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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台湾远流版)-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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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学会」的成立和声势
   原来「强学会」在一八九五年夏发起于北京之时,它最热心的赞助人便是翁同龢和张之洞,而最诚挚的实际组织者,便是上述这批太子党了。一次翁氏曾折节亲访康有为于其私邸,不遇。康回访时,二人竟如老友晤谈数小时。翁对康真是推心置腹。且看有为的自述:
   
    (翁说)与君虽初见,然相知十年,实如故人。姑为子言。宜密之。上(指皇帝)实无权。太后极猜忌。上有点心赏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视有密诏否?自经文艺阁(名廷式,翁的学生,亦一改革派)召见后,即不许上见小臣。即吾之见客,亦有人窥门三数巡之者。故吾不敢见客,盖有难言也。(见康著《自编年谱》)
   
   康有为这时是个才拿到学位(进士)的小知识分子。在工部当个芝麻绿豆的小京官(六品主事),而翁傅师宰相对他折节若此。试问后来国、共两党的高干,做得到吗?朋友,若说「固有文化」,实应于此等处求之。近来新加坡李光耀要提倡「儒教」,可能他看中的也在这个「温柔敦厚」的一面。但其结果有时亦适得其反者,其中牵涉学理之深邃,就一言难尽了。这当然是题外之言。
   「强学会」在北京之成立,便是由翁同龢从户部划出个小预算,并拨出一部印书机开始的。工部尚书孙家鼐为它找座房屋作会址。其后复由大学士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各捐五千银元。现役军人如淮军中的聂士成和毅军的宋庆,亦各捐数千元。其它小额捐献更是所在多有。有这样的经济基础和政治背景,学会的会务照理是应该一帆风顺的。不幸的是它一开始便发生了若干政策性的争执。其中有部分负责人想把这个学会逐渐办成个自给自足、提倡新思想、推动改革开放的出版文化事业,庶可自力更生,长久维持。但是这一构想却为康某所峻拒。他认为这样做是「以义始而以利终」,结果争辩得「举座不欢」。
   一个社团的成员对政策发生争执,原是正常而应该有的现象,可是它如发生在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组合里,往往就要产生并发症而导致分裂和解体。再者这一内因之外,它对外亦示人以不广。这时因战败失势而在「总理衙门行走」的李鸿章,对「强学会」也十分敬慕,自愿出银二千元,加入作一会员或赞助人。但是李氏的申请竟被该会所否决。康有为自然也是这项否决的主要决策人。
   李鸿章那时是世界闻名的中国政治家。虽然暂时失势,他的潜势力,他的国际声望,尤其是他在后党中的地位,仍是一时无两的,而康有为这个六品小京官,居然公开刮其胡子这也可见当时康的气焰了。所以那时纵是最器重他的翁同龢,在他的日记里也说「康祖诒狂甚」。
   一个气焰太高的人是要四面受敌和自我孤立的,何况在那红顶如潮、花翎似海而保守成习的首都北京。康氏锋芒太露,大学士徐桐和御史潘庆澜就扬言要点名参劾了。康氏是个具有殉道者精神、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烈士型人物,怕什么「参劾」呢?但是他的同伙却劝他暂时离开北京,到上海去另开局面上海本来也是他们计划中的重心所在。
   新政、新思想毁于教条主义
   康有为于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九日(阴历九月十二日)到了上海。在上海,他的清望真如日中天。谁知他的气焰不但未丝毫减退,反而因之水涨船高。
   这时在中国最有权有势而又有新思想的「方面大员」,实在是张之洞。张于此时适自武昌调到南京,出任南中国最重要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包括当时经济文化中心的上海市)。康一到上海,张之洞便派专人把他接到南京去。在南京,康有为一住二十余日,变成张之洞的上宾。张对他真是言听计从。这期间在上海正式成立的「上海强学会」,和该会的机关报《强学报》之发行(一八九六年一月十二日),都是由张之洞支持的。〈上海强学会序〉这篇重要宣言,便是由康有为执笔,用张之洞名义发表的。谁知张、康这段合作的蜜月,后来竟被康有为的教条主义彻底的破坏了。让我们再抄一段康有为的夫子自道:
   
   入江宁居二十余日,说张香涛开「强学会」。香涛颇自任。隔日一谈,每至深夜。香涛不信孔子改制,频劝勿言此学,必供养。又使(梁)星海来言。吾告以「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若使以供养而易其所学,香涛奚取焉?」(见《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一年)
   
   吾人读上段文字,便不难想象出康有为当时气焰之高了。其语言之横蛮,态度之恶劣,可说是达于极点。但是这篇回忆还是他失意之后追记的。当他春风得意之时,其猖狂的态度,可能更甚于此。尽管如此,这位比康年长二十一岁的南洋大臣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对他还是曲予优容、热心的支持和诚恳的劝勉。但是康有为对这位开明的老辈和上级领导,硬是不假辞色。且再把康氏有关的回忆看下去。康说:
   
   在江宁时,事大顺。吾曰,此事大顺,将来必有极逆者矣。黄仲彛盒呛R椤盖垦Щ帷拐鲁蹋錾虾?讨闾我月垩Р缓媳趁恕5缰鑫鸢欤蛞浴富嵴麓笮校荒苤兄埂垢妗D丝崃尬萦谡旁芭浴T督煊Γ磺胁焕矗ΥΤ钢猓次扪畛缫痢赣贰怪溃啾厣⒁印#ㄍ希
   
   在这段记述里,康有为认为强学会之失败是由于张之洞的「背盟」。但是根据他的夫子自道,分明是他自己拒人于千里之外。哪是张之洞的背盟呢?
   康、梁师徒在甲午战后所推动的这个「强学会」运动,实在是满清末年在中国最有「智慧」(wisdom);最有「契机」(chance)的一个全国性新文化、新思想、新制度三位一体的群众运动。它如搞得好,则后来的「华兴会」、「光复会」乃至「同盟会」,可能都不会另起炉灶。没一个「辛亥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军阀乱政,哪还轮到后来的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去搞什么「五四运动」呢?
   须知当年支持强学会这批人,实在是中国知识界(也可说是「资产阶级」吧)的精英。他们的政治力量也十倍百倍于当时保守派中的徐桐、刚毅和荣禄等人。这种集体力量之未能发挥,实在是和「强学会」的崩溃血肉相连的;而强学会之崩溃也就直接缩小了其后「保国会」的阵容,和光绪皇帝搞变法维新的声势。这种搬石头砸自己脚的办法,都是康氏搞「教条主义」的后遗症啊!
   报酬大于贡献
   「强学会」的失败,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史上实在是一大顿挫,顿挫于康有为在「今文经学」里的教条主义。「今文经学」是个什么东西呢?笔者为使一般读者对它有个粗浅的了解,特辟前篇为万言专论加以阐述。读者批览后,便知今文经学在我国的「儒教」里,除被一些官僚利用于一时之外,在学术界并未成过大气候。所以自汉以后,轻视甚至鄙弃今文经学的儒家,正不知有几千百人。张之洞之劝康有为搞变法「匆言此学」,实在是一个长辈学人的善意劝告。翁同龢在一八九四年也读过康著《新学伪经考》。看后他在日记里写道:「看康长素、祖诒,广东举人名士,《新学伪经考》,以为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见翁《日记》)
   其实把康说看成「野狐」,又何止张翁二人。其后的章太炎、胡适之,以及最近才去世的钱穆,对康的看法都是一致的。记得笔者本人在重庆读大学期间,便有一位同班同学(似乎是黄彰健兄)专治公羊学为毕业论文。余亦偶涉之,但觉以「三世」论,读《春秋》,未始非「通经」之一说,若要以它来「致用」,那就是「迂儒」了。不学在五〇年代亦尝试述文,阐两汉「太学」。在拙篇中,我自己亦斥汉代的今文家不只是「迂儒」,简直是把持立国意蒂牢结的「学阀官僚」也。当时也是有感而发。当然那时的「学阀官僚」的学术水平与两汉和清末的今文家相比,还差得远呢!(拙文见《附录》)
   康有为不自量力,引学术入政治,也就从「迂儒」逐渐蜕变成「学阀官僚」。把支持他变法改制最热心最有力的张之洞、翁同龢等都摈之门外。以他这个六品主事的小官,来独力抵抗那红顶如云的顽固派,那就是螳臂当车了。果然在一八九六年初,在数名昏聩老领导授意之下,御史杨崇伊一纸弹章,张、翁等实力派在一旁幸灾乐祸,康有为的「强学会」就烟消云散了。强学会一散,小会分立。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新政新思想,就没有共同语言了。
   记得胡适之先生以前曾向我说过:「社会对一个人的报酬,实远大于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那时去古未远;我们记忆犹新。对汪精卫,余曾撰文论汪之「十大错误」。认为汪犯了九大错误,社会和历史都原谅了他,使他有「复出领导」的机会。只是他把第十大错误做得太「绝」了。历史无法原谅他。他也就只有以「大汉奸」之名遗臭史册了。
   康有为当年犯了他那教条主义的绝大错误,但是这错误虽使他铩羽而去,却没有影响他衣锦还乡,为老太太做寿的风光。其后他曾一度想移民巴西,到海外去另觅前途。谁知一八九七年山东曹州教案突起。全中国很快的又被卷入另一个更严重的危机。在朝野束手之时,闻鼙鼓而思将帅,大家又想到康有为毕竟是个人才;他的变法维新的主张,也是「今日中国之必需」,这样康有为也就东山再起了。
   瓜分的威胁和图强的意志
   所谓曹州教案原是发生在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有两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县为暴徒所杀的小事在当前纽约市上,每天都有五至八人为暴徒所杀(最近还有一位前来开会的日本大学校长被杀)可是这件小事却被那时后来居上的德意志帝国主义引为籍口,强占了胶州湾;并要求在山东省筑路开矿。老实说,我们本钱大,出租胶州湾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这时甲午新败,大清帝国已至死亡边缘,德国人一开其端,其他帝国主义援例一哄而来俄国人要租旅顺大连,英国人要租威海卫和九龙,法国要租广州湾,日本要在厦门一带打主意……,这样群盗入室,划定「势力范围」、割据自雄,那问题就大了。 弄不好,大清帝国就要步波兰后尘,被列强瓜分了。
   为应付这种严重局面,那在总理衙门办外交的清室诸大臣也并不太颟顸。李鸿章就是个搞「以夷制夷」的老手。在他访问俄期间(一八九六年四月三十日至六月十三日,共四十四天),便与俄国订有密约以应付贪得无厌的日本。胶州交涉期间,翁同龢、张之洞乃至康有为等也想联英法而拒俄德。但是帝国主义哪就那么笨让你去以夷制夷呢?他们要搞他们自 己的「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 );划定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 」(spheres of influence);要把东亚病夫「瓜分」掉(partition of China),哪由得你「支那曼」(Chinamen)去自作主张呢?所以清廷的外交至为棘手,而瓜分之祸,则迫在眉睫。这时当政不久的光绪皇帝和有远见的大臣们,就感到与其治标则莫如治本。这样他们就想到要「变法图强」。要变法,就少不了那个变法专家康有为了。而康氏自己也当仁不让。一八九七年底,有为乃携满箧奏稿与所著新书,赶往北京。
   康氏这时在北京自然又变成变法的智囊了。因为他毕竟写过一些小册子,什么《俄国彼得大帝变法考》、《日本明治变政考》、《法国革命记》、《波兰分灭记》等等。若论内容,这些名著只不过是今日台湾之高初中历史教科书耳。然在那时的一般朝野人士则闻所未闻。据说光绪皇帝后来看到《波兰分灭记》,曾为之掩卷流泪,西太后读之也颇为感动。
   再者,有为此时既然仍在工部挂名为主事,他的上皇帝书依法也可由本衙门代递。不幸康氏个人与「本衙门」之内的人事闹得很僵,遭到工部各阶层的留难。所幸光绪曾看过他公车上书期间的奏章而极为重视,此次知康来京即思召见而为老叔父恭王奕訢所劝阻,乃明谕「总理衙门」中诸大臣先期约见,谈个底子,然后再由皇帝亲自召见。
   一八九八年(戊戌)一月二十四日(阴历正月初三)康有为乃应约至总理衙门与翁同龢、李鸿章、荣禄、廖寿恒(刑部尚书)、张荫桓(户部左侍郎)等五大臣,先来一套舌战公卿。旋奉谕作书面条陈,以待皇帝召见。在书面条陈里,康的主要建议是先设立「制度局」,来从事研究设计如何更改全部旧法与官制。康甚至主张「六部尽撤」、「则例全废」,而代之以「十二局〃」(法律、度支、学校、农、商、工、矿、铁路、邮电、会社、海、陆军)。各省则设「民政局」,举行「地方自治」。
   笔者行文至此真是感叹不尽,近年来余亦尝与一些新朋友严家其、阮铭、陈一谘诸先生谈小平变法。殊觉康、梁变法与小平变法有其异曲同工之处。只是康、梁叫「制度局」,阮陈诸公叫「体改所」罢了。「司令员」与「司令官」有什么分别呢?!而时间却浪费了一百年而已。康、梁搞得一败涂地;小平一定要成功?吾拭目待之也。
   只保中国,不保大清?
   康有为这一制度的构想,显然为光绪皇帝所看中。这位有心为治的年轻皇帝就预备召见康氏面询变法了。这是一八九八年的初春。也正是四夷交迫、国政如麻之时。光绪一面要应付列强(尤其是俄国)租地的要求,急如燃眉。一面又要在新旧派群臣之间,折冲抉择。更要抽空研究康氏新进呈的泰西新学。最重要的,他还要应付那个泰山压顶的慈禧老太后光绪的任何决定,都要以西后一言为准。她是享有大清皇朝一切政策的最后决定权的。
   这一个春天可说更是康有为一生政治生涯中最春风得意的一季。这时他独承天眷,终日忙于草折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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