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 作者:[土]奥尔罕·帕慕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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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美腿跨出窗沿），却都无济于事。但每当她说“你爸就可以把别的女人娶回家了！”我想像中的新妈妈人选不是她一时愤怒下冲口说出名字的女人之一，而是那位苍白、丰满、好心、困惑的保姆。
　　由于这些戏都在同一个小舞台上演，而且因为（我后来猜想每个真实的家庭都是这样）我们几乎总是讲同样的事情，吃同样的东西，即使争执也能够死气沉沉（日常生活是幸福的源泉、保证，也是坟墓！），因此我开始对这些突然的消失表示欢迎，借以免除可怕的无聊之咒。跟母亲的镜子一样，这些消失是有趣、令人迷惑的毒花，为我打开通往另一个世界的路。它们带我进入一个黑暗之地，使我记起自己，并使我恢复我曾试着遗忘的孤独，因此我没为这些消失浪费什么眼泪。
　　这些口角大多在餐桌上开始。然而后来，在父亲的“1959”里吵起架来更是方便，因为要让交战双方从一辆快速移动的车子里抽身而出，比要他们离开餐桌难度更高。有时我们展开一场计划了好几天的开车旅行，或只是沿博斯普鲁斯海岸行驶，离开家门不出几分钟便会爆发口角。这时哥哥和我便打起赌来：过第一座桥或是过第一个之后，父亲会突然刹车，把车掉头，然后（像个怒气冲冲的船长把船货运回原产地）把我们送回家，自己再开车去别处。
　　早年有一回争吵，由于具有某种诗意的庄严，而对我们产生了深刻影响。某天傍晚在我们位于黑贝里亚达的别庄吃晚饭时，父母两人都离开了饭桌（我喜欢这件事发生，因为这意味着我可以希望怎么吃就怎么吃，用不着听从母亲制定的规矩）。哥哥跟我坐在餐桌前盯着我们的餐盘好一会儿，听我们的父母在顶楼冲着彼此叫喊，而后，几乎是出于本能，我们也上楼加入他们。（就像几乎是出于本能，我发现自己开了这个括弧，表明我根本不愿回想这件往事。）我母亲见我们想加入这场混战，便把我们赶到隔壁房间，关上门。房间虽暗，却有一道强光透过两扇毛玻璃大门的新艺术图案直射进来。哥哥和我隔着明亮的玻璃，注视我们父母的影子互相走近又分开，再次走向前碰彼此，怒吼时合成一个影子。这出皮影戏时而失去控制，使布幕（毛玻璃）微微颤动——就像我们去卡拉格兹皮影剧场的时候——一切都以黑白影像进行。
　　09另一栋房子：奇哈格（1）
　　有时爸爸和妈妈会一块儿消失。因此在1957年冬，我哥哥被送往两层楼上方的姑妈和姑父家住一阵子。至于我——另一个姑妈某日傍晚来到尼尚塔石，把我带往她位于奇哈格的家里。她极力确保我不难过——我们一坐进车里（一辆“1956雪佛兰”，在1960年代的伊斯坦布尔很受欢迎）她就说：“我已经叫塞丁今晚带酸乳酪给你。”我记得我对酸乳酪毫无兴趣，倒是对他们有个车夫兴味盎然。当我们抵达他们的公寓大楼（是我祖父盖的楼房，后来我将住进楼里的一间公寓），我发现既没有电梯也没有暖气，而且公寓很小，使我大感失望。
　　更糟的是，隔天我闷闷不乐地想让自己习惯新家，却再一次被吓得六神无主：在我穿着睡衣像个备受娇宠的好孩子被安顿去睡午觉之后，我跟在家的时候一样呼唤女仆：“阿敏娥，过来抱我起来，帮我穿衣服！”得来的却是严厉的指责。或许正因为如此，待在那儿的期间，我尽量表现得比实际年龄成熟，而且有点装腔作势。某晚，我跟姑妈、姑父拉多（诗人兼出版人，出版过梅林的影印本）和我十二岁的表哥梅米特一道吃晚饭，而当我那令人不安的分身正从挂在墙上的白框复制相中低头凝视之时，我随便提到首相阿德南·曼德勒斯是我的伯父。我说的话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受到尊重，餐桌上每个人都笑了起来，这使我觉得深受委屈。因为我真的相信首相就是我伯父。
　　但是我只在心中某个加密的角落相信这件事。我伯父欧兹罕和首相阿德南两人的名字都是五个字母，结尾两个字母一样；首相才刚去美国，而我伯父住在美国多年；我天天看见他们的照片（首相刊在报上，伯父的照片则遍布我祖母的），而且某些照片里的他们看起来非常相像——错觉在我心中扎根并不奇怪。日后，我对这种心理机制的觉悟未能使我免于其他许多似是而非的信念、想法、偏见和审美偏好。比方说，我真心相信两个人名字相似个性也必相似，一个陌生词汇（无论是语或外语）在词义上必然跟拼法接近的词汇相似，一个有酒窝的女子，必然有着我过去认识的有酒窝的另一女子身上具有的某种气质，所有的胖子都一样，所有的穷人都属于某个我一无所知的团体，豌豆和巴西之间必然有某种联系——不仅因为土耳其语的巴西叫Brezilya，而豌豆叫bezelye，还因为巴西国旗看起来就像上面有颗大豌豆：我看过许多美国人也把土耳其和火鸡之间设想成具有某种关联。至今我心中仍把伯父和首相串联在一起，此种联系一旦确立，便难以截断，因此当我想到我曾在餐厅看见某个远房亲戚吃着菠菜炒蛋（童年时代的一大乐事是，无论去城里哪个地方，都能跟亲戚与熟人不期而遇），我内心有一部分相信这位亲戚在半个世纪之后，仍在同一家餐厅吃菠菜炒蛋。
　　借幻想抚慰并美化生活的才能，在这间我不受重视且没有归属感的屋子里对我很有用，过不久我便展开大胆的新试验。每天早上，表哥去德国中学上学后，我便把他那些又大又厚又美的书（我想是布鲁克豪斯版的百科全书）翻开一本，坐在桌前，抄下一行行文字。由于不懂德文，更谈不上阅读，我是不解其意地做这件事，可说是把面前的文章描画下来。我画下每一行每一句的确切图像。在完成某个含有难写的哥特字母（g或k）的字之后，我会跟细密画家将一棵大梧桐的数千片叶子一片片画下来之后所做的一样，让眼睛休息：透过公寓楼房之间的缝隙、空地和通向大海的街道，注视往来于博斯普鲁斯海上的船只。
　　我在奇哈格（我们家在财产逐渐减少之际也将搬来此地）首先知道伊斯坦布尔不是众多千篇一律的墙内生活——对左邻右舍的婚丧喜庆毫不过问的公寓丛林——而是由邻里组成的群岛，人人相互认识。我从窗户向外看时，不仅看见博斯普鲁斯以及在熟悉的航道上缓缓移动的船只，也看见房屋之间的花园、尚未拆毁的老宅、在老宅倾颓的墙间玩耍的孩子。正如面向博斯普鲁斯的许多房子一样，楼房前面有条陡峭崎岖的卵石巷，一路通往大海。在下雪的黄昏里，我跟姑妈和表哥站在窗边，与街坊邻居们一同眺望喧闹欢乐的孩子们乘坐雪橇、椅子和木板从这条巷子滑下去。
　　09另一栋房子：奇哈格（2）
　　土耳其电影业——当时每年出产七百部电影，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印度——的大本营位于贝尤鲁的耶希尔街，仅十分钟路程。由于演员多住奇哈格，因此此区到处可见在他们拍的每部戏中反复扮演同一角色的“大叔”以及疲倦而浓妆的“阿姨”。当孩子们认出只在那些并不稀罕的电影中看到的演员（例如奥兹总是扮演又老又肥的玩牌高手，专门诱拐年轻无知的女佣），便在街上追赶纠缠他们。在陡巷顶端，雨天时，汽车在潮湿的卵石路面上打滑；卡车则得费劲爬上去；晴天时，一辆面包车突然出现，演员、灯光师和“摄制组”蜂拥而出，十分钟拍完爱情场面后，又飘然而去。多年后，我碰巧在电视上看见其中一部黑白片，才发现影片的真正主题不是前景中的风流韵事，而是在远处闪烁的博斯普鲁斯。
　　透过奇哈格公寓楼房之间的缝隙眺望博斯普鲁斯时，我对街坊生活另有所知：必有某个大本营（往往是某家商店）汇集、诠释并评估街谈巷议。在奇哈格，这个大本营位于我们公寓楼房底层的杂货店。老板笠哥是希腊人（像住在楼上公寓里的多数人家），若想跟他买任何东西，你只需从顶楼垂下篮子，然后往底下高喊你要买的东西。后来我们家搬进同一栋楼房，母亲觉得每回买面包或鸡蛋就得朝楼下店老板大喊大叫很失体面，情愿把订单写在纸上，放在一个比左邻右舍用的篮子漂亮得多的篮筐里送下去。姑妈调皮的儿子打开窗户时，通常是为了把口水吐在奋力爬上巷顶的车子顶上，或把钉子与巧妙系在绳子上的爆竹扔下去。直到现在，每当我从高处的窗户往外看街道，仍不免想知道朝行人吐口水的滋味。
　　我的姑父拉多早年尝试成为诗人，可希望落空，后来做杂志，当编辑。我住他那里时，他正在编当时最受欢迎的周刊《生活》，但五岁的我对此或对姑父结交的许多后来影响了我对伊斯坦布尔的看法的诗人与作家不感兴趣。他的朋友圈包括雅哈亚、坦皮纳和突格库。突格库创作了情节夸张、狄更斯式的儿童故事，生动而鲜明地描写了贫民区街头生活的情景。让五岁的我感到兴奋的，反而是姑父出版的、在我识字后当礼物送我的几百本童书——《天方夜谭》节略本、《猎鹰兄弟》系列、《发现与发明百科全书》。
　　姑妈每星期带我回一次尼尚塔石看我哥哥，他会跟我说他在帕慕克公寓有多快活，早餐吃凤尾鱼，晚上嬉笑玩耍，参加我非常想念的家庭活动：跟伯父踢足球，周日搭伯父的“道奇”去博斯普鲁斯兜风，收听和我们最喜爱的广播剧。他尽可能言过其实地详述这一切。而后塞夫凯特会说：“别走，从今以后你该待在这里。”
　　该回奇哈格时，总是和哥哥难分难舍，甚至不愿向公寓锁起的悲伤之门道别。有一回我想回避离去的时刻，死命抱住门厅里的散热器，大家试着扳开我的手，我哭得更大声。虽然我为此感到难为情，却久久赖着不走——我觉得自己像书里的主人公，紧紧抱住悬崖边的孤枝。
　　或许因为我依恋这屋子？五十年后，我确实回到同一栋楼房。但屋里的房间或屋内美好的事物于我都无关紧要。那时就像现在，家是我内心世界的中心——无论乐观地说，还是消极地说，都是一种逃避的工具。我不去学习正视眼前的困难，无论是父母的争执、父亲的破产、我们家永无休止的财产纷争或是我们日渐减少的财富，而是以心理游戏来自娱，在其中转换注意力，欺骗自己，完全忘掉困扰我的事情，或是让自己笼罩在神秘之雾中。
　　我们可将此种混乱、朦胧的状态称为忧伤，或者叫它的土耳其名称“呼愁”；这是某种集体而非个人的忧伤。“呼愁”不提供清晰，而是遮蔽现实，它带给我们安慰，柔化景色，就像冬日里的茶壶冒出蒸气时凝结在窗上的水珠。蒙上雾气的窗子使我感到“呼愁”，我依然喜欢起身走向这样的窗户，用指尖在窗上写字。当我在布满水汽的窗上写字画图时，我内心的“呼愁”便消散而去，心情得以放松；在我写完画完后，我可以用手背抹去一切，望向窗外。但景色本身只能引发它自己的“呼愁”。是该对伊斯坦布尔城注定背负的这种感觉有更进一步了解的时候了。
　　10“呼愁”（1）
　　“呼愁”一词，土耳其语的“忧伤”，有个阿拉伯根源：它出现在《古兰经》时（两次写作“huzn”，三次作“hazen”），词义与当代土耳其词汇并无不同。先知穆罕默德指他妻子哈蒂洁和伯父塔里涌两人过世的那年为“Senetül　hüzn”，即“忧伤之年”，证明这词是用来表达心灵深处的失落感。但如果说“呼愁”起先的词义是指失落及伴随而来的心痛与悲伤，我自己所读的书却指出，伊斯兰历史在接下来几百年间有一小条哲学断层线逐渐形成。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看见两个迥然不同的“呼愁”出现，各自唤起某种独特的哲学传统。
　　根据第一个传统，当我们对世俗享乐和物质利益投注过多时，便体验到所谓“呼愁”：其含义是“你若未对这无常人世如此投入，你若是善良诚实的回教徒，便不会如此在意世间的失落”。第二个传统出自苏菲神秘主义思想，为“呼愁”一词以及失落与悲伤的生命定位提供一种较积极、较悲悯的认识。对苏菲派来说；“呼愁”是因为不够靠近真主阿拉因为在这世上为阿拉做的事不够而感受到的精神苦闷。真正的苏菲信徒不关注死亡之类的凡俗之事，更不用说身外之物：由于与真主阿拉永远不够接近、对阿拉领悟得永远不够深刻，使他倍感哀痛、空虚、欠缺。此外，给他带来痛苦的，不是“呼愁”的存在，而是它的不存在。他由于未能体验“呼愁”而感知到它的存在；他受苦，是因为他受的苦不够。遵照此一逻辑，得以断定“呼愁”深受伊斯兰文化推崇。
　　假如过去两百年来“呼愁”是伊斯坦布尔文化、诗歌和日常生活的核心所在，肯定部分是因为我们以它为荣。但若要了解“呼愁”过去一百年来的意义，若想传达其经久不衰的力量，便不能只提苏菲传统带给这词的荣耀。若想表达近百年来“呼愁”对伊斯坦布尔音乐的精神影响，了解“呼愁”何以主宰现代诗歌的基调及其象征意义，何以跟古典诗歌的伟大象征一样，遭人滥用甚至误用，若想了解“呼愁”作为文化概念重要问题所表达的世俗失败、疲沓懈怠和心灵煎熬，便不能只去理解这个词的历史以及我们附加的荣耀。若欲传达伊斯坦布尔让儿时的我感受到的强烈“呼愁”感，则必须描述奥斯曼帝国毁灭之后的城市历史，以及——这点尤其重要——此一历史如何反映在这城市的“美丽”风光及其人民身上。伊斯坦布尔的“呼愁”不仅是由音乐和诗歌唤起的情绪，也是一种看待我们共同生命的方式；不仅是一种精神境界，也是一种思想状态，最后既肯定亦否定人生。
　　要探索这词的多重含义，我们得回头看一些思想家，他们不将“呼愁”视为一种诗学概念或获得真主恩宠的状态，而是视为一种疾病。根据金迪的说法；“呼愁”不仅是关于丧失或死去亲人，亦是关于其他的精神磨难，像是愤怒、爱、怨恨和莫须有的恐惧。（医师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