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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台湾远流版)-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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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阶段和文化反挑战
不过，抓住现阶段的主题实非容易。在西方文化向我国挑战的过程之中，「民主自由」这一项远在清末便是我国各种「改革」或「革命」运动中主要的口号之一。但是它却始终没有变成任何阶段的「主题」。因为在以前任何阶段，事实上我国尚没有完成此项课题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条件。所以这一项口号我们喊了数十年，至今日始成为现阶段的主题。这也说明它是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最难的一项课题。在其他各项课题逐一完成之后，始轮到它有变成「主题」的机会。事实上，其他各项课题之完成，原亦是使它变成主题的先决条件。
再者，在现阶段现有的主题之外，我们实在找不出什么「副题」来。所以现阶段的「民主自由运动」的内容极为单纯；阵线亦极为明朗。「五四」时代拥护「德先生」的人群复杂极了。大家同床异梦，但是却打了相同的招牌，结果上了共产党「统战」的圈套。这种现象现在是没有了。正因为它目标单纯，阵线明朗，所以它没有足为下一阶段主题的副题参杂其间。因此现阶段的「民主自由运动」，实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最后阶段。中国民族文化如能通过这一关，那便是中国现代化运动之彻底完成。到那时我们民族的新文化便可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各方面对西方文化作一个通盘的反挑战。彼之所长我悉有之；彼之政治经济各方面之矛盾，我均可调和而化除之。夫如是，则我民族以六万万人口之众，居富强安定之大国，以政治民主、经济平等、人身自由之最完满之新制度出现于世界，其时我们纵不愿为保持世界和平之盟主及人类进化之领袖，恐亦不可得矣。
不过目前这一关实在是我民族文化生死存亡之枢纽。斯拉夫、日耳曼、拉丁诸民族都在这一关之前殭了下去。我们能否平安过关，便看今后十几年中，我民族在台湾实验之结果。言念及此，不禁心向往之。
*原载于《海外论坛》一九六〇年一月创刊号及二月号
注释：
① 本段末句为新增，以使全文主旨更为明确。
② 此处所指「民族国家」已非十九世纪流行于欧洲的nation·state，而是以不能分割的文化族群而言。民国初年孙文做临时大总统时，就反对当时流行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概念。因为「汉」本来就不是个单纯的族名；「满」所包括的也十分雍杂；「蒙」根本就代表黄种人全体；「藏」与「汉」也难解难分；「回」是教名，尤与种族无关。所以中山主张中国应采取美国民族大熔炉的模式，而统称为「中华民族」，语见《文言本三民主义》，重印于一九六六年，台湾国防研究院印行的《国父全集》，页一八〇～一八四。中山这一主张，无疑是最合乎历史潮流的。吾人试看今日美国所谓「欧裔美籍公民」（Asian Americans）和「欧联」（European Union或EuroPean monwealth）等等概念的发展，便知道：今后将是个民族逐渐混合的世界，而不是民族愈分愈细的世界。中共今日所发生的少数民族的问题，而为海外所诟病的道理，便是它在建国之初，在概念上，无视于有远见的中山遗教之故也。中共这种落伍而糊涂的概念，如不设法逐渐改变，问题可能会愈来愈严重也。
③ 见中山原著《建国方略》，第八章，重印于《国父全集》，页一二。
④ 本篇所论之第一阶段，是从同治中兴开始，当然我们更可推前至鸦片战争时期也。
⑤ 参见注③，页九四一。
二、中国国家转型论提纲
在海外教授文史数十年。单在大学本科所授的史学课程便有「世界通史」、「世界文化史」、「亚洲史」、「中国通史」、「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史」等十余种之多。在教学期中，个人对美日各时期所用各种教科书，总嫌其不合己意。有时竟随教随评之纵是近年所用最权威的著作《剑桥中国史》，亦无例外。这种既教之、复批之的论学方式，在科举考试中，可能就构成「骂题」之谬说。但为学若有主见，不愿人云亦云，实自觉亦无可厚非也。加以学生以及知友，亦每多好之者，这往往就是鼓励了。以致乐此不疲者数十年。因此在教学过程中，纵是全校必修科如「世界通史」、「世界文化史」，校中当权派虽强力干扰，务期统一教学，余亦每以补注方式，增抒己见。虽每犯众怒，而终不盲从也。至于自授各课，讲义则多自编：「教科书」就是附庸了。如此数十年，初不意讲义及所编之参考史料，装于纸箱中竟亦高与身齐也。
前年自海外教学岗位自动申请退休之后，海内外华裔学界及新闻媒体中之老友，每每邀请参加学术会议，或为时论索稿，乃自从校中搬回家中之英文旧讲稿及积存史料中，编译之以应宠召。初则偶一为之，不意为时既久，听众与读者之间，颇不乏同调。各方口询、函嘱，鼓励尤多。因此使一得之愚，颇思废物利用，将数十年积稿，稍加分类回译，列出系统，以就教于学术界之同行，及一般严肃的听众与读者。
笔者不敏，学无专长，加以流落异域数十年，打工啖饭，颠沛流离，一言难尽。然正因身历艰难而幸免于浩劫，对祖国这一谜团，终未忘情，总思对所见兴亡，有所领悟。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因对数十年之所学，与殚精竭虑之思考，亦不敢过分妄自菲薄。以故在退休之后，尚思对旧稿稍作董理古人有《日知录》、有《二十二史札记》等名作之遗规；笔者愚拙，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也。
近年在整理旧稿中，对中国国体「转型论」，亦数十年未尝忘怀的主题之一也。忆青少年期尝随顾颉刚师治商周史，对「中国封建之蜕变」即有专篇，独抒己见而推研之；曾扩充至十余万言。除以部分为中央大学学士论文之外，余篇则拟为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之基础也其时笔者曾考入中大历史所为研究生。
不幸此一研究计画为战火所毁。积稿除〈中国郡县起源考·兼论封建社会之蜕变〉一篇之外，余稿泰半遗失；研究所亦未读成。《郡县考》一文嗣曾发表于「安徽学院」（今合肥安大前身）之学报《世界月刊》第一期（一九四四）。一九七一年复承宋晞教授之介绍在台北「中国文化学院」所发行之《史学汇刊》中重刊之。
战后笔者赴美留学，转攻欧美史。中国封建史之探讨遂中辍。然对青少年期之所习，兴趣固未减也。因此其后对美洲印第安人历史之研读，总以我国三代史（夏商周）与之互比。以后竟至坚信，不读印第安人在美洲之历史，便无法真正了解我国夏商周之古代史也。甚矣比较史学之不可废也。
美洲印第安民族之历史，曾对马克思（包括恩格斯）主义历史学派理论之形成有其决定性之影响，而其影响之发生为时较晚，「教拳容易，改拳难」，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亦有其致命之冲击。盖吾人如细读美洲红人史，尤其是近在目前，在十八、九世纪仍有明显迹象可循之北美各部落之社会发展史，则一览可知，所谓「封建社会」实直接自「部落社会」转型而来，与「奴隶社会」并无太多之直接关系也。
盖「人类」原为「群居动物」之一种，其初民群居之「社会行为」，与群居动物如猴、狼、马、海狗，乃至鸿雁、黄蜂、蚂蚁均有相通之处。群居动物之「群」（herd）；即初民之「部落」（tribe）也。动物之群中必有长蜂有蜂王，蚁有蚁王。猴群、狼群、雁群，乃至野马、家马（如蒙古、新疆之马群），皆各有其主。领袖群伦，初不稍让。印第安人之部落，必有其「酋长」（chief）。我华裔老祖宗乃有尧、舜、禹、汤、三皇、五帝也。
群居动物之社会行为无进步。千百年（注意：非亿万年）初无变化。而「人为万物之灵」，其社会行为则有演变，有进化，有型态，乃至「转型」也。因此，人类社会发展史中之所谓「封建」（feudalism）者，实自「部落生活」（tribal life）直接演变而来，与「奴隶制」（slavery）无延续关系也。
群居动物从不相互奴役，而人类历史上之奴隶制，虽无族无之，然其规模大小，时间久暂，各族则有霄壤之别。盖奴隶源于部落战争。以俘虏为奴隶终系暂时现象。把奴隶制度化，形成国际间之「奴隶贩卖」（slave trade），而铸造出以奴工为生产重心的「奴隶社会」，究系反常现象，不可视为社会进化中之通例也。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北美洲印第安人之社会，均可反证之。详论另有钜著专书，拙篇且「提纲」一下，限于篇幅未能细析之也。
我国史中之封建制，实始于西周（公元前一一二二～前七七一），而盛于西周。至东周则开始变质，且引一段《汉书·地理志》，以窥其大略。〈地理志〉说：
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为附庸，盖千八百国。而太昊、黄帝之后，唐、虞侯伯犹存，帝王图籍相踵而可知。周室既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转相吞灭，数百年间，列国耗尽。至春秋时，尚有数十国，五伯迭兴，总其盟会。夷陵至于战国，天下分为七，合纵连衡，经数十年。秦遂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者矣。
《前汉书》的主要作者班固（卒于公元九十二年）是一位与耶稣同时的历史家，这番话虽大而化之，却很简单扼要。他说，在西周时期大小分为三等的五级封建小国大致有一千八百多个。经过大鱼吃小鱼，到春秋（前七七〇～前四七六）还剩数十个；到战国之末时（前四七五～前二二一）只剩七个。到始皇统一天下（公元前二二一年），他干脆「不立尺土之封」，把「封建制」完全废除，改中华政体为「郡县制」，以至于今日。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这段史实。
「封建制」和「郡县制」的基本区别在哪里呢？
最直截了当的答案，便是：在封建制下，那统治中国各地区的统治者（多时到一千八百个）都是世袭的封建主（分公侯伯子男五级）。他们属下的土地，大致都属国有。但是在郡县制之下，这些封建公侯被取消掉了，代替他们的则是一些省级和县级，有一定任期的官吏（政治学上叫做「文官制」，civil service）。同时全国土地，也化公有为私有，人民可以自由买卖，也就是搞农村市场经济，不搞「公社」了。
秦始皇这么一来，那就是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第一次大「转型」从封建制「转」到郡县制。
您别瞧这「转型」只牵涉到十二个字：「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政治社会的转型，是一转百转的。各项相关事物和制度的转型，例如日常家庭生活、婚丧制度、财产制度……都是激烈的、痛苦的。转变程序要历时数百年才能恢复安定。事实上为着这十二个字的转变，秦国实自公元前第四世纪中叶「商鞅变法」开始，一直到汉武帝与昭帝之间（公元前八十六年前后）才大致安定下来。前后「转」了二三百年之久！
自此这一秦汉模式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便一成不变地延续下来，直到蒋中正、毛泽东当政，基本上还是照旧。所以毛泽东说：「千载犹行秦法政。」这句话，大致是正确无讹的。
可是这一秦汉模式延续到清朝末叶「鸦片战争」时期（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就逐渐维持不下去了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我们的传统制度被迫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
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自一八四〇年开始，我们能在二〇四〇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过不尽了。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到那时「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们在喝采声中，就可以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了。
以上是笔者个人积数十年治学与教学的心得，对祖国历史，和国族的前景，所作的粗浅的认知和「大胆的假设」。要「小心的求证」起来，工程就浩大了。但笔者自青少年时代开始便对此一问题钻研未停，然思者一得，纵有若干自信，终难免也有自己的阿Q心情。因将此一假设，先以「提纲」方式提出以就正于方家，庶可与同道携手前进：深信吾道不孤也。
再者，近年因退休多暇，曾应好友宠召，自纽约开始，分访华府、波士顿、三藩市及祖国各地，以同一专题作公开讲演。承听众和媒体不弃，时有报导。美国华文《世界日报》及香港《动向》月刊的资深记者，均曾对笔者粗论，颇有综合性之介绍。捧读之下，欣知执笔作家所记者，实远较笔者自述为精简而扼要。内容一览可知，不像笔者自著之啰唆失当也。谨先斩后奏，斗胆将此篇附印于后，作为补增，庶使读者对拙见更易了解。亦是自己说不清而请友好代达之微意。尚恳大会专家不吝赐教也。
*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二日脱稿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九卷第三期。
三、外交学步与历史转型
我们对中国近现代目录学有兴趣的朋友们，大致都不会否认一个现象，那就是国人以汉文治国史最弱的一环，便是近代中国外交史。笔者本人甚至不知轻重大放厥辞的说过。若论在外交史上的成就，中文著作中，简直没一部可读之书。这虽是个人不学而又长个右派大嘴巴的胡言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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