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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囚档案 作者:丁一鹤-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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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轮车是崔英杰唯一值钱的财产，也是他所有的希望。试问，有谁在遭遇到这种残酷打击下还能保持冷静？被收缴了承载着他人生期望的三轮车的崔英杰感到万念俱灰，他和许多来北京飘荡身无分文的穷孩子一样，在旁人看来，这辆三轮车只不过值三五百元，可在崔英杰心里，却是他和他全家的全部希望，没了它就等于没了崔英杰的生活希望。崔英杰在挥刀的那一刻也许绝望了，一个绝望的人是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的。谁也不知道崔英杰在这一瞬间都想了些什么，也许他什么也来不及想，只是出于一种下意识的本能行动。此时，那把切烤肠的小刀变成了令人生畏的杀人利器，李志强这位城市秩序的维护者，还没来得及叫一声就仰面栽倒。
崔英杰需要的和谐，也许仅仅是他沾满烤肠油渍的手接过的那几块钱。而李志强需要的和谐，是这个城市的街道不再那么杂乱、拥堵。他们需要的和谐都没有错，只是在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时间相遇酿成大祸。但是，我们相信，一定会有一种甚至很多种办法来消解这种“猫”与“鼠”的对抗。
城管所面对的大多是从事个体商贩的老百姓。城管作为政府的派出执法人员，理论上应该是“公仆”，理论上必须象对待自己的父母那样对待这些无权无势的老百姓。但是，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当作了恪尽职守的“猫”，那些违纪的“父母”在他们眼里变成了“老鼠”，对待理论上的“父母”，他们通常采用的办法就是“查抄”。
如果家财万贯或者生活富裕，没有谁愿意当沿街叫卖的小贩，城管是人民政府的代表，所以必须用善良的心态，以规劝的方式，热情而妥善地处理这类事情。如果城管人员只会通过没收个体商贩的物品进行管理，在人们眼里就改变了性质。如果城管不尊重一个小商贩对于他那架三轮车、那个锅的所有权，那是国家的公职人员吗？如果城管在执法时首先张扬出来暴力倾向，那他是国家的公仆吗？
作为一名为国家站过岗的战士，退伍后的崔英杰们将面临什么呢？他们也许将面临着失业，也许面临着贫困。他们在部队所学的专业、所掌握的军事技能将怎么样得到运用，那些退伍的战士们希望社会能够关注那些身怀绝技却挣扎在贫困边缘的人们。崔英杰退伍后来到北京，一无学历二无资本，作为一个退伍军人最好找的工作就是保安，在被拖欠了好几个月工资的情况下，他只能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只能在街头巷尾摆摊卖烤肠。当然，我们不能单纯强调崔英杰是不是退伍军人，因为，无论是谁，只要他是一个公民，也有卖香肠的权利！
其实，李志强和崔英杰都是普通老百姓。从本质上说，他们两个都没什么区别，都是为了谋生。我们不能对李志强的殉职说三道四，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城管队长，他为我们这个城市的秩序付出了他的努力，我们必须对李志强表示无限敬意。崔英杰杀人，就应当为自己的犯罪行为负责。我们该反思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怎么才能不再发生这样的悲剧？
在此案前后，媒体也曾报道过多起城管及其他部门执法过程中的突发事件。本案虽以最极端的面目突然出现，却非偶然事件，而正暴露了以压制性手段进行城市管理的制度漏洞和突出矛盾。从更深层意义看，我们还可以说它反射出社会变革中公权力和私权利日益尖锐的冲突。如果这些冲突继续存在或者无限加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每个城市的每个街头，可能都正站着一个崔英杰。
城市小摊贩和城管的冲突，是近年来我们城市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景象，崔英杰案只是其中最不幸的一幕，但是不管城管的力度如何加强，“无证摊贩”等问题始终是一个久治不愈的顽症。但是，要把一个城市动辄几万、几十万的“无证商贩”全给“管”好了、“规范”好了，绝不是靠简单化的取缔和查抄政策能解决得了的。无论多么发达的城市，在规划之初，就该留出足够的空间，给小商小贩以低门槛、高效率的经营场所，才能解决市容整洁与现实生存这一看似矛盾的需要。我们的城市管理的观念要变，不能为了追求城市管理的洁净、整齐、文明，就一刀切地把所有看不惯的东西都赶出城外。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志强和崔英杰正用自己的遭遇推动城市管理理念的改变进程。在李志强被杀之后，包括上海在内的许多城市，对于小商贩的管理政策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城市划出专门的区域供小贩摆摊，北京对于小商贩的经营管理也缓和了许多。
当崔英杰们仍然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天地之大，崔英杰们需要一条生存的路，这是摆在城市管理者和政府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毫无疑问，崔英杰杀人有罪，他终究要为自己的冲动不冷静付出代价。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给崔英杰判了死缓就忘记崔英杰那挥出的一刀。那是一把刀吗？那是一声生存的呐喊，一个让人泪下的对于和谐的呼唤！
第二章：图穷匕现；复仇血溅研究院
2006年6月8日，北京市建筑工程研究院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凶杀案，该单位8年前被辞退的工程师王衍芳持刀闯入研究院，杀害了前任院长和前任书记。从一个工程师到一个辞退职工，从一个北大高材生到一个像被死狗一样被扔出来的废物，王衍芳从参加工作之后，忍受了一波又一波的打击。除了第一次打击是来自天命，他无法抗争。但后来的几次打击，王衍芳觉得给他灭顶之灾的是研究院，是陆院长和米书记。王衍芳被辞退后，妻子同他离婚，并带走了两个女儿。王衍芳随之承受了妻离子散的人生第六次打击，这时候的王衍芳已经失去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他惟一的想法是与那些改变他人生的人同归于尽。
从2006年10月12日王衍芳被起诉到法院以来，王衍芳杀人案的相关资料在我的案头已经搁置了8个月，但我却一直没有动笔写这个案子。从开庭到宣判，我两次旁听这个案件的审判过程，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现在王衍芳上诉案件正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审理之中，我仍然不知道该怎么去描述这个被众多媒体称之为“逼上梁山”的杀人犯。
我曾经把制造王府井血案撞死撞伤9名无辜者的艾绍强与梁山上的武松作过比较，得出个人恐怖主义的结论。但是，对这个被称作“逼上梁山”的王衍芳，我至今却不知道怎么定位才算准确。我只是常常在望着王衍芳杀人案的卷宗发呆的时候，眼前浮现出两个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中的画面：
第一个画面是“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节中，林冲挥舞着花枪在山神庙前刺死陆虞侯，此时大雪横飞，林教头豹眼圆睁恰似一团火球。那个仰拍的镜头，让人感到复仇后的酣畅淋漓。
第二个画面是“宋江三败高太尉”一节中，林冲得知梁山兄弟捉住高俅，提一口单刀直奔聚义厅，要了断高俅老儿的性命以雪前仇，却不想被拦在城门下，悲愤交加的林冲一口热血喷薄而出，顿时昏倒在城门之下。那个俯拍的镜头，让人感到的是无尽压抑。
对于王衍芳杀人案，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压抑。而王衍芳无论是在法庭上还是在杀人现场，他所表现出来的却似乎是一种酣畅淋漓的快感。
108条好汉上梁山的起因、动机、条件都不相同，但有一条是相同的，那就是“官逼民反”，而林冲的上梁山最能说明“被逼”这贯穿全书的主题。林冲原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受人敬重，生活富裕，有个美满的小家庭。他本无造反之心，然而高俅百般陷害，逼得他不得不走上反抗的道路。林冲由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到逼上梁山的故事，是“官逼民反”的最典型例子。
林冲是好汉，我们不能不佩服，他杀坏人时我们跟着一起感受某种快感。但是，对于本案中杀死两位前任领导的王衍芳，我们却不能把他跟林冲对等起来。因为林冲是无辜被高俅陷害而逼上梁山，而王衍芳却是因为自己赌博和行为不检点等原因被辞退，尽管从他个人的感受上是受到了单位领导的不公正待遇。但是，良知告诉我们，王衍芳把自己的人生糟糕境遇完全归咎于领导所逼并杀害两位前领导，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道义上，都应该受到审判和谴责。
在庭审之后，我多次仔细翻阅王衍芳杀人卷宗，直到今天，我才在字里行间发现两个令人可怕的字：复仇。王衍芳在被单位开除之后整整8年时间里，他处心积虑地想到和实施的只有这两个字。那么，是什么让王衍芳会如此毅然决然地用8年时间实施他的复仇计划呢？
比起林冲的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来，王衍芳的来历也算不错。王衍芳1954年10月7日生于辽宁沈阳市，198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北京大学的本科生应该比现在的博士生要吃香得多。
王衍芳毕业后作为高材生进入北京市化工局科研处工作，1982年调到北京东方化工厂研究所。之后，王衍芳与在医院工作的妻子结婚，并生下一个有残疾的女儿。为了照顾家庭，1984年王衍芳调入北京市建筑工程研究院担任研究员。5年之后，根据国家有关政策，他们又生了第二个女儿。
大女儿的残疾是带给刚刚组成家庭的王衍芳的第一个打击，但是，年轻的王衍芳很快走出阴影振作起来，因为这个家庭需要他来支撑。他把精力投入在工作之中，加上他沉默寡言待人仗义，受到单位同事和领导的好评。很快，王衍芳就成为令人羡慕的工程师，在同龄人中，王衍芳是毫无疑问的佼佼者。
王衍芳人生的第二个打击是1991年。这一年，建筑工程研究院成立了一个涂料课题研究小组，一位姓陈的大姐担任课题组组长，王衍芳是组员。课题研究小组成立不久，研究院陆院长突然把王衍芳叫到办公室里问：“你是不是把单位的设备和涂料配方卖了？”
“没有啊，您这是从哪里听来的小道消息啊！”王衍芳以为陆院长跟他开玩笑。
“有人向院里反映，说是你卖了设备和涂料配方，你还不承认吗？”陆院长非常严肃。
“胡说八道，哪个王八蛋在打我的小报告？你们当领导的凭什么不查清楚就相信别人的陷害？”脾气倔强的王衍芳认为自己没有卖配方，自然不承认这种诬陷。这次与陆院长的谈话不欢而散。
回到家里，王衍芳越想越不对劲，他想来想去，觉得打小报告的就是平时对自己不怎么好的陈大姐，现在又是自己的组长，一气之下，王衍芳第二天就从课题小组撤了出来。在之后3个月时间里，院里对王衍芳偷卖设备和涂料配方的事情进行了审查，但最后却没有作出任何结论，只好不了了之。王衍芳为此闷闷不乐，觉得领导在有意整他，他跟领导的关系也慢慢疏远起来。对于工作，王衍芳再也不那么上心，在一些朋友的带动下，他慢慢迷恋上了打牌赌博，甚至上班时间也瞒着领导溜出去找人玩麻将，随着赌瘾的养成，王衍芳逐渐将工作荒废。这些事情反映到领导那里，更加加剧了领导对他的不满。
第三个打击在1992年随之而至。这一年研究院里分房子，按当时的房屋分配原则，单位可以将职工的福利住房卖给个人。但在这次单位房屋改革中，研究院因为王衍芳卖设备和涂料配方的事情一直没有结论，加上此后他赌博耽误工作，单位就没有将福利房卖给他。直到院里其他人的房子都已经办理了买卖手续，王衍芳才知道事情的真相。王衍芳没有从自己的缺点找原因，反而认为是领导在有意整他，他觉得单位的决定就是领导说了算，是陆院长从中作梗。由此，他忌恨上了陆院长。
第四个打击是1993年那个寒冷的冬天。为了能够照顾自己患病的母亲，孝顺的王衍芳把母亲在崇文区的房子与同事换了房，王衍芳当时考虑两个便利，一是换到了自己的住房附近可以照顾母亲，二是同事的房子有暖气，能够让母亲过个暖和冬天。但是，正当王衍芳的母亲住进那间小平房之后，房子里的暖气却莫明其妙地被停了。王衍芳非常恼火，认为是陆院长下令给停的，他只好找到院里的米书记，但米书记表示不知道这件事情。王衍芳一气之下又找到上级主管部门反映情况，但是，折腾了一圈儿之后仍然没有解决暖气问题。此时已经是12月的隆冬，王衍芳只好将被冻了很久的母亲送到大哥那里。没想到，母亲刚到大哥那里就大病一场，之后经过医治之后，命虽然保住了，母亲却从此一病不起，差点变成了植物人。王衍芳觉得，母亲之所以生病就是因为院里给停了暖气造成的，由此，他更加痛恨陆院长、米书记了。
此后，王衍芳多次找上级领导反映此事，最终通了暖气，也帮助其他十几户都装上了暖气，街坊邻居都沾了他的光，但经过这么一番折腾，领导们对王衍芳更不满意了。
接踵而至的是第五个打击，这个打击对王衍芳来说才是真正致命的。1995年院里成立了装饰研究所，王衍芳因为学化工出身，正好专业对口，被分配到装饰研究所。面对生活日益窘迫，他一度产生了洗心革面的想法，并向领导发誓“再赌就剁一只手”。但不久，王衍芳的保证便落了空。
研究院是国家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因此，单位里的工程师需完成科研成果、专利、发表学术文章等软指标，或者达到一定收入的硬指标，但这些王衍芳都做不到。1996年研究院改制，由院长聘任中层干部，中层干部聘任职工，当时因为王衍芳的赌博和领导关系的僵化，已经没有科室愿意接收他。按照研究院当时的规定，凡无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人员，均由研究院下属的发展中心接收，1997年，王衍芳与发展中心签订了一年期的劳动合同。该中心规定，每位职工每年需要完成3万元的盈利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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