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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台湾远流版)-第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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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贴告示,悬赏捕杀洋人。赏格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见同书,下册,页八四二。)因此当恩海一枪把德使克林德打死之后,他不但对凶行直认不讳,他还在等着领赏呢。
   笔者昔年服务哥大时,前辈老友富路德教授(Luther Carrington)时常自笑幼年时小命只值三十两纹银。因为他在庚子年曾随他传教士父母被围于东交民巷之内。那时他才六岁。富家一直是在通州传教的。事发时就近逃入北京使馆,躲掉一劫。其他不幸在山西传教的欧美传教士,就全部罹难了。
   当时山西巡抚毓贤,在奉命缉捕传教士和教民时,他谎称「集中保护」,把全省的外国传教士男女老幼四十余人,或骗或捕,都集中到他的巡抚衙门里来。七月九日他把他们全部剥掉上衣,罚跪于衙前广场,一一砍头杀死。有一位长着马克思式白胡子的老主教,起身质问毓贤为何无辜杀人。毓贤抽出佩刀,二话不说便一刀劈去。老主教头面血如喷泉,白胡子顿时变成红胡子。毓贤又补上几刀,便把这位老人杀了。这一天他一共杀了传教士及家属共四十六人,包括十五个男人、二十个女人和十一个小孩。真是甚于虎狼,残忍之极。(见管鹤著《山西省庚子教难前后纪事》及《李鸿章年(日)谱》页四五〇暨 Robert C。 Forsyth 著《庚子年殉难中国烈士考》(The China Martyrs of 1900)页三〇以下。)毓贤在山西省一共杀了多少传教士,众说不一。因为教士来自西方不同国家。统计数字不易齐全也。至于他杀了多少「二毛子」(教民)和与外事有关的人士。那就更无法计算了。
   拿「一龙二虎十三羊」开刀立威
   在大杀洋人和二毛子的同时,那些志在夺政权扶清灭洋的载字辈四人帮,还要在朝内立威,拿义和团所点名的「一龙二虎十三羊」来开刀祭旗。
   在对列强宣战后四日,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已故恭亲王奕訢次子)四兄弟率义和团大师兄刀斧手六十余人直闯瀛台,要去把载湉(光绪帝)干掉。这椿「弒帝」、「杀龙」行为,虽为西后所制止,但是这条「龙」也就生不如死了。他不但在御前会议中时遭端王、庄王的折辱,据说连个年方十四的「大阿哥」(载漪的儿于)也指着他叫「二毛子」。如此,则老太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威人物是谁,就不言可知矣。(见《景善日记》及多种杂著,故事多有可信。)
   至于「二虎」李鸿章和奕劻李被下放广州,远走低飞,鞭长莫及,四人帮对他无可奈何。据说鸿章初闻下放消息时,乐不可支。盖以远离虎口,颇感身心两快也。如今「北事大坏」,收拾残局,「舍我其谁」(鸿章豪语,均见《年(日)谱》),杀不得也。奕劻之罪,只是对洋人「太软」(见《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志》),不足杀也。真正倒霉的便是「十三羊」了。
   「十三羊」的名单上究竟是那些人,说者不一。但是他们和其它类似的什么「十三太保」、「十八罗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等等一样前几名总归是固定的。「十三羊」前五羊应该是那五位因力主剿拳议和而被杀的「五大臣」。前驻德俄等国公使,嗣任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和太常寺卿袁昶,是在七月二十八日被杀的。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前户部尚书立山,则是八月十一日被杀的,所谓旬日之内连杀五大臣(见《史料丛刊 ·义和团》第一册,页二二),而时未经旬,北京亦为联军所陷。
   慈禧为什么在弃城潜逃的绝望时期,把主和大臣一网杀尽呢?这就是一些大独裁者(不论男女)最狠毒的地方了。所有的独裁暴君对异议者都是睚眦必报的。她这次败亡出走,生死未卜。但她绝不能让她自己死于异己者之前,而使异己者有与敌人交通之余地也。她投鼠忌器,行前只杀珍妃不杀光绪。然洋人如真要逼得她非悬梁自尽不可之时,则太后之悬梁,亦必在皇帝悬梁之后也。朋友,奇怪吗?我们蒋公自大陆败退时,杀杨虎城而保留张学良,还不是一戏两演吗,那时如宝岛不守,蒋公向瑞士逃难,则少帅还能活到今天吗?此理一也!
   《崇陵传信录》的作者恽毓鼎,不谙此理,他把连杀五大臣的黑锅,全给端王载漪背去了。恽说:「先是载漪力主外攘,累攻战,不得逞,欲袭桓温枋头故智,多诛戮大臣,以示威而逼上。」
   这是一派胡说也。试问载漪这个花花公子的师长,曾经「攻战」过什么呢?不错,他打过东交民巷。笔者年前曾在东交民巷(社科院招待所)住过两星期。在巷内巷外绕了无数圈。细看形势才知道当年董福祥、载漪他们攻打东交民巷,直是一场民间「械斗」而已。较之红卫兵「武斗」的规模可能也差得远呢!这又叫做什么「攻战」呢?至于诛大臣以逼上,与桓温废海西公立简文帝的故事相比,也是不伦不类。试问载漪的「上」是光绪呢?还是西后?是光绪又何必「逼」?是西后,他敢?
   诛大臣,载漪亦不敢也。大臣是太后诛的;恶名是端王背的罢了。
   攻打使馆的闹剧与心机
   至于攻使馆,「不得逞」,倒是事实。但这虽是战将的窝囊,事实还是太后留有退路也。且听听老太后在逃难之后,回忆起攻打使馆的一段口述历史。老太婆说:
   
   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间,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是虽没有阻拦(载漪、载勋、载澜)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留有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见《庚子西狩丛谈》)
   
   老佛爷这段话讲的是事实,但在我们搞口述历史的老兵听来,她还是不太够诚实和坦白。她没有提她受「蒋干偷书」那一段刺激。那时她决定是和洋人一拚,同归于尽了。但是「同归于尽」的「一拚」之间,这位老狐狸,还是留了一条退路。她叫那表面上手握重兵的大将荣禄、载漪、载勋等人代她去和洋人拚命。如果把洋公使的命都拚掉了,而交涉还有转圜余地,那她就以「妾在深宫哪得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等籍口,把责任向诸悍将头上一推。杀凶以谢,她还可做她的太后了。事实上,后来结果就是这样的。
   谁知荣禄也是个曹操。他不敢不遵太后之命去攻打使馆。但如真把使馆夷为平地,杀死了几位洋公使,将来洋人追查凶犯,太后被迫缉凶,他的脑袋岂不要搬家。所以他首先装病请假,交出兵权。到后来懿旨难违,他非出头不可时,他只有故作积极,三令五申督责董福祥的甘军拚命去打。董福祥是个大老粗,在中堂严令之下,他就认真的打起来了。自六月二十日起一连四天,甘军每日开炮多至三百余发。烟雾弥漫、炮声震天。北京与外界交通完全断绝。在这种情况之下,区区东交民巷岂不早巳夷为平地?各国公使和教士,断无生存之理。因此伦敦各报已刊出英国公使与海关监督等人的报丧「讣闻」(obituaries)。
   可是这时在广州看报观战的李鸿章,他和荣禄虽是政敌,却英雄识英雄。六月二十二日鸿章在广州便向媒体透露,使馆无恙,请各界放心,因为他知彼知己。荣禄既未调用他那有德式装备的「武卫中军」,光靠董福祥的土匪军是攻不下使馆的,因为「甘军无大炮」。董福祥所使用的全是一些土炮。只听炮声响,不见弹下来也。(见《字林西报》专栏。)
   李鸿章是说对了。使馆被攻,死伤不少,但并末被攻破。果然六月二十五日荣禄便奉太后懿旨停攻使馆,并慰问各国公使。廷谕并向拒奉乱命的东南督抚一再解释,不得已宣战之苦衷(见《义和团档案史料》诸书)。在停攻期间,一时西瓜蔬菜等慰问品满车而来,送往使馆。使在一旁观看而口渴如焚的甘军士兵气愤不已。太后意旨前后矛盾若此,荣禄如真把使馆夷平,那还得了?所以荣禄不但对被围敌人暗通款曲,他并且真的「里通外国」,令人假扮走私窃贼,大量接济使馆守军火药子弹,以加强防御。他怕洋人如真的「弹尽粮绝」被董福祥的甘军攻破,则朝廷和老佛爷,尤其是荣禄自己,都不得了也。须知荣禄那时所接济洋人的军火可不是甘军所使用的土火药啊!他走私去的可能都是德制后膛枪的「七九钢弹」(?),锐利无比。所以在六月二十八日停战期满,甘军又恢复攻击。其后「谈谈打打」,双方又械斗了五十余日,使馆始终屹立不动。而围攻的甘军和义和团则死伤千余,均荣禄里通外国之结果也。
   上节所述的吾友富路德教授那时才六岁。他就时常违父母之命,爬上墙头「观战」。五十年后他还用他那地道的通州话向我们笑说庚子遗事。真是绘影绘声。
   富先生是笔者在哥大二十五年中所遇最可爱可敬的一位老辈汉学家。他的汉语比我说的也纯正得多。他精通汉籍,也深爱中国。为人处世也简直是传统中国里的一位儒家老辈。他是胡适之先生的挚友。也是胡适在一九二七年回哥大接受博士学位典礼中的宾相。他佩服胡适佩服了一辈子。因为他没有适之先生那样的精明和调皮。他浑厚得像传统中国农村中的老农夫。富先生是笔者所认识的前辈之中唯一见过「义和团」的老学者。在退休之前他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原名「中日文系」)里的「丁龙讲座教授」。这个讲座是为纪念一位可敬的华侨工人丁龙而设的。笔者对丁龙的故事曾另有记述,不再多赘。然据我所知,坐在这个「讲座」上的「教授」,只富路德一人在道德学问上受之无愧;继他之人则是个下流不通的痞子。
   笔者今乘重治拳乱史的因缘,提一提这位拳乱目击者,也算是对他老前辈一点点私淑的纪念吧!(关于这一段拳乱史,中文档案笔记至伙;西文史料如摩尔斯前著,赫德回忆录,R。 C。 Forsyth与A。 H。 Smith 等人的著作和汉译Bertram L。 Simpson而化名B。 L。 Putham Weale所著《庚子使馆被围记》,均足汗牛不及备载。)
   使馆幸存,首都沦陷
   慈禧或松或紧、或真或假,把东交民巷围攻了五十余日的「行为」,可能还有一层她不愿告人的动机 行为科学上所谓「刺激生机反应」是也。她想以生死交关的危机,诱迫十国的「钦差大臣」(此时克林德钦差已死了)保证不要她「归政」;也就是撤销蒋干先生偷来的那四条秘密的要求。无奈这四条要求原不存在,而十公使也不是老太后肚子里的蛔虫,不知如何反应。好在他们内有粮草、外有救兵。他们就冒着生命的危险,死守待援了。
   至于老太婆说:「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她说这话确是胸有成竹的,因为她还有德国克虏伯厂制造的重炮没有动用呢!三十多年之后,当「五次围剿」胜利在望时,《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为当局向「朱毛」致意,不是也说蒋委员长对他们「手下留情」吗?因为中央军里最新式的德制武器都还未对他们使用呢!既然手下留情,为何又一定要打呢?贤明的读者,就自己去回答吧!
   老太后的德制大炮在哪里呢?原来它是配备在荣禄的嫡系部队「武卫中军」的炮队里。当董福祥猛攻使馆十数日不得下,端王乃以上谕调中军分统(军阶略近旅长)张怀芝派「开花炮」助攻。这位张分统是「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与曹锟同学。这个武备学堂原是李鸿章授命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主办的,是中国第一座新式军校。这时武卫中军所用的德制「开花(弹头爆炸)大炮」连后来德国军官都自叹少见。因此张怀芝奉命之初自觉是立功的机会。他乃在城头架好大炮,瞄准使馆区,只要放三五炮下去,各使馆就成为尸体狼藉的一堆灰烬了。正当他要下令开炮时,这位三十九岁的军官忽然灵机一动他知道炮声一响,后果就难以收拾了。他又改令缓发。随即自己下城直趋荣禄官邸请示,要他的顶头上司手写一道发炮的命令以为凭据。荣禄不敢亲发命令;也不敢不发命令。双方僵持甚久。这一来,怀芝更不敢离开荣府,自作主张,便在荣府赖着不走。最后荣禄缠他不过,乃支吾其辞说:「横竖炮声一响,里边(宫里边)是听得见的。」这是荣中堂在中国近代史上一句不朽的名言;而张怀芝这位后来官至安徽巡抚,民国时代袁皇帝曾封为男爵不受;其后又做到山东督军,和徐世昌任内的参谋总长的大军阀,也不是个笨人。他闻言大悟。乃匆匆赶回城上,谎说炮位不准,需重测方位,遂把目标定向使馆后之空地。众炮齐发,轰了一天一夜未停,直至上谕再次停攻始止。使馆虽饱受虚惊,宫中府中均至为欣慰。(见《义和团史料》下册,页五六二,引《春冰室野乘》;富路德老师与其它西文史料,也颇有惊人的叙述;张怀芝故事散见中英文传记,及《民国人物小传》第五册,页二八〇。)
   庚子年围攻使馆的闹剧就这样一松一紧、亦真亦假的闹到八月十四日,使馆内被围洋人与中国教民忽闻哈德门外有机枪声,知洋兵已攻破北京,因当时中国军队尚无机枪也。是日下午二时在数百洋人一片欢叫声中,一大队打着英国旗帜的印度锡克兵(Sikhs;上海人俗呼为「红头阿三」者),一举冲入巷内。五十天使馆之围是结束了;中国的首都北京也就沦陷了。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二卷第一期
   
   四、不堪一击的拳民与七国杂牌军
   
   在中国近代史上最可恨的惨剧,莫过于一百年中我们的首都竟三度为敌国占领。在占领期间,敌军的奸掳焚杀之残酷,也是世界文明史上所少见的。
   这三次中的第一次便是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攻破北京,并把那一座「东方凡尔赛」的圆明园烧成灰烬。但是这次国耻对满族统治者的教训不大。那时入侵的洋兵不足两万,而北京的禁城之内,巍峨宫阙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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