耿不忘者数月数年。”此中眼界、心胸，又非寻常爱书人所有。不过《劫中得书记·序》说：“夫保存国家征献，民族文化，其辛苦固未足埒攻坚陷阵，舍生卫国之男儿，然以余之孤军与诸贾竞，得此千百种书，诚亦艰苦备尝矣。”《求书日录》说：“说是‘抢救’，那并不是虚假的话。如果不是为了‘抢救’，在这国家存亡危急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再向国家要求分出一部分——虽然是极小的一部分——作战的力量来作此‘不急之务’呢？”似乎别有感慨。盖郑氏所为，当时并未获得一致理解。如叶圣陶在私人通信中说：“铎兄代购之元曲，中间有无出色之作？教部居然有此闲钱，亦殊可异。现在只要看到难民之流离颠沛，战地之伤残破坏，则那些古董实在毫无出钱保存之理由，我们即没有一只夏鼎商彝，没有一本宋元精椠，只要大家争气，仍不失为大中华民族也。以教部而为此，亦不知大体之一征矣。”（1938年7月2日致黄裳，见黄著《书之归去来·故人书简——叶圣陶》）所云“代购之元曲”，即《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巴金更曾公开予以批评。——多年以后，他在《怀念振铎》一文中说：“敌人的枪刺越来越近了，我认为不能抱着古书保护自己，即使是稀世瑰宝，在必要的时候也不惜让它与敌人同归于尽。当时是我想得太简单了，缺乏冷静的思考。”国破家亡之际，两位有此想法不足为奇，亦无可非议。然而时过境迁，我们终于明白：文化之劫比政治之劫、经济之劫更难恢复；甚至要说，政治容或转而清明，经济可能重新振兴，文化的损失则无以弥补。“夏鼎商彝”、“宋元精椠”、“稀世瑰宝”，没有就没有了。自秦火直至四十年前一番浩劫，概莫如此。我读《史记》，见《儒林列传》所云：“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每每感动不已。今思郑公亦差可比拟。只恨古往今来，中国文化劫难太多，而此等人物太少也。《怀念振铎》系巴金未竟之作，其中又说：“我批评他‘抢救’古书，批评他保存国宝，我当时并不理解他，直到后来我看见他保存下来的一本本珍贵图书，我听见关于他过着类似小商人生活，在最艰难、最黑暗的日子里，用种种办法保存善本图书的故事，我才了解他那番苦心。我承认我不会做他那种事情，但是我把他花费苦心收集起来、翻印出来的一套一套的线装书送给欧洲国家文化机构时，我又带着自豪的感情想起了振铎。”这当然是后话，然而我们于此更无别的可说了。　
　　郑振铎另有一文，不妨顺便一提，即1946年1月12日上海《周报》所载《惜周作人》。上来就说：“在抗战的整整十四个年头里，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是周作人附逆。”归结为：“即在今日，我们不单悼惜他，还应该爱惜他！”具体言之，则是：“我们总想能够保全他。即在他被捕之后，我们几个朋友谈起，还想用一个特别的办法，囚禁着他，但使他工作着，从事于翻译希腊文学什么的。”其时周氏系狱不久，此论岂止“不合时宜”，简直“冒天下之大不韪”。我想郑氏之用心，正与为国家抢救《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等相同。及至周作人出狱，客居上海，成《希腊女诗人萨波》一书，是为晚年众多著译之第一种。“书编成后将原稿托付康嗣群君，经他转交给上海出版公司，后来郑西谛君知道了，他竭力怂恿公司的老板付印，并且将它收入他所主编的‘文艺复兴丛书’里边。”（《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一》）对此周氏有言：“古来有句话，索解人难得，若是西谛可以算是一个解人，但是现在可是已经不可再得了。”我们对于郑振铎，也应该于“文化名人”之外，再给加个“文化解人”，——老实说，担得起这个名号的人并不算多。　
明窗数编在　长与物华新
倪怡中　
　《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旷世巨制的研究和撰写是李约瑟和许多中国学者和科学家合作的结晶。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前五卷的写作中，就有王铃、鲁桂珍、何丙郁、钱存训等中国学者的鼎力相助。王铃最早协助李约瑟进行《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和写作，开创了李约瑟和中国学者成功合作的范例。但在中国，即使在王铃的家乡也有许多人很少或根本不知道他。王铃长期身居海外，直到晚年才回到家乡南通，不久遽然病逝。因为工作关系，我和王铃先生曾有一面之缘。　
　　1992年一个冬日的下午，他来图书馆查阅《中国科学技术史》。他和他的澳籍妻子是在他侄儿陪同下来的。那天天很冷，他外套一件粗花呢西服，鼻尖上挂着一滴清鼻涕。他侄儿告诉我他叫王铃，但直到他还书离去后，我才发现书名页上李约瑟著下面赫然印着“王铃协助”，才知道他就是协助李约瑟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王铃。不久他又来馆里看书，我们认识了。他告诉我，他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科技史，已经退休了，他的两个儿子分别在美国和日本，他这次带着妻子回来，买了房子，准备在家乡定居。他说新居离图书馆太远，无公交车可乘，他是步行来的。王铃先生颇健谈，他告诉我，台湾准备翻译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由陈立夫主持，他去台湾，陈立夫宴请他并邀请他当顾问。他到北京，周培源请他吃饭。他说如果两岸统一了，合作翻译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有多好呢！后来他有段时间没来，听说他去香港、台湾讲学了；可是不久我却在报上看到他病逝的消息。惊诧悲痛之后，我总觉得应写些什么，让我们大家记住这位睿智勤奋的学者。　
　　　
　　一　
　　　
　　1943年6月，李约瑟在迁居四川李庄的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参观时与该所所长傅斯年首次会面，在讨论中国科学史时，傅向李约瑟介绍了所里的助理研究员王铃。李约瑟很赏识年轻而才华横溢、博闻强记的王铃；王铃则对大名鼎鼎中西文化学识渊博的李约瑟非常敬佩。　
　　1946年，王铃在李约瑟推荐下，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赴剑桥大学圣三一学院留学。1948年，李约瑟辞去联合国的任职，返回剑桥大学，开始与王铃合作，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李约瑟在给剑桥大学出版社编辑的信中说到，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写这本书，因为懂中文、亲身体验过中国人的生活且与中国学者有交往这些必需条件他都具备。可见他在写作之初已清楚地认识到需要中国学者的通力合作。他还说，我的中国经验告诉我，为数不少的中国学者和科学家，内心感到困惑，为何博大精深的中国古文明消逝在时代的巨轮中，而无法创出近代的科学技术。这就是李约瑟和中国学者、科学家的共同思索，也是他们的精神沟通点和契合处。从1954年始，李约瑟和王铃合作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部分卷册陆续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它们分别是第一卷《导论》（1954），第二卷《科学思想史》（1956），第三卷《数学、天学和地学》（1959），第四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第一分册·物理学》（1962），第四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第二分册·机械工程》（1965），第四卷《物理学和相关技术·第三分册·土木工程与航海技术》（1971年），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第七分册·军事技术：火药的史诗》（1986年）。直到王铃去世的1994年，还出版了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第六分册·军事技术：投射器和攻守城技术》。另外还发表了《天钟：中世纪中国的大天文钟》《中国与西方的学者和工匠》《中古时期中国的植物地理研究》《中国数学中霍纳法：它在汉代开方程序中的起源》等著作和论文。　
　　李约瑟说：“假如没有这样一位合作者的友谊，本书即使能出版，也将推迟很久，而且可能会出现比我们担心现在实际有的甚至更多的错误。”“他在中国史学研究方面的杰出训练，在我们的日常讨论中，一直起着很大的作用。其次，由本书第一次译成英文的中国文献，其英文初稿十之七八是他翻译的，然后我们两人必定一同详细讨论校核，往往经过多次修改才最后定稿。别人的译文，我们两人必须核对中文原书后才加以采用。王铃先生还花费许多时间去查找和浏览各种原先认为有用的材料，从这样的探究中往往又发掘出一些资料，对这些资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