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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台湾远流版)-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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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二者对贫苦人民的照拂,却前者超乎后者。所以国家富强、人民康乐,以全国生产毛额的多寡为第一要务。「人均」收入提高,「分配」是次一步,也是并不太重要的次一步。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农业社会中全民都在饥饿线上的讲法。中国大陆过去三十年中的许多问题,都是孔夫子这句在二十世纪并不实用的话所引起来的。孔子反对法治,因为法可以使「民免而无耻」。其实他老人家所反对只是朴素的「刑法」。
   孔子又提倡礼教,认为一切社会行为要「以礼节之」;个人修身也「不如好礼」。礼事实上则是与朴素的「民法」相关之一环。孔子生在农业经济时代,一切以不成文法的「礼」来「调节」,就足够了。在一个复杂的工商业社会里,法治就不可避免了。
   所以在一个中产阶级主政的国家,与生产发展并驾齐驱的则是衣食足(经济)、礼义兴(教育文化),接着才有法治和民主。
   可是「城市中产阶级」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反动派制造出来和无产阶级对抗的。相反的,它是由于经济发展,把无产阶级逐渐提升上去的。今日家庭收入超过一般知识分子的美国产业工人(industrial workers),早已不是无产阶级他们是不折不扣的中产阶级的劳动者,也是美国反共的主力军。
   近三十年来「城市中产阶级」在亚洲「四条小龙」中的崛起,也是笔者这一批海外学人所亲眼见到的。不算什么稀罕。
   结论:没有求证的假设
   所以我们祖国大陆「落后」的主要问题无他,缺少一个自发自励的中产阶级故也。然则大陆上能否步台、港、南韩、新加坡后尘,扶植起一个「城市中产阶级」呢?
   不愿在中国扶植一个「中产阶级」,我们这个「秦制度」有没有他途可循呢?这两点便是笔者拙文中,不愿乱作结论的大胆假设了。
   关于前一点,国中领导阶层本有意为之,但行起来至为不易。须知大陆这个自商鞅而下一脉相承的中央绝对集权的「秦制度」,至毛泽东主席治下已登峰造极。这一制度原为锄灭中产阶级,打击工商发展而设计的。现在怎可摇身一变,于旦夕之间就成为振兴工业,扶植中产阶级的保母呢?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安有善果?
   中产阶级的初期工业化的必要条件是减少管制、大幅开放美国当年所谓「最好的政府,就是最不管事的政府」是也。中国这个铁桶一般的「秦制度」,管人及于床笫之私,它何时才能开放到容忍中产阶级崛起的程度?吾人不知也。大幅开放与灭退管制(de…control or de…centralize),其以九七后之香港为试点乎?否则那个烫手山芋如何掌握?
   但是截至目前为止,中国当轴似尚无丝毫意图,来变更那个「以吏为师」的「秦制度」老传统。在这个老框框里,能否搞出个工业化、现代化来脱胎换骨,吾为中华民族创造历史的智慧,馨香以祝之。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八日脱稿于纽约
   一九八七年在西安「周秦汉唐史学研讨会」宣读之论文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五十二卷第二期
   五、中国郡县起源考(附跋)
   兼论封建社会之蜕变
   斯文曾由顾师颉刚函嘱送交《文史杂志》发表。嗣以离渝匆匆,遂辱所命。兹检行箧,复得旧稿,烽烟无定恐复失之,用付刊末,亦自珍其帚云尔。
   我国地方政治的郡县实二级制。自秦代实行以来,以至今日的地方政治制度仍不脱其范畴。至于郡县制之创立也,后人咸谓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或有推源到战国以前,谓即已见其端倪者,是皆史有可征,前贤论之审矣。然于郡县之何以形成则鲜有论及者。吾人敢断言郡县制度之成立也,断非由于一二先知先觉的政治理论家事先立说创制于前,然后始有郡县者。换言之,则郡县之起源势必由于人类社会生活逐渐演变之结果,今试就其演变之程序一申论之。
   农业社会初期的人与地
   窃以封建社会之形成与夫郡县制度之确立,其必发生于土地私有观念产生之后盖可断言,盖人类既逐渐脱离游牧生活而进化至农业社会则土地始渐被重视。然方其始也,黄河流域沃野千里,而人口稀少,伹须稍加垦殖则所在皆为良田。任何部族酋长皆可择其最肥沃最至阔之土地率其人民耕之。至于划成井田亦自无不可,且由于土地之边际价值(marginal value)过低,人之对于土地亦不会生私有观念。各部落划地而耕彼此间无利害冲突。虽有强者亦毋须侵夺弱者土地。即或有恃强凌弱者,而被压迫者亦可迁而去之不必与之抗争。好在生存空间不发生问题;人民只要不过分懈惰则乐岁终身饱,凶年得免于死亡。
   且看「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其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以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史记·周本纪》)古公固然是不好多事的长者,然他所以敢如是慷慨者,主要的原因还是有岐下可迁。不求闻达于当世,一样可以自耕自食,无求于人。
   土地既不会生问题,则当时部落间竞争的主要对象不在「地」而在「民」。谁能拥有大量民众,谁就能称雄当世;谁就能富甲天下。古公长者,他看穿了「民之在我与在彼何异」,而一般野心家的酋长则要努力抓得大批民众为自己部属。然当时既无国籍限制,人民又无若何笨重的不动产,耕地所在皆是,因之他们可随心所欲,任意迁徙,对于所隶部族亦无若何束缚,可去可留。如有酋长不得人民欢心,则其部属便可相率逃去。所以古公至岐下而「豳人举国复扶老携幼,尽归古公于岐下。」(见同上)薰育莫如之何。更有甚者,「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同上)是皆可想像出来,谅非史迁臆说。因之当时部落酋长绝不敢开罪民众,相反地他为着吸取民众,反要取悦人民,因之乃有所谓「仁政」兴焉。谁能行「仁政」得到人民好感,谁就能口碑载道远近来归,谁就可富强起来。此遗风至战国时犹未全泯,粱惠王的心理便是如此。他问孟子说:「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梁惠王上》)他这是在利用「仁政」为争取民众的手段呢!
   再看「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孔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亦似重有忧者。」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礼记·檀弓》)可见在春秋时期,「去」迁徙的问题还甚简单,主要的还是以政治为转移。
   以故上古部落酋长,唯一自谋发展势力之道便是争取民众,而「仁政」便是争取民众的手段。部落间的竞争,也只有竞行仁政。谁行得最有成效,拥众最多,谁就可以为天子。且看三代后人,皆能说出一套他祖先如何「行仁政」的历史来。至后来子孙不肖得意忘形,失去了人民好感,因之其部属又相率亡去,其势力遂日益式微,结果由另一位仁政行得最得法的酋长,取而代之。故周武王伐纣,初会孟津时,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直至「纣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史记·周本纪》)众叛亲离部下逃得差不多了,于是武王一举而灭商国,代为天子。
   故行仁政是农业社会初期政治的特色。那时代才是真正的民本主义的社会,人民有绝对自由的生活,绝对自由的意志,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各自为着他的快乐生活而操作;他们无求于人也无害于人。可想见当朝暾初上,荷锄头,唱山歌,是怎样的一个自由快乐的世界,那确是真正值得我们怀念的原始社会。流传所及,到后来儒家感世道陵夷生灵涂炭,未免益增思古之幽情,于是一开口便是尧、舜、三代,崇先圣而薄后王,尽量地恭维前人,使他们成了理想化的人物,而想复兴三代之盛。可见他们未能了解人类经济生活发展的程序,未能把握住时代,结果奔波一生也只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聊以尽心焉而巳。难道后王的本质上,就比先王坏?试看战国时宣传仁政最力的大师孟轲亦何尝不受诸侯的热烈的欢迎;然他的仁政终究行不通。老实说,至战国,「行仁政」的时代早成过去,其结果是「天下莫不与之」,或者是因此而被邻国侵灭,却大有怀疑的必要。
   土地私有与封建
   可是后来生殖日繁,耕种技术亦随之进步,由粗浅的自然播种进而发明耒;由人耕进化至牛耕。土地大量的被利用,荒地日少。因之土地的使用渐渐地感觉不自由。人民各择沃土以居,最后虽荒山大泽亦渐被利用,谁能捷足先登据有一块沃壤,简直是天之骄子。至后来虽求得一块瘦瘠亦属不易。因之人民乃据土地为不动产之一而安土重迁了。土地渐渐地感觉不敷分配,兼以地形的限制,井田制之不能再实行,亦是意料中事。
   至是但有土地便不愁没人耕种,因之野心的酋长们所愁的不是寡民而是国小。彼此间争夺对象转移至土地上去。国家遂由以人民为主体一变而以土地为主体矣。国君也就是部落酋长,为着扩张国土,不惜剥夺人民的自由以配合他开疆拓土的野心;暴虐无道的更不惜奴役人民以供一己淫乐。盖已无需乎再取欢民众,而人民虽稍感苛政的虐待,亦不敢轻言迁徙了。自是以后遂不复再有仁政矣。
   因之土地乃渐渐地变为私有。小而言之人民私有,大而言之国君私有。土地私有的观念既成立,真正的封建制度乃继之以起。跋扈的野心家乃思侵夺他人土地以实一己私囊;或划地以封功臣亲戚,役其地人民为农奴。至周初时,己届成熟时期,周武王乃集封建之大成。《苟子·儒效篇》说:「周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太史公估计姬姓诸侯有五十五人(《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考其封土所在地,多在王畿附近的沃壤。其封异姓诸侯泰半属于不得已,其有古圣先王之后者如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殷之后于宋……等。史说是「武王追慰先圣王」,实则不过是一种弭谤用的文过饰非的手段而已。其外便是同平天下立有汗马功劳的功臣亦不得不封。然异姓诸侯所封多在边围,甚或指定某一块未经征服的土地,开一个空头支票封予之,令其自己去经营,如封齐便说:「五侯九伯,女实征之。」(《诗经·齐风》)任其自己去发展。召公姡е庥谘嘁嗍侨绱恕V劣诤罄吹那卦蚋挥盟盗恕V苋宋炙穑酵醵ㄊ倍郧叵骞担骸溉治薜狼侄嵛裔嶂兀啬芄ブ鹑郑从衅涞亍!褂胧姆饩糁#ā妒芳恰で乇炯汀罚┖罄辞匚墓鹑郑焓罩苡嗝裼兄5刂疗纾远字堋K墙允嵌懒Ψ⒄苟党纱蠊摹
   其另外一种异姓诸侯,即是本有其国,实力亦相当强大,周人鞭长莫及,奈何他不得,只得就其地加封之,如楚如越皆是也。天子赐楚侯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史记·楚世家》)楚地千里,周武王是无奈他何的。
   周之前可以想见,所有部族皆各自独立,不过以商国较强大戴为共主。其余仍各王其国,周武王伐纣犹称商国,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皆迎于郊,固无所谓王畿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诗·小雅·北山》)是武王荡平天下以后事。周武王既把天下土地率数征服,然后重新分配给自己子孙及少数功臣亲戚,不用说那会于孟津同举大义的八百诸侯皆遭了走狗之烹。他荡平了天下诸侯,才开始大规模的封建起来。盖封建演变至是已达成熟时期,而周武王正是应运而生的跋扈英雄。他的底定天下实行大规模地封建,与秦始皇之统一天下大规模地实行郡县制同样地是一个划时代举动。他与秦始皇可说是前后媲美的两位野心家,他们是同样的自私与跋扈。可是他的子孙毕竟蒙惠不浅。世世不绝的对他们祖先歌颂不已。七庙之中文武二庙永世是神圣的。把他恭维成理想中的标准圣人,以故数百年后的儒家亦为其宣传所蒙蔽,竟以文武与尧舜同列。其实以儒家的道德观来衡量,则他与秦始皇是同样的罪人。虽然在民族发展史上他们是据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封建的渣滓县
   周武王既削平诸侯,据天下土地为己有,当然他可任意的宰割,于是他除划出一部最上乘的土地作为王畿外;余下的率以封人,但为防诸侯的尾大不掉,封地既不能过大,又不愿多封异姓。再者为防「不能与老兵同列」的争执,资望不足者又不能滥封。结果可封之地多而有资格受封者少,因之有许多地方既非王畿又无适当的人可封。则这些待封之地暂时是悬而未决。且看当时的河东丘陵地唐,即是悬而末决者之一。盖唐形势险要逼近王畿。在当时既无适当人选可以封唐,倒不如悬之为愈,至成王即位始封与胞弟叔虞。然则在小弱弟未受封以前,则唐不能为无政府状态。势必有人暂时负责治理其地。这种既经征服之地,将封予谁,尚是悬而未决,故曰「悬之」。是当即「悬」之起源。这在周初不过是一时受封者无适当人选,暂时悬之,终必封人,是一时权宜之计耳;演变至后世,遂成为定制,而「悬」遂为政治上的抽象名词了。
   ◎「县」字释义
   考我国用作地方政治的区划的抽象名词,其字形皆从邑。如「邦」「郡」「都」「乡」「鄙」「郊」「郭」「邻」……皆从邑为形声字。古者谓城曰邑,甲骨卜辞记有「王作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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