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听那冷雨 (青年文摘-规避不幸追求幸福)作者:内详-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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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不宜迟，开始吧！波特沃斯默默地对自己说。
　　在汽车上，波特沃斯倒是省却了手术前的所有准备工作。他脱下了自己的衣服，只是简单地用酒精棉球擦了擦腹部及双手，然后咬紧牙关，用手术刀对准自己的右下腹。他是个熟练的外科大夫，即使闭着眼都能找到阑尾所在的位置。他迅速在肚皮上划了一个十字切口，鲜血顿时涌了出来，他赶紧用仅有的几把止血钳将几个大血管夹住，随后用纱布捂在周围，手术切口及阑尾的剧痛一并向他袭来，他想大喊，但惟恐吓着周围车上的人。在他的一只手终于摸到那个已肿胀到了极点的阑尾后，另一只操刀的手则极其熟练地将它割了下来。他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仿佛是在给别人做手术，而不是他自己。
　　仅仅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像泉水一样涌出的鲜血已经染红了他的全身，流到汽车座位上，流到了底板上，此刻，整个汽车前座位上都是鲜血。如果此刻谁碰巧从车窗外看到这一可怕的景象，他们一定会认为这是一个失去理智的人在自残。
　　波特沃斯终于在没有任何麻醉措施的情况下将阑尾割掉了，当他做完这一切后，他知道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止血。
　　波特沃斯感到阵阵晕眩，他知道自己已经严重失血，随时都有昏迷的危险。他竭力让自己保持清醒，他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一定不能失去意识，一定不能失去意识，否则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也许上帝并不想将一个人逼人绝境。正在这时，前面的车队开始移动了，波特沃斯一手捂着伤口上的纱布，一手握紧方向盘，脚踩油门，汽车又开始向前驶去。
　　终于，医院到了，波特沃斯的车在越过一个台阶后才戛然刹住。他用最后一丝力气按响了喇叭。急救人员抬着担架冲了出来，他们并未意识到情况有多么糟糕，可当他们打开车门时，看到的却是一个可怖的“血人”。
　　惊讶不已的医护人员迅速将他抬到手术室，一个由5名医护人员组成的抢救小组开始了工作。他们首先为波特沃斯输血、输氧，然后为他清洗伤口，他们发现，尽管波特沃斯是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为自己做的手术，但他的手术仍做得干净利落。最后，他们又为他缝合了伤口，将这个勇敢的外科医生在汽车上没条件做的工作做完了。
　　（本文作者：莹莹译）　
　
　
　　
　
　　
生存智慧　
　　人活一生不容易，当然坏人活得更不容易，人得给自己找乐子。人就得这么活。
　　我心里始终装着一个“活命哲学”：没心没肺，能活百岁；问心无愧，活着不累；心底一汪清水，没有过夜的愁，不生过夜的气，也就没有过夜的病。
　　人活一生不容易，当然坏人活得更不容易，人得给自己找乐子。我家养着几个小猫小狗，我给这些漂亮、聪明、洋气的小猫小狗起上一个个又土又俗的名字，一个波斯猫叫张秀英，两只小狗叫刘富贵和二锅头，还有一个西施叫金大瘤子，客人听了没有一个不乐呵的。人就得这么活。
　　“文革”中，我被押在看守所里，用半截筷子在破了又补、补了又破的裤子上作画。“杠子队”一次次踩碾我的手，竟至用刀挑断我的手筋。可那时候我依然非常热爱生活。看守所里什么都没有，头顶上只有几个蜘蛛。我每天看着它们织网，看着它们逮小虫子，看着它们长大，挺有趣。我进去的时候，大墙上只露出三片柳树叶，出来时小树已长成一棵大树；进去时，树上拴着一头小牛，我出来时，小牛生的小牛正在叫。出狱后，我觉得什么都可爱，连卖冰棍的都感到可亲。小动物喜人，小狐狸不狡猾，小老虎不咬人，虎头虎脑不虎心。
　　出狱后如果见什么烦什么，那恐怕就一事无成了。
　　（本文作者：韩美林）　
　
　
　　
　
　　
年轻的老鼠　
　　“大家都顺着一个自然的方向往下溜，最后准会在个低洼的地方汇齐，挤在一起像粪缸的蛆。”
　　总是有人问我，为什么“毕业不工作”？这问题后面，接着下来一般是：“你读计算机，研究生毕业，大好前途呀……”善意之下，隐含这样一层意思，仿佛我现在没有前途。他们认为我现在的身份——自由股民，走的不是“正途”。
　　这种说法根据在于，我学而不用，是种浪费，而浪费是种罪恶。仿佛我应该去工作，是因为我学了计算机，这不是我的逻辑。我的逻辑是这样的：我之所以学计算机，是因为我喜欢，我还有其他爱好，还有其他能力，为此我还想做做其他事情。至于为什么要做股民，那是我其中的一个兴趣，对我而言，炒股是个相对公平的数字游戏，在该游戏中，金钱是奖品。比的是心智，不需涉及我不擅长的人际关系。这虽是我本身的意愿，但让我作出决定，还有别的原因。
　　对于“正途”，我还有这样的看法：它是条阳关大道。但和整个世界相比，一条路总是太窄，而且太多人争着往里挤，对此我并不喜欢，除非我接受拥挤是一种乐趣。阳关大道还有一个特点，那就在于：在路上，所有人都在往一个方向走，仿佛被什么所驱赶着。对于这种现象，王小波先生生前作出如下比喻：“大家都顺着一个自然的方向往下溜，最后准会在个低洼的地方汇齐，挤在一起像粪缸的蛆。”这比喻让我十分恐惧，以至于它打消了我选择“正途”的最后一丝期望。
　　后来，别人不再问我原因，转而问将来的打算，这个问题一时难以说清，还好我听过一个故事，可以用来回答：在路上，有一只第一次出现的老鼠，它觉得世间好大。它想吃，它想玩，它想尝试这世间所有有趣的事物。可是，它遇到一只猫。于是老鼠拼命跑，猫在后面追。跑呀跑，追呀追，终于有一天，老鼠再也不想跑了，它停下来，想闭上眼睛，等待猫爪的来临。这时，它却听到猫说：“你走吧，我只是想告诉你，后面的路再没有猫追你。”猫说完走了（我喜欢这猫），老鼠站在那里，好像明白了什么。我讲这个故事，目的并非为了赞扬那只可爱的猫，我只是觉得，自己像那只明白了什么似的老鼠。对于将来，这只老鼠虽然有点迷茫，可它还年轻，在没有猫的日子里，它跨出了第一步。
　　（本文作者：钟波）　
　
　
　　
　
　　
婚姻鞋　
　　穿鞋是为了赶路，但路上的千难万险，有时尚不如鞋中的一粒砂石令人感到难言的苦痛。不论什么鞋，最重要的是合脚；不论什么样的姻缘，最美妙的是和谐。
　　婚姻是一双鞋。
　　先有了脚，然后才有了鞋，幼小的时候光着脚在地上走，感受沙的温热、草的润凉，那种无拘无束的洒脱与快乐，一生中会将我们从梦中反复唤醒。
　　走的路远了，便有了跋涉的痛苦。在炎热的沙漠被炙得像鸵鸟一般奔跑，在深陷的沼泽被水蛭蜇出肿痛……
　　人生是一条无涯的路，于是人们创造了鞋。
　　穿鞋是为了赶路，但路上的千难万险，有时尚不如鞋中的一粒砂石令人感到难言的苦痛。
　　鞋，就成了文明人类祖祖辈辈流传的话题。鞋可由各式各样的原料制成。最简陋的是一片新鲜的芭蕉叶，最昂贵的是仙女留给灰姑娘的那只水晶鞋。
　　不论什么鞋，最重要的是合脚；不论什么样的姻缘，最美妙的是和谐。
　　切莫只贪图鞋的华贵，而委屈了自己的脚。别人看到的是鞋，自己感受到的是脚。脚比鞋重要，这是一条真理，许许多多的人却常常忘记。
　　我做过许多医生，常给年轻的女孩子包脚，锋利的鞋帮将她们的脚踝砍得鲜血淋淋。裹上雪白的纱布，套好光洁的丝袜，她们袅袅地走了。但我知道，当翩翩起舞之时，也许会有人冷不防地抽搐嘴角：那是因为她的鞋。
　　看到过祖母的鞋，没有看到过祖母的脚。她从不让我们看她的脚，好像那是一件秽物。脚驮着我们站立行走。脚是无辜的，脚是功臣。丑恶的是那鞋，那是一副刑具，一套铸造畸形残害天性的模型。
　　每当我看到包办而蒙昧的婚姻，就想到祖母的三寸金莲。
　　幼时我有一双美丽的红皮鞋，但鞋窝里潜伏着一只夹脚趾的虫。每当我不愿穿红皮鞋时，大人们总把手伸进去胡乱一探，然后说：“多么好的鞋，快穿上吧！”为了不穿这双鞋，我进行了一个孩子所能爆发的最激烈的反抗。我始终不明白：一双鞋好不好，为什么不是穿鞋的人具有最后决定权？！
　　旁的人不要说三道四，假如你没有经历过那种婚姻。
　　滑冰要穿冰鞋，雪地要着雪靴，下雨要有雨鞋，旅游要有旅游鞋。大干世界，有无数种可供我们挑选的鞋，脚却只有一双。朋友，你可要慎重！
　　少时参加运动会，临赛的前一天，老师突然给我提来一双橘红色的带钉跑鞋，祝愿我在田径比赛中如虎添翼。我褪下平日训练的白网球鞋，穿上像橘皮一样柔软的跑鞋，心中的自信突然溜掉了。鞋钉将跑道锲出一溜齿痕，我觉得自己的脚被人换成了蹄子。我说我不穿跑鞋，所有的人都说我太傻。发令枪响了，我穿着跑鞋跑完全程。当我习惯性地挺起前胸去撞冲刺线的时候，那根线早巳像绶带似的悬挂在别人的胸前。
　　橘红色的跑鞋无罪，该负责任的是那些劝说我的人。世上有很多很好的鞋，但要看适不适合你的脚。在这里，所有的经验之谈都无济于事，你只需在半夜时分，倾听你脚的感觉。
　　看到那位赤着脚参加世界田径大赛的南非女子的风采，我报以会心一笑：没有鞋也一样能破世界纪录！脚会长，鞋却不变。于是鞋与脚，就成为一对永恒的矛盾。鞋与脚的力量，究竟谁的更大些？我想是脚。只见有磨穿了的鞋，没有磨薄了的脚。鞋要束缚脚的时候，脚趾就把鞋面挑开一洞，到外面去凉快。
　　脚终有不长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开始成熟的年龄。认真地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鞋吧：一只脚是男人，一只脚是女人，鞋把他们联结为相似而又绝不相同的一双。从此，世人在人生的旅途上，看到的就不再是脚印，而是鞋印了。
　　削足适履是一种愚人的残酷，郑人买履是一种智者的迂腐；步履维艰时，鞋与脚要精诚团结；平步青云时切不要将鞋儿抛弃……
　　当然，脚比鞋贵重。当鞋确实伤害了脚，我们不妨赤脚赶路！
　　（本文作者：毕淑敏）　
　
　
　　
　
　　
好好活着就划得来　
　　生命是一个最伟大的奇迹，无论经历了多少悲哀、落寞，我们依然拥有尊严、健康和生活的意义。所以，没有什么比好好生活更划得来。
　　我曾在南方一所偏僻的大学教书数年，在那里我结识了很多很好的朋友，阎君即是其中的一位。
　　这老兄学的和教的是魏晋南北朝文学，很偏不值钱。当很多人离开日渐被社会淡忘的校园，离开拥挤闭塞、常年见不到阳光的书斋，到另外一个五彩缤纷的校外世界里去，当上上下下齐呼“傻得像博士穷得像教授”的时候，这老兄竟然真的去报考了一所大学的“博士”，下定决心向“教授”那条路进军了。当时他已是32岁年纪，有一妻一女，分有一室一厅住房，马上就要晋升讲师。他费了很多周折才获得报名权。
　　当时我也正苦闷着自己的何去何从。我站在大学的讲台给大学生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时候，我的工钱是每月54元人民币。后来我拿了硕士学位再登讲台，转而讲尼采和克尔凯郭尔、讲海德格尔和加缪时，我的工钱加到每月97元，仅够维持在学生食堂吃中档莱的生活。在那时节，同事的排挤，所谓领导的威压，找不到对象的烦闷，又齐齐缠绕着我，使我几乎走到了弗洛伊德所描绘的“歇斯底里症”的边缘。清贫我可以忍受，若在这“清贫”之上再加上“勾心斗角”4字，我是无论如何忍受不下去的。
　　这一年的冬天，不记得是1988年还是1989年，在那间12平方米，我又只有二分之一居住权的“窄而霉”小斋，我正望着摆满床头床尾、桌上地下一堆堆沉默不说话的书籍发呆时，阎兄来到我的住处。我问他北京的天气冷不冷，他说很冷，冷得怕人。然后我又问他：“北大博士生住房条件怎样？”“两人一间，每人大约6平方米。”“助学金多少？”“每月110元，加各类补贴，共150元左右。”停顿了一会儿，我又问他：“你弃了已得的住房，将得到的讲师，远离妻女去读博士，划得来吗？”“谈不上划得来划不来，不想在一个地方呆太久，想走，走得远远的。我是把它当成一种生活去看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把这老兄送出去很远，等他上了公共汽车拐弯不见了，才又裹紧身上的军大衣，在凛冽的寒风中返回。我已经在这个穷乡僻壤度过了好多个冬天，只感觉这年的冬天格外的冷，不仅有风，还有像锥子一样扎着手和脸、一点温情也没有的冷雨。冷风冷雨之外，便是看不到尽头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漫漫长夜。我缩回到一年多没有洗很冰凉的被子里，望着白色的天花板我又想起阎君的话，也许穷也许窘也许划不来，但我们把这一切当成一种生活去看时，情形就会有完全的改观。
　　“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当我们这样告诫自己时，无论怎样为难怎样无奈怎样无依无靠，我们的心灵都可以获得某种安慰。
　　一生中有很多事情是划不来的。因为出身的卑微，花十二分努力才达到他人三分功夫所达到的境地，我们划不来；因为长得丑，尽管心地善良却总得不到异性的青睐，我们划不来；童年时别人可以上幼儿园学英语，学钢琴，学“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我们只能上山下田放牛砍柴，我们划不来；长大了别人有舅舅在公安局、叔叔在人事处办什么都方便，我们却只能举目无亲两眼泪汪汪，孤身一人闯天下，我们划不来；用无数个白天经营一生却只换得个漆黑的坟墓，我们划不来……好多好多事情本来就是划不来的。
　　这划不来的一切却构成了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无法摆脱它推开它，因为经历了这一切才走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