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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台湾远流版)-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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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而触礁不起。全体船员(包括黎元洪)撤出之后,翌日始被巡弋日舰所毁。
   至于济远疑案,则至今不能解。济远在黄海之战时,战争未终,即全舰而返。济远归来如系「临阵脱逃」,则其管带方伯谦其后之被「正法」(砍头),实罪有应得。然该舰如系「力竭撤退」。则在那军中通讯被割,请命无由的情况之下,全舰而归,理应嘉奖呢!
   总之,方管带之死,军中哀之,洋员亦不服。敌军主帅亦感惊异,盖伯谦在丰岛之役,以一船敌三舰,表现至为优异也。大东沟之战,济远发炮过多,炮盘为之镕化,而方氏终遭「军前正法」者,显似李老总或小皇帝一怒使然。伯谦之死,是军中无法,未经过「公平审判」(fair trial)也。人主红笔一勾,小臣人头落地,中古干法也。以中古帝王办法,打现代国际战争,宜其全军尽墨也。在下落笔万言,未开一枪,私衷所欲阐明者,旨在斯乎?!
   刘步蟾战绩辉煌
   前节已言之,黄海一役,实际指挥作战之主帅刘步蟾也。步蟾接仗之初,麾下原有十舰。经四小时血战之后,我方有六舰或沉或毁或逃已如上述(另二舰平远、广丙未参战),然此六舰之损失实为器械窳劣所致,非主帅指挥错误有以致之也。以超勇、扬威、广甲各蚊船,置之两翼,置之排尾,其结果不会两样,则纵阵、横阵云乎哉?
   四个半小时之后,步蟾只剩四船定远、镇远、来远、靖远也。其时来远全船着火,梁柱皆曲,已不成船形,犹与敌舰炮战未已。
   定远、镇远二舰连续血战四小时有半。二舰共中重炮弹三百七十余发,遍体如麻。据日人统计,定远一舰独中轻重炮弹即不下两千发。盖血战自始至终,日方即以我二主力舰为攻击重心。二舰被摧,则我势必全军尽墨,毋待三月后之刘公岛也。
   定、镇二舰各长三百呎,于四小时内,各中敌炮千弹以上。如此则船内官兵承受如何,不难想象也。泰乐尔即两耳鼓被震破,终身重听。丁汝昌、刘步蟾耳鼓如何,吾人不知也。
   我两舰共有十二吋巨炮八尊。四小时中共发十二吋弹一百九十七枚。有十弹直接命中。不幸我舰无战场经验。每炮只有「爆炸弹」十五枚。其中一枚直接击中敌松岛旗舰,死敌八十余人,器械尽毁。伊东佑亨被迫另换旗舰。此十二吋爆炸弹威力可知。
   爆炸弹之外,我舰多的是「穿甲弹」,而敌舰无重甲。穿甲弹攻力虽猛,过猛反而无用。我有两穿甲弹直接击中敌舰「西京丸」。然两弹皆穿船而过,把西京丸凿了四孔,而全船无恙。
   我各舰小炮共发四百八十二弹。有五十八弹直接击中敌船。敌舰比叡号被我围攻,独中二十二弹,几被击沉。我一鱼雷亦尝直射敌船,不意此雷迫近敌舰时竟潜入船底之下,穿船而过。敌人全船大惊,然卒有惊无伤,亦我国运不清,战神捣鬼也。
   综计全战局,日人炮多而快命中率至百分之十五。我舰炮少而慢,然命中率,亦达百分之十。
   敌舰快捷如鲨鱼,要来便来,要走便走,要打便打;不打,我亦不能追击。然我主力舰则沉重如大海龟,任你捶打,也不会下沉。鲨鱼亦奈何不得。
   双方厮杀,难解难分。至下午五时半,我十二吋巨弹只剩下三枚,而伊东深恐天黑,我鱼雷艇逞凶,乃收队而逃。刘步瞻鼓浪追之数浬,速度不及,愈追愈远。乃收队而归。结束了这场黄海血战。
   读者贤达,您读毕上列诸节的真实故事,该知刘步蟾、丁汝昌并非饭桶。大清不亡,我军不败,实无天理,然非战之罪也。我辈臧否先烈先贤,可不忧哉?愿与贤明读者共勉之。
   *一九九四年九月三十日脱稿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傅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四期
   四、一百年后回看戊戌变法
   在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中,我们苦难的中国人民,承担了无数次大小「革命」,和两次大「变法」由康梁发动的「戊戌变法」,和由邓小平领导的「小平变法」。粗浅的说来,「革命」易而「变法」难也。盖革命者,革他人之命也。革他人之命则敌我分明、对象显著,而手段单纯。变法者,变自己之法也。变自己之法则对象不明、敌我难分,而手段千变万化也。毛泽东不言乎:「矛盾」有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之别也。敌我矛盾可以一枪了事;人民内部矛盾则抽刀断水,沾连不尽矣。「变法」者亦「人民内部的矛盾」之一种也。
   君不见戊戌之变时有新旧之争、帝后之争、母子之争,甚至婆媳之争。帝党中有后党;后党中亦有帝党。开衙门、关衙门,纠缠不尽?更不见,小平变法时,邓公小平既做光绪、又做慈禧;当了儿子、再当妈妈。重用胡(耀邦)赵(紫阳)、又逼走胡赵。力主「开放」、又要「坚持」;坚持坚不了、开放又放不出……,结果弄得圣母老太后,真烦死人也;也矛盾死人也麽哥!
   读者贤达:您以为在下有欠忠厚。不能替邓老分忧,还在一旁讲风凉话哉?非也。在目前,我们实在不知道老邓在搞些啥子。邓老本人固亦不尽知也。
   苏东坡不也说过?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苏子这话,并未说透。谈时政、评当朝;当局者固迷,旁观者亦未必清也。不信,到报摊上去翻翻,有几位大家名笔,不在自说自话,甚至瞎说胡扯?
   但是天下真有天不知、地不知的变法,非也。时间因素不够嘛!等它一百年。再回头看看,自会透明如水晶球。
   今且放下小平不谈;谈谈一百年前的康梁。
   首先看看「社会转型」说
   笔者落笔至此,适逢电视报导,当今世界上位列第二位的超级强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一枪未响、无声无臭的情况之下,寿终正寝。这真是人类文明八千年历史中从未有过的怪事和大事。怪不得《纽约时报》以跨栏的头条新闻报导刊载之。但这头条新闻,在读者眼光中却远没有同一天副版上,甘乃迪参议员的外甥史密斯少爷的强奸案之紧张刺激,读者如云。
   苏联,马克思主义之祖国也。苏帝死得如此窝囊,连累得马克思也显得脸上无光。相形之下,资本主义之父的(亚当)史密斯老先生却童颜鹤发、老而不死,神气活现起来。真的,那一度曾与成吉思汗同其威风的老马,现在居然虎落平阳,连甘乃廸的一个好色的小孙子也不如哉?在我们授世界史的教员看起来,此话言之过早也。
   马克思主义,至少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和其它主要学说一样,也有若干独到之处,不可一竿子打翻。马派史学家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分五个「阶段」前进的,而每一阶段则各有其不同的社会「型态」。在这五个阶段一个接着一个嬗递前进之时,两个阶段之间,前后两个型态的转换,就「必然」有个「转型期」。既然历史的发展和转型是个「必然」的程序,干嘛又要去「闹革命」、「搞阶级斗争」呢,马家的门徒说,闹革命、搞阶级斗争的目的,就是要缩短这个必然发生的「转型期」。这种转型现象如任其自然发展,时间可能拖得很长;甚至无限制拖下去。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便是根据这项学说的推理,认为长痛不如短痛。应该以暴力催生,使社会转型于旦夕之间,毕其功于一役。所以马列主义者都是「一次革命论者」。列宁如此,毛泽东更不必说了。
   当然这种马列主义的历史学毛病多着呢!各派史家,根据各民族的历史经验,对它加以批驳的,可说是汗牛充栋。笔者不学,亦尝追随群贤之末,根据我华族历史发展之经验撰文否定之。本篇不再重复。
   「转型期」是社会发展的「瓶颈」
   可是马派史学正和其它主要学说一样如汤恩比的「挑战反应」论、杜威的「实验主义」说,和二次大战后支配联合国主要政策的「经济发展」论等等不是「全对」 ,也不是「全错」。各该派的主要论断,在中国历史上都可找到「佐证」。史家对任何一派完全肯定(如大陆上早期对马列学说之绝对认可),或通盘否定,都是错误的。
   例如马派史学上的「型态」论,和「转型」说,即有其可取之处。我们反证了它史分五段的「绝对论」(absolutism)。但我们也无法否认,中国近三千年社会发展的程序里,也的确有过两大「转型期」。发生在古代的便是历时一百三十余年的「商鞅变法」;发生在现代的便是吾侪及身而见的自「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以后,历时一百五十余年的近代史阶段了。
   我国古代社会的「转型」,确是如马派史学所说的,那是我国社会发展内因演变的结果。转型是「自动」的。而我国近代社会的转型程序,则是如汤派史学所说的,那是外因「挑战」(challenge)的「反应」(response)。转型的程序是「被动」的。可是等到这「转型期」接近尾声时,朝野双方,不论黑猫白猫,又一切向「钱」看。大家都知道,经济「飞」不起来,则另一个「定型」便无法出现。今日台湾「蒋家政权」的模式已一去不返;而大陆上邓大人却在继续「垂帘听政」,还不是「钱」的关系?等到大陆上也能突破「开发中」(developing)的枷锁,而迈向「已开发」(developed)阶段。海峡两岸一国一制。我们的「转型期」就会正式结束。一个新的「定型」就会出现。这最后一段的发展,便是上述第三、四派史学的重点所在了不重实际效验、经济搞不上去,你得闭起鸟嘴,啥也没得好说的。回去搞你的独裁专制好也,搞到像斯大林那样的神气,还是不免要鞭尸亡国的。
   话说千遍,一语归宗。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变乱的性质便是两千年一遇的「社会转型」的现象。在历史的潮流里,「转型期」是个瓶颈,是个三峡。长江通过三峡是滩高水急、波翻浪滚、险象环生的。在这激流险滩中,摇橹荡舟、顺流而下的大小船夫舵手,风流人物,触礁灭顶,多的是可歌可泣和可悲可笑的故事……,可是船抵葛洲坝,你远看「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你就有心平气和,享有无恐惧自由之感了。因此在这转型期接近尾声的阶段,回看百年史实,便知一部「中国近代史」,实在是一部从中古东方式的社会型态,转向现代西方式的社会型态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史」,也可叫做「中国现代化运动史」吧!康梁师徒在这段历史潮流里所扮演的角色,便是上述三峡中的一叶扁舟里的两个小船夫。在急流险滩之间,风驰电掣,顺流而下,终于触礁沉没可泣可歌、可悲可笑,如此而已。
   且看「皇帝」的慢慢蜕变
   可是吾人今日及身而见的一百五十年的转型期中,我们的老旧的社会型态这个左翼史家一古脑称之为「半封建」的社会型态到今天还没有被完全「转」掉。就以「皇帝」这项制度来说吧!辛亥革命以后,我们虽然没有皇帝了,却多的是「变相皇帝」。朋友,您能说袁世凯、蒋中正、毛泽东三公不是「变相皇帝」吗?皇帝爷哪有他们三位的独裁权力啊!
   所以历史的事实己证明「一次革命论」这项理论是错误的。我们的「民国史」上,从洪宪「皇帝」起「转」了七十多年,才「转」出个李登辉「总统」来。因此我们在社会发展中「转型」的程序是十分复杂的,是迂回曲折,进三步退两步,左进右退,上进下退……,有时甚至是干脆立正、向后转,真是花样繁多但是从远景看来,向前发展的大方向是不变的;同时也是阶段分明的。
   大的阶段暂时不谈了,就看最近十年这段「小平变法」吧,它自七九年开始,一下便向前猛冲了八年。迨至胡耀邦被黜,开始煞车。及八九年「六四」,忽来个立正向后转,血流如注。这两年来,它既要继续开放、和平演变;又要反对和平演变。我们也看不出它怎样反对「和平演变」。跟毛泽东的「大跃进」相比,则毛是兔子,邓是乌龟了。但是历史也证明乌龟比兔子爬得快。中国发展的「大方向」还是向转型前进的。(参见拙作〈胡适的大方向和小框框〉)。
   「社会转型」需时数百年
   有人或嫌我们「转型」(也可说是「现代化」吧)太慢了一点。君不见日本转型,只需三五十年便可完工吗?其实日本转型是个例外(容后节细论之),其它民族社会转型,均需三两百年,始见肤功也。
   我国古代的商鞅变法自公元前三五〇年变起,至前二二一年始皇统一凡一百三十年,始搞出「秦法政」来(毛泽东语)。但是秦皇「任刑太过」(顾炎武语),再继续向前「转」进。又实验了一百余年,至汉武帝以后才慢慢地搞出个「霸王道杂之」(汉宣帝刘询的话)的中央集权文官制和重农轻商的大帝国的「定型」来。这一汉家制度的「定型」,一「定」便是两千年。基本上没有原则性的改变所以毛泽东告诉郭沫若说:「千载犹行秦法政。」在始皇前、武帝后这两个定型之间,「转型期」延长至三百余年!
   近代欧洲社会的「转型」,实始于十四世纪初年(一三〇〇)的「文艺复兴」。一转也是三百余年,直至十七世纪(一六〇〇)之末,才逐渐「定型」;变成以自由个体为社会基础,以大规模机器生产财富来源的「资本主义」(capitalistic)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和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代议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或parliamentary government)来。这一现代西方的「定型」已维持了四百余年。可是在一九九一年底苏联帝国之崩溃,原苏联各邦同意再组邦联。西欧各国与此同时也正在大搞其「币同型」(mon  currency),一个新的西方政治社会的「转型期」,又已显其端倪矣。现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尚前途漫漫,而当代西方社会又已开始转型,这大概是现代科技快速发展的必然后果吧!
   在近代世界社会转型史中,以日本转得最快。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后,不出一代,日本便已跻身世界先进强权之列。这可能是维新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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