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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士大夫的悲哀-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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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反政府的起义举事，秀才总是把个人的退路先找好，然后跟在大众后面起哄，没有勇气站在队伍前列抵挡刀枪剑戟，如此畏首畏尾的人难得有什么号召力。二是秀才心胸狭隘，不能容物，不能团结有共同志向的同盟军。没有群体的力量作后盾，一个人再聪明再有能力也孤掌难鸣，顾此失彼。三是秀才好喧哗取闹，喊得多动得少，大敌当前时总是用大言不惭的口号鼓动别人向前冲，自己则缩头缩脑地站在队伍后面最安全的地方。如果已方得胜则挤到前面自我表功，声称自己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一旦露出败象就率先脚底抹油走人，事后再把过错推给别人，诡称失败的原因是某某人不按他的〃计谋〃行事。这里说的秀才就是指士大夫。
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里的白衣秀士王伦就是秀才造反的一个典范代表。他被贪官逼得走途无路时，只好上梁山打家劫舍。但他没有容纳英雄豪杰的胸怀，对上梁山投奔他的人，如果被认为能力高于他就一概拒绝接纳。因此他的实力一直得不到壮大，只能东晃一枪西射一箭地小打小闹，对官军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随时都有被官军和其他〃山大王〃吞没的危险。末了一位能力高于他的部下林冲在忍无可忍之余一刀把他砍死，梁山才开始兴旺起来。
蒙古帝国统治中国期间，元政府依职业性质，把帝国人民划分为十个等级。一向在中国传统社会最受尊敬的儒家知识分子士大夫被列为第九等，比儒家所最卑视的娼妓都不如，仅只稍稍胜过乞丐。在蒙古人眼中，士大夫是彻头彻尾的寄生虫，对国家社会没有任何价值。因为在蒙古故土的沙漠地区，每一个人，包括妇女儿童，都要从事生产劳动，在他们知识领域内，实在想不通世界上还有专门读书和专门做官的这种行业。基于这个成见，元政府取消了科举制度，也不准蒙古人读中国书，尤其不准读儒书。
科举制度和儒书是士大夫的命根子，没有这两样东西，他们就失去了活命发迹的本钱，不但不能升官发财，连勉强活下去都很困难。无论是从民族尊严还是个人出路士大夫都应率先揭杆而起反抗蒙古统治者；但基于上述的原因，他们没有〃犯上作乱〃，而是卑躬屈膝地作蒙古人驯服的奴隶，连妻子女儿被蒙古人糟蹋也忍气吞声，实在忍受不了时就在背地里小声发上两句连自己都听不清的牢骚。蒙古帝国末期，汉民族向蒙古人发动了复仇式的攻击，变民领袖都是平民，不是盐贩布商就是教主算命先生，没有一个是士大夫，说明士大夫爱国的言论多于爱国的行动，即令有行动，也没有影响力。
士大夫不团结的劣根性在今天的知识分子身上仍有很深的烙印。在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人际关系都相当紧张。在一个没有胸怀，没有包容性，没有全局观念，互不买帐，好口舌之争，自认为老子最聪明最清醒的群体里，人与人之间要能相处得好才是怪事，结果人人都活得很累，
皓首穷经，变节求官，官性大于人性，〃官本位〃价值观深入骨髓。
清王朝的天才作家吴敬梓写了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力作《儒林外史》，对士大夫阶级作了一幅全方位的画像。吴敬梓笔下的士大夫是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为了科举考试死啃儒书，一头埋在故纸堆里不问世事，甚至于连妻子儿女也不闻不问。只要没有考中举人进士，就是胡子拖到膝盖也抱着儒书伊呀呤哦。除了四书五经和八股文外，他们什么也不干，养家糊口好象与他们无干，不惜让柔弱的妻子去操劳只有男人才能胜任的体力活。由于一门心思应付科举的缘故，他们的人格或多或少有点变态，对亲属的感情极为淡漠，连儿子饿死在堂也不肯放下儒书。一朝科考得中，长期被压抑的人性如山洪溃堤，以至丑态百出，做出许多荒唐可笑的闹剧。如穷秀才范进直到五十多岁才中了举人，接到喜报时竟欢喜得发了疯，披头散发跑到大街上大喊〃中了！〃〃中了！〃象范进这样的儒生在当时的社会远不止他一人。《儒林外史》虽是一部小说，虚构的情节在所难免，但却是整个士大夫阶层的真实写照。
士大夫倾毕生精力应付科举考试，终极目的是为了当官，官帽子才是他们全部神经的敏感区域。为了当官升官，他们可以把儒家学派的全部道德信条抛到一边，干出诸般低三下四卑躬屈膝卖友求荣的勾当。什么〃温、良、恭、谦、让〃，什么〃礼、义、廉、耻、信〃，如果不能有助于升官晋级就去他妈的，所有的价值标准都得围绕着官帽子打转。前些时我无意看到一篇小说，写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公务员为了升官，竟别出心裁地去挖自家的祖坟，得到两件明清时期的仿古花瓶，然后连夜抱着这两个花瓶去行贿爱好古董收藏的上司，说明今天的知识分子血液中仍遗留着传统士大夫的余毒，对国家民族的振兴有着极大的负面影响。看完这篇小说后，我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悲哀：苦难的民族，你身上的包袱竟如此地沉重，可本世纪你得轻装上阵啊！
〃官本位〃价值观是中华文明最丑陋的部分。官本位价值观的形成是士大夫有意培植的结果，因为他们的全部工作就是读书做官，读书只是手段，做官才是目的，没有做官的读书在士大夫眼中只有傻子才干。正因为士大夫是专门做官的阶级，他们就把官职的高低作为衡量一切社会价值的尺度。官大的才高德高，官小的才小德少，无官的则无才无德。商人挣的钱再多，如果不能买顶官帽子，你的身份仍是一个平民，一个输得精光的小官僚也可在你面前颐指气使。你在科学上作出了重大的发明，哪怕国家的富强全仰仗你的发明，但如果政府不给你一顶象样的官帽子，人们照样不把你当回事。你贪污受贿弄得民怨沸腾，但如果你把搜括所得来贿赂上司并因此升官，昨天骂你的人照样说你有板眼；你一肩明月两袖清风，上司因从你身上得不到好处而罢你的官，昨天称道你的人一转眼就会说你没用。结果鱼肉百姓祸国秧民的小人众星捧月；为民请命忧国忧民的君子折戟沉沙。在士大夫还没有成气候的春秋时期，屈原爱国遭贬，悲愤之余抱石沉江，当地百姓还争先恐后划着龙舟去救他；这样的场面在宋王朝以后不可能再出现了，除了至爱亲朋外，谁会去救一个丢官自杀的人呢。
中国的〃官本位〃价值观还表现在对人的称呼上。在西方，人们对总统照样直呼其名，大不了在姓氏后面冠以标明姓别的〃先生〃〃女士〃二字。如果你称布什先生为〃布什总统〃，布什不但感受不到尊敬相反可能感受到揶瑜。在中国就不同了，一个人无论当了多么小的官，你都得用职位来称呼他，直呼其名则是最大的不礼貌。即使是你朝夕相处的同学蜜友，直呼其名也只能在对方没当官之时。一旦有一方当了官，哪怕只是〃股长〃级小得不能再小的官，你的称呼马上得改口，如果你怕对方尴尬而直呼其名，你们的关系就要从此大打折扣。这点在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当了官的若是你的战友工友，你直呼其名也许不会出问题；但当了官的若是你的知识分子朋友，你直呼其名肯定要出问题。
（三）
士大夫在纪元前一世纪的西汉王朝开始出现在政坛，那时朝庭为了增加政府的新血轮，仿效战国时代〃招贤〃办法，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人士。政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群，遂逐渐形成一个新兴的士大夫阶层。到了东汉时期，朝庭再仿效西汉王朝，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茂才〃〃孝廉〃人士，于是政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即士大夫人数更形增加，并终于凝聚成为一股力量。但士大夫最终成为控制政府的势力，则在唐王朝科举制度确立之后。唐王朝以前，士大夫步入政坛全靠贵族的恩赐，如果贵族不推荐，他们就是再有学问和德行也是柱然。因此士大夫对贵族多少有点感恩戴德，施政时不可能不看恩主（贵族）的脸色行事，不可能形成独立于贵族之外的政治势力，不可能不受贵族的影响左右朝政，更不可能控制政府。科举制度确立之后，士大夫通过公平竟争性考试谋得官职，自认为他们的官职是靠自己的学问挣来的，不是贵族恩赐的，因此也不用对贵族报知遇之恩；相反还认为贵族的显赫地位是靠祖宗福荫或裙带关系，贵族自己则是不学无术的庸才，不象士大夫一样有真才实学，于是很有点从心底瞧不起。这样，他们在政府不但不用看贵族的脸色，还故意和贵族抗衡对着干，中唐时期的〃朋党之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宋王朝虽然积弱不振，但却是士大夫的乐园。宋王朝社会异于唐王朝社会的是，门弟世家消灭。唐王朝末期和五代十国时代，那些跟盗匪没有区别的所谓政府军队和将领，往往屠杀门弟世家，以夺取他们的财产，尊贵的门弟已失去有效的保护。同时，长期劳力缺乏，土地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以供养大批寄生分子，尊贵的世家也不得不被迫星散。宋王朝对封爵贵族也同样严格防范，亲王、附马都没有实权。所以国家统治阶层全由士大夫充当。士大夫不但掌握了全部政权，而且掌握了全部的军权，因为赵姓皇帝为了防止〃陈桥式兵变〃，剥夺了武将的军权，改由文官统率军队。宋王朝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非进士出身不能担任宰相部长级高级官员，你的出身再高贵，哪怕是皇亲国戚也要受士大夫的领导。于是士大夫对政府有绝对的控制权，在社会上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士大夫在宋王朝如鱼得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言论自由的王朝（这种自由仅限于官僚），士大夫对他的言论所负的责任很轻。朝庭允许任何高级官员随时可以向皇帝提出意见，或随时对宰相以下提出批评抨击，这对于以写文章为主要学问的士大夫确然是一个好制度，使他们舞文弄墨的英雄伎俩有了用武之地。士大夫本应利用这种宽松环境来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和人权法案，但他们所受的儒家教育窒息了他们的灵性。他们不但没有利用这个有利制度来促使中国政治现代化，相反随时随地对任何进步改革和他们所不知道的事物发表反对的言论，目的不在于把自己的意见付诸实施，只是希望他的文章能在皇帝心目中留下良好的印象。于是再小再无聊的事都会引起激烈的争论。
元帝国是士大夫的坟墓，蒙古政府取消了科举制度，士大夫失去了作官的机会，在帝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从最尊贵的阶层一下子跌入到社会的最底层，连他们一向瞧不起的贩夫走卒都可在他们面前表现优越感。因为这些人的社会地位比他们高。在蒙古政府为帝国人民划分的社会等级中，士大夫屈居第九位，连娼妓也比他们高一个等级。在蒙古人心目中，娼妓能够创造财富，是自食其力的劳动阶级；而
士大夫则是全靠他人养活的彻头彻尾的寄生虫，这对于在荒凉苦寒的沙漠地带成长起来的以劳动为美德的强悍民族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尤其让蒙古人瞧不起的是：这个自以为高贵尊严的群体在淫威暴力的压制下居然能够出奇地忍辱负重，谁也没有拿起武器造反，向执政府讨回尊严，这样的群体真是一个理想的奴役对象，不去虐待他们那才叫天理不容。无独有偶，二十世纪中期，知识分子也被划分为第九种人，还在前面加了一个〃臭〃字，简称为〃臭老九〃。臭老九不但不能当官，还被大批赶进牛棚，白天从事养猪掏粪等他们一向所不耻的最低贱的体力劳动，晚上则被他们一向羞于与之为伍的〃泥腿子〃批斗（从精神上百般凌辱）。值得一提的是：臭老九最大的反抗行动是自杀。
明清时期的士大夫有地位但没有尊严，而失去尊严的人地位再高也是柱然。但士大夫并不在乎这些，只要能给他官做，人性的尊严可以暂时搁置一边，为了尊严而失去官位在他们眼中才叫天大的傻事。明王朝的士大夫为了升官晋爵，竟然挖空心思给皇帝配春药和争先恐后向宦官谄媚。在清帝国各级政府，汉人官员（士大夫）见了满人官员都要下跪。会议的时候，满人官员昂然上座，汉人官员长跪在他们的身边，满洲人不开恩叫他们起来，士大夫不敢起来。有时满洲人谈的高兴，忘记开恩，年老的士大夫跪的太久，竟然仆倒在地。但士大夫只要能够当官如故，跪着办公并不认为是一件不能忍受的待遇。士大夫不但没有尊严，还没有任何自由，言论和行动自由都没有。朱元璋得天下后，士大夫连不当官的权利也被取消，一直受社会尊敬的〃隐士〃与大奸大恶的罪犯一样被处极刑。如果你想辞官不干（士大夫很少干这事），李仕鲁则是典范，他在金銮殿上表示坚决辞职，朱元璋认为看不起他这个皇帝，看不起皇帝的人就只有死路一条，并且是很悲惨地死去。
本文的标题是《士大夫的悲哀》，但主题则是〃知识分子的悲哀〃。文章最初就是定的这个标题，但因害怕招来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普遍敌视，才改为现在的标题。读者可以看到，我在文中一直努力回避〃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但仍不可避免地经常提到它。好在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是一个近义词，我的初衷读者应该体会得到。我在论述知识分子的悲哀时，并不是从整体上否认知识分子群体，也不承认其它的社会群体都比知识分子优越，就象《丑陋的美国人》这本书并不说明美国是世界上最差的国家一样。我在文中只论述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不能因此断定知识分子身上就没有可取的优势。事实上知识分子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如有学问，自制力强，有较高的道德情操，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头脑较为清醒，不容易被愚弄等等。这些不是本文论述的范围，本文的初衷是忠实地暴露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使知识分子能够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弱点，并进而战胜这些弱点，使自己的能力和德行有更高的超越，真正成为社会最优秀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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