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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 作者:[土]奥尔罕·帕慕克-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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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乐于防止他们太依赖迷信——不仅因为私底下对我们来说很合适，还因为我们国家的命运取决于此。我祖母若发现某个电工跑去祈祷，就连我也看得出这与他没把小小的修理工作干完无关，而是跟妨碍“我们国家进步”的“传统与习惯”有关。
土耳其国父的忠实信徒控制媒体，他们将戴黑头巾的妇女和拨弄念珠、满脸胡子的守旧派当做嘲笑对象，学校为纪念共和国革命烈士举办典礼，这一切都提醒着我，这个民族国家属于我们，而不属于穷人信众，他们的虔诚把我们这些人跟他们一起拖垮。但与我们家的数学和工程狂热者们感觉一致，我跟自己说，我们的控制权并非取决于我们的财富，而取决于我们现代而西化的眼光。因此，我瞧不起跟我们一样有钱却不西化的家庭。这些区别后来站不住脚，因为土耳其的民主较为成熟的时候，有钱的乡下人开始涌入伊斯坦布尔，将自己引见给“社会”。那时我父亲和伯父生意失败，损失惨重，使我们不得不难堪地被不喜欢现世主义或对西方文化一无所知的人远远超过。如果教育让我们有资格享用财富与特权，那该如何解释这些虔诚的暴发户？（当时我对有教养的苏菲信仰、梅拉那教派 或者伟大的波斯遗产仍一无所知。）我只知道，被左派人士斥为“富农”的新富阶级持有的观点无异于我们的司机和厨子。如果伊斯坦布尔西化的中产阶级支持过去四十年来的军事干预，从未竭力反对军事介入政治，那不是因为担心左派分子起义反叛（土耳其左派分子从来不曾强大得足以取得此一功绩），反倒是，精英对军事的宽容是出于担心哪一天下层阶级和暴发户联合起来，从各省蜂拥而来，打着宗教旗号消灭中产阶级西化的生活方式。但假如我再继续讨论军事政变和政治伊斯兰（这跟一般认为的伊斯兰没什么关系），便可能破坏本书隐藏的对称性。
我发觉宗教的本质是内疚。小时候因为对不时出现在我想像中的白头巾尊贵女士不够敬畏，且不够信仰，而使我感到内疚。跟信仰她的人保持距离，也使我内疚。但是——正如同我全心拥抱我经常逃入的幻想世界——我尽我童稚的力量对这种内疚表示欢迎，肯定我的不安能深化我的灵魂，增长我的才智，为我的生命带来色彩。至于住在伊斯坦布尔另一栋房子里的另一个快乐的奥尔罕，在我的想像中，宗教并未对他造成任何不安。每当厌倦了宗教内疚感，我便想找到这个奥尔罕，知道他不会浪费时间想这些事，宁可去看电影。
尽管如此，我的童年并非从未降服于宗教的指示。小学最后一年有个老师，如今在我记忆中既讨人厌而且独裁，尽管当时的我只要看见她便快乐无比。她对我笑时，我如醉如痴，但只要她眉毛一扬，也能使我肝肠寸断。这位年长、白发、愠怒的女人向我们讲述“宗教之美”时无视信念、恐惧和谦卑等难题，反倒决定把宗教视为理性主义者的功利主义。据她的说法，先知穆罕默德认为斋戒的重要性不只为了磨练人的意志，也为了增进健康。好几个世纪以来，敌视宗教之美的西方女人仍享用健康的斋戒之乐。祈祷加快你的脉搏，好比体操，使你保持警觉。在我们这个时代，不计其数的日本机关和工厂内，吹响哨子表示暂停工作，每个人做五分钟运动，颇像回教徒停下来做五分钟祷告。她那理性主义的伊斯兰，肯定了我内心小小的实证主义者对信念和自制的隐秘渴望，于是斋月期间的某一天，我决定也要斋戒。
虽然我是在老师的影响下做这件事，我却没有告诉她。当告诉母亲时，我看见她虽诧异，却很高兴，还有些担心。她是“以防万一”而信神的人，即便如此，斋戒在她看来也是落后的人才做的事。我并未跟父亲或哥哥提起这件事。甚至在我进行首次斋戒之前，我对信仰的渴求即已变质，成为最好加以保密的耻辱。我熟知家人微妙、多疑、嘲弄的阶级看法，知道他们可能说什么，因此我进行斋戒，没让任何人察觉或轻拍我的背说“干得好”。或许母亲应当跟我说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毫无斋戒的义务，可反倒为我准备了我最喜爱的东西——麻花和凤尾鱼烤面包——等着我斋戒结束。她一定程度上乐于看到这么小的男孩对神表示敬畏，但她的眼神又说明，她已担心这是否显示某种自毁性情很可能决定我一辈子心灵受难。
20宗教（4）
我家对宗教的矛盾心理在“祭牲节”上最为明显。就像所有的穆斯林有钱人家，我们买一头公羊，养在帕慕克公寓后方的小庭院中，直到节庆的第一天，街坊的屠夫过来宰杀它。不同于土耳其漫画书中那个有颗用黄金打造的心的小英雄，希望公羊能幸免于难，我不很喜欢羊，因此每回见到在劫难逃的公羊在庭院中嬉戏，我并未为之心碎，甚至庆幸不久就能铲除这只丑陋、蠢笨、腥臭的动物。不过我却记得我们的做法使我良心不安：把羊肉分给穷人之后，我们自己则坐下来享受家庭盛宴，畅饮我们的宗教严禁的啤酒，享受从肉贩子那儿买的肉，因为我们嫌新鲜祭肉味道太腥。仪式重点在于用动物取代小孩作为祭品，证明我们与上天的关系，借以摆脱我们的内疚。由此可见，我们这样吃肉商的好肉取代我们献祭的动物，有理由感到更加内疚。
我们家在缄默中忍受着比这类事情更令人不安的疑虑。我在伊斯坦布尔的许多西化、现世主义的有钱人家看见的心灵空虚，都反映在这些缄默中。人人公开谈论数学、学校的好成绩、足球，热热闹闹，但他们却与基本的存在问题格斗——爱，怜悯，宗教，生命的意义，妒忌，憎恨——颤抖而迷惘，痛苦而孤单。他们点燃一支烟，专心听电台播放的音乐，一语不发地重返内心世界。我为表达对神的秘密之爱而进行的斋戒，也大致出自同一种心理。由于冬天日落得早，我不觉得是在挨饿。即便如此，吃着我母亲为我准备的餐点（凤尾鱼、蛋黄酱和鱼子沙拉，与传统的斋月饮食大不相同），我仍感到快乐而平静。但我的快乐跟敬神的关系不大，而是单纯对自己成功地通过考验感到满意。吃饱后，我去库纳克电影院看了一场好莱坞电影，把整件事忘得一干二净。此后我再也无心斋戒。
虽然我不像我所希望的那般信神，部分的我仍希望神如果像人们所说的无所不知，以她的聪明，应当明白我何以无法信仰——并因此而原谅我。只要不四处宣传我没有信仰，或旁征博引地攻击信仰，神就会了解，减轻我为我的缺乏信仰所承受的内疚与煎熬，或至少不过分把心思放在我这样的小孩身上。
我最恐惧的不是神，而是过度信仰她的那些人。虔诚者的愚昧——他们的判断力永远无法与神相比——神不容许，而他们的全心爱慕，则是令我害怕的第二件事情。多年来，我心头一直怀着恐惧，有一天，我会因为“跟他们不一样”而受到惩罚，这种恐惧比我在我的左派青年期间阅读的所有政治理论给我的冲击要大得多。想不到的是，后来我发现我那些现世主义、半信神半西化的伊斯坦布尔同胞们，很少有人跟我有同样的内疚感。但我喜欢想像他们在一场后，躺在病床上，从未履行宗教职责、始终对虔敬者不屑一顾的人，开始对神心领神会。
中学时有个同学有足够的勇气拒斥此种心领神会。他是个调皮捣蛋的男孩，出身于靠经营致富的富豪家庭，他在他家位于博斯普鲁斯沿岸山丘上的大花园里骑马，还曾代表土耳其参加国际马术竞赛。我们有回下课聊到形而上学，就像小孩子有时做的那样，他见我恐惧得发抖，于是仰头看天，喊道：“神如果存在，就让它把我击毙吧！”接着他以某种令我震惊的自信，加上一句：“可是你看，我还活着呢。”我因自己缺乏这样的勇气而感到惭愧，也对自己暗中认为他说得没错而感到内疚。尽管心中惶惑，却挺高兴，虽然我也不很清楚原因。
满十二岁之后，我的兴趣——和内疚——以性为主，甚于宗教，不再考虑信仰之心和归属之心之间无法估量的矛盾关系。似乎从那时候起，痛苦不在远离神，而在远离我周围每个人，远离城市的集体精神。虽然如此，每当在人群中、在船上、在桥上跟某个披白头巾的老妇人迎面相遇，我仍不寒而栗。
21富人（1）
1960年代中期，母亲每个礼拜天早上都去报摊买一份《晚报》。跟我们每天看的报纸不一样，这份报纸不送到我们家。父亲知道母亲为了阅读以笔名GülPeri（“玫瑰—女神”）匿名发表的社会八卦专栏“你听说了吗？”而亲自去买《晚报》，一有机会就取笑她。从他的嘲笑中我了解到，对社会八卦感兴趣是个性软弱的表征，等于无视于记者躲在笔名后头发泄对“有钱人”（包括我们交往的或希望自己成为的那些人）的怨气，编造有关他们的谎言。就算不是谎言，这些本领不佳而引来社会专栏关注的有钱人，过的也不是模范生活。然而，这些洞见却阻止不了我父亲去阅读这些专栏，并予以采信：
可怜的玛登西！她在别别喀的房子遭了小偷，却似乎没有人知道丢了什么。让我们拭目以待，看警方能否解开这个谜。
摩妲罗去年夏天没去海里游泳——都是因为她摘除了扁桃腺——今年夏天她在库鲁色斯梅岛玩得很愉快——尽管我们听说她仍有点烦躁。我们就别问原因吧……
伊琶去了！这位伊斯坦布尔名流看起来从没如此快乐过。不知她高兴的是什么？是不是她身边那位时髦男士？
莎莉耶以往在布约克卡达，但现在她抛弃了我们，回到她那位于卡普里的。毕竟那儿离巴黎近多了哪！我们听说她将举办几次展览。这么说，她何时才让我们看她的雕塑？
伊斯坦布尔的名流遭毒眼迫害！经常出现在本专栏的许多达官贵人都病倒了，紧急送医手术。最新的坏消息来自深受哀悼的埃斯雷夫，他家位于恰姆勒加，古儿苏在这儿的月光派对度过美好的时光……
“所以古儿苏也摘掉了扁桃腺吧？”母亲说道。
“她先把脸上的肉球摘掉会好一些。”父亲戏谑地说道。
有些名流被指名道姓，有些则不，但从他们一来一往的对答当中，我推断我的父母亲认识这些人，他们对母亲而言之所以有趣，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有钱。母亲羡慕他们，同时却又对他们的财富不以为然，这从她时而说他们“上了报”的谴责看得出来。母亲的看法并不特别，当时的伊斯坦布尔人大都强烈认为有钱人不应在大庭广众下摆阔。
他们甚至公然说出来，却不是呼吁谦卑，也不是想避免自傲——两者皆未表达出新教徒的工作伦理——而仅仅是出于对政府的恐惧。几个世纪以来，执政的奥斯曼帕夏把其他的有钱人——大半本身就是拥有权势的帕夏——视为眼中钉，利用任何借口杀害他们，没收其财产。至于在帝国最后几个世纪里贷款给政府的犹太人，以及在商场和工艺界功成名就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他们都沉痛地记得二战期间被课征惩罚性的财富税，进而被没收了土地与工厂，还有1955年9月5、6日的动乱期间遭掠夺焚烧的商店。
因此，如今涌入伊斯坦布尔的安那托利亚大地主以及第二代企业家，颇有炫耀财富的胆量。很自然，依然恐惧政府的人或我们这些由于无能以至于拥有的财富未能超过一代的人，认为这种胆略不仅愚蠢且庸俗。有个第二代企业家，当今土耳其第二富有的家族家长萨班哲，因他的讲究排场、古怪见解和违反习俗的行径而遭人讪笑（尽管没有哪家报社写过这些，惟恐广告收入流失），但他粗野的勇气使他效法美国煤炭大王弗里克，让自己的家成为1990年代伊斯坦布尔最优秀的私人博物馆。
虽然如此，我童年时代的伊斯坦布尔富人们内心的种种焦虑并非毫无根据，他们的谨慎亦非毫不明智。政府当局对每一种生产形式依然虎视眈眈，而若想真正致富就非得跟政客打交道不可，因此大家都认为即使“善意的”有钱人也有不清白的过去。在祖父的钱财用光之后，父亲不得不为土耳其另一大企业家族的家长科克工作多年。就算拿上司的乡下口音或他的笨儿子的知识缺陷开玩笑，父亲仍不情愿，气愤时他会说，这家人在二战期间发的财，与国内当时必须忍受的饥荒和排队购粮大有关系。
21富人（2）
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我未曾将伊斯坦布尔的有钱人看做其聪明才智的受惠者，而认为他们是老早抓住时机贿赂政府当局发了横财的人。到1990年代，对政府的恐惧稍稍平息，我估计他们大半快速致富，毕生致力于隐藏财富，同时企图使他们的社会声望合法化。由于致富无须运用知识，这些人对书本、阅读或下棋毫无兴趣。这与精英主义的奥斯曼时期迥然不同，当时出身卑微的人若想步步高升、发财、当上帕夏，仅能凭借教育。共和国初年，随着苏菲僧侣道堂的关闭，对宗教文献的否定，字母的改革以及主动转向欧洲文化，想通过教育提升自己已不可能。
新富阶级恐惧政府（事出有因），这些胆怯的家族想提升自己惟有一个方式，那就是显示自己比实际上更欧化。因此他们去欧洲买衣服、旅行箱和最新的电器用品（从榨汁机到电动刮胡刀等一切产品）以自娱，为这些排场感到自豪。有时某个古老的伊斯坦布尔家族经营某项企业，又一次发了财（如我姨妈的好友，某位知名专栏作家兼报人），但他们已获取教训：即使未触犯任何法律，未触犯任何官员，没有任何理由恐惧政府，变卖一切、搬到伦敦一间普通公寓也是常有的事。不是盯着对面邻居的墙壁，就是盯着难以理解的英国电视，然而由于某些他们无法说明的理由，他们仍觉得这是更上一层楼，胜过未必舒适的、俯瞰博斯普鲁斯的伊斯坦布尔公寓。而对西方的渴望往往产生《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故事：有钱人家雇保姆教孩子外语，结果男主人却与保姆私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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