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台湾远流版)-第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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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列强之殖民地。
　　　如此进退两难，则只有让那位卑权重的袁世凯去作个小班超，在五强之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斯时五帝的驻韩公使，都以「钦差」自命。纵是北美合众国的公使，以中文行文亦自称钦差。周旋于五大帝国主义的钦差之间，我们这个只有三品顶戴的小班超，真也难为他了。最后落荒而走，形势之必然，非战之罪也。掷笔几上，吾欲何言？
　　　　　　　　　　　　　　　　　　　　　　　　　　　　　*一九九六年四月六日脱稿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八卷第五期
　　　三、乱世抓枪杆，有枪便有权
　　　袁世凯的一生事业是在朝鲜开始的。在朝鲜他虽然铩羽而返，但所学到的本领和累积的经验，却是其后毕生事业的基础。
　　　举其大者：袁在朝鲜学会了与东、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本领。在他那个时代，慢说是与洋人办外交、耍国际政治，一般政客对洋人都是一无所知的。一旦碰到洋人洋务，便手忙脚乱，乱来一泡，因此所受到的灾难也是至为惨痛。笔者在另篇谈「八国联军」之役，就说过大学士老进士徐桐父子，因不谙外情，便弄出灭门之祸（一家女眷十八人集体自杀）！那时的西太后和她的亲贵四人帮，竟也胡涂到对十一个帝国主义同时「宣战」的程度这都是对洋人毫无所知；一旦面临紧急情况，便方寸大乱，胡干一泡的结果。可是袁世凯经过朝鲜那一段，他就是个「洋务专家」，知彼知己；遇事就不会那么胡来了。
　　　比洋务更为重要的则是袁世凯在朝鲜也学会了带兵和练兵。前文已言之，袁在朝鲜为韩王练了一支五千五百人的现代化亲军，使藩邦朝野大为叹服。韩王李熙不但要委派他做韩军总司令，还送他美女四人以为奖励呢！
　　　二十几岁的袁老四，一个科考落第的秀才，哪来这大本领呢，说穿了也没啥稀奇。要了解袁世凯，我们还得看看转型之前的中国旧式兵制。须知咱中国人搞军事，最高境界本是文人将兵。你看诸葛亮，连匹马也不会骑。指挥大军作战不用指挥刀，却坐着独轮车，用把鹅毛扇，摇来摇去。等到上帝宠召了，那个「死诸葛」，还能吓退「生仲达（司马懿）」呢！这个半真半假的故事，本是中国重文轻武传统中，文人的骄傲和牛皮　；谁知到了清朝，它竟变成了事实和制度。
　　　原来在公元一六四四年，当那位不祥的人物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时，全部清兵一共只有「八旗」六万人。后来再加上「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也不过二十四旗。最高额亦不足十五万。那时中国本部十八行省人口上亿（十足人口），至乾隆已逾四亿。十五万「旗兵」何能统治上亿的「汉民」呢？所以清初的「外来政权」，只好沿用明朝原有的「卫所制」。各省政府保留原明朝职业军人的卫所二级，为地方警卫武装，以维持各省治安，「以汉治汉」。这一大明遗规，我们今日还剩个「威海『卫』」。天津市原名也是天津「卫」；今日南京还有个孝陵卫。国府统治大陆时代，县以下的乡村政府叫区公「所」，和乡、镇公「所」。用的都还是明代的老名称。
　　　这种旧卫所所辖的汉兵，在明原为国防军，约一百万人；在清就变成各省区粮饷自筹的保安队了。此一省防军在清代兵制中叫做「绿营」。清初各省共有绿营兵六十六万人；中叶稍减。分布地区以沿海各省（包括水师）及边陲地区为重，内部较少；安徽最少，不足万人。（见《清史稿·兵志》）
　　　这一绿营制度，清初已遭疑忌，「三藩之乱」（一六七三～一六八一）以后，清室乃蓄意约束；绿营之中，将不专兵。省级指挥官，提督、总兵等皆受制于科甲出身的文职官员的总督和巡抚；而督抚之间又相互制衡。这就逐渐变成清代重文轻武，以文人将兵的传统制度了。其后不但「绿营」如此，连「八旗」都统，亦更调频繁，将不专兵。
　　　清廷这种重文轻武的政策自然是有其严肃的政治目的。它要使像三藩祸首吴三桂那样的武将专兵的汉族藩镇，永不再见于大清帝国。走笔至此，笔者不禁想起某次在台北街头搭出租车的趣事。在行车途中，那位青年司机正在收听台语「地下电台」。余亦倾耳细听之，竟一句不懂。但是有三个字却听得极为清晰，那就是「……吴三桂……吴三桂……吴三桂……」，吴三桂三字何以如此重要？颇为不解。后来听朋友相告，说我的哥大小友，民进党籍的张旭成博士也曾说过，所有在台湾的「大陆人」，都是吴三桂。闻之不禁大笑。历史的发展，真是日月如梭。时间和历史自会解决其「历史问题」。很快的这些目前小故事，就会变成历史上的小掌故，供读史者笑乐一番。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这也是个历史的「必然」吧！思之忍俊不禁。
　　　总之，清廷这一重文轻武的政策，走火入魔的结果，不但汉族再无藩镇专兵，连那些原有高度尚武精神的满蒙武夫，亦渐染汉习，以不文为可耻，而摇头晃脑去做起诗来　，致使一些像袁枚（一七一六～一七九八）那一流的无聊文人，去乘势投机，攀援权贵。余读《随园诗话》，有时就要出而哇之。
　　　文人将兵既成制度，则大清帝国，尤其是汉族之中，便没个真正的职业军人作统帅或封疆大吏。以致鸦片战争一起，领军去和「英夷」开打的不是职业军人的「李广」或「霍去病」，而是诗文做得顶刮刮的翰林学士林则徐。英法联军时，最初文武一把抓，独当一面的叶名琛（一八〇七～一八五九），也是一位进士。最后弄成「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却被英国人捉到印度去当俘虏。
　　　其后八旗、绿营都腐烂了，不能再用；另组「湘军」、「楚军」、「淮军」、「自强军」、「定武军」、「武卫军」、「新建陆军」……几乎所有的军头从曾、左、李、胡开始，到张之洞、胡燏棻、袁世凯，都是清一色的文人。其中曾、李、张且是翰林学士，文采风流。曾、张在中国近代文学史、思想史中，都有崇高的地位。纵是李鸿章也是位天才横溢的文学作家。笔者幼年曾能背诵李鸿章考秀才时的墨卷，文题曰：「天台仙子送刘阮还乡赋」。那时才十几岁的李鸿章，竟能改窜《西厢记》，写天台仙子送男友还乡「拜拜」时，叮咛道：「……野店风霜，何妨晏起；荒村雨露，慎忽迟眠……。」（真是依依不舍，一派深情！）考他的那位府考官，显然也是位多情人物，阅卷后，大为感动，乃批说：「大盗劫人，不伤事主……天才也。」这一批，小小鸿章就做了「犯法可免打屁股」的秀才了。二十一岁「中举」，二十四岁成「进士」。
　　　头戴红顶花翎作战的淮军
　　　这些能够「将兵」的文人之中，「文采」最差的，那可能便是袁老四了。他是个「务实派」；至少不是「感情中人」。在他笔下，讨一房姨太太，也叫做「置办」等于是买一件家具沙发、摇椅、毛巾、夜壶一般。所以他对崔莺莺小姐那种脉脉的送别柔情，什么「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风霜要起迟。鞍马秋风里，无人调护，〔甜心呀，侬要〕自去扶持……」是不会发生太多生理反应的。笔端不带感情，所以他就考不上「童子试」了。
　　　但是袁世凯却是这批文人中，弓马娴熟，真正打绑腿、扎皮带，下得操场去，喊「立正、稍息、开步走」的实际的练兵官，和带兵官。
　　　本来清廷搞「重文轻武」的原意，就是吃定了这批经过「十年寒窗」磨折，手无缚鸡之力；只会下围棋，不能拿大刀；只会坐独轮车，不会骑马的「文人」，做事畏首畏尾；给你带兵，你也不愿（因为孔孟之学的大洗脑），更不敢（因锐气已挫）去造反！
　　　可是清廷这项设计到袁世凯时代，就是不才所说的要「转型」了。事实上，袁世凯的「小站练兵」，便是中国「陆军军制转型」的开始。（注意：海军转型较陆军要早二十年。笔者拙文谈马尾海校时，曾细述之。）
　　　在此之前的「湘军」、「淮军」，打起内战来，虽也战功赫赫，但他们都是小脚放大的半调子部队。刘铭传与太平军和捻军作战时，是头戴「红顶花翎」去冲锋陷阵的（见罗尔刚编《刘公铭传年谱》上册·同治六年）。那时太平军作战，尤其是破城庆功时，穿的则是明朝袍套，看来像一场「京戏」大合唱。笔者出生的那座唐家圩（音围），一度曾是淮军对捻军作战的后方非正规的兵站。在被中共土改队挖土三尺，全部拆毁之前，曾留有（不开花）千斤重炮四尊；重二百五十斤的大刀两把（武考用的），强弓硬弩数十张　；「抬枪」、「鸟枪」不计其数硬是十八般武器样样俱全……，这些大概都是淮军换用新武器或裁兵时，遗留下来的「废物」。这座规模并不太小的「淮军武器博物馆」，如留至今日，说不定可为本地「无烟工业」捞一笔门票钱。可惜当年搞土改的地方共干见不及此。自毁财源，就把这些古董胡乱的糟蹋掉了。据说那些大炮、大刀被用专船运往芜湖铁厂，锯成废铁出售，也没有捞回多少运费。
　　　淮军当年的对手方，尤其在捻军名将任柱率领之下的那一支，剽悍至极。他们大半是骑兵。主要武器则是削巨竹为枪，成为「丈八蛇矛」（古人所谓「揭竿而起」者也），和少数火器三千战马夜鏖兵！当他们蜂拥而来之时，势如疾风暴雨，狂涛骇浪。当者无不粉身碎骨，所谓「马踩如泥烂」也。
　　　任柱是捻军名将，淮军畏之如虎。对付他如不用开花大炮、毛瑟快枪，简直就如无之何。笔者幼年震于传闻中的任柱威名，及长读捻军书，钦慕之余，每思为任柱作传，而苦于心力不从，至今未能执笔。
　　　所以我国史上，三国演义式的传统战场，离我们并不太远。把它们搬上银幕，比美国「西部片」（Western）好看多矣。
　　　「防军」、「练军」与小站
　　　总而言之，湘淮两军，虽也有一些「洋枪队」。他们基本上还是一种传统武装；是西安「兵马俑博物馆」的嫡系苗裔。可是袁老四的「小站」就不同了。
　　　位于天津、塘沽之间的「小站」（上引陈志让书页四十九误为「平津之间」），原为平捻之后，部分淮军北调，担任「防军」的屯田区。清代军制中有所谓「防军」、「练军」诸名目。「防军」者驻防之部队也。而「练军」则是在从事训练中之部队（参阅同上《清史稿·兵志》）。甲午战前，李鸿章最反战，因其深知中国海陆两军均不足以参加国际战争，然迫于国内国外压力，渠亦自知对日抗战为不可免（注意：今日的江泽民可能也有此难言之隐）。李氏乃临时抱佛脚，积极备战（亦如抗战前之蒋公也）。在海军上备战详情，笔者曾有另篇述之，不再重复。在陆军方面，李鸿章则一面商之英将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在天津创办「武备学堂」，以满人荫昌主之，培训新制军官以逐渐淘汰旧淮军。另于甲午战争前夕，在小站防军东调之后，以旧营房作为「练军」之所，来试练一支新军，以前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主之。
　　　所谓「练军」，自然练的是「稍息、立正」的西式操法。搞点稍息、立正阶段的训练（今日军训所谓「典」、「范」、「令」），没啥深文大义也笔者这一辈，抗战前在南京孝陵卫，教导总队营房中，受「学生集训」，三个月就完成「营教练」（有当营长的基本知识）。当年黄埔一、二期，亦不过如此也，何神秘之有哉？！
　　　可是在清末就不然了。那时中国人见洋兵「敬礼」，都觉得好奇怪啊！归而记之曰：「洋兵肃立，举手加额，拔毛数茎，掷之地上，以示敬！……」乖乖，那时在头上拔掉几根头发，甩到地上。算是对上司「敬礼」，也不简单啊！也得要洋教习来教啊！其他如「正步走」、「枪上肩」……，没个洋人来教，哪行呢？！
　　　所以练新军必用洋教习，当时所谓洋员。但是那时欧美游民到殖民地和半殖民来教稍息、立正的，有几个不是冒险家，甚或洋瘪三呢？！笔者曾撰文并举例细论之。他们彼此之间，互揭西洋镜的记载，更是说不尽的。
　　　这种冒险家和游民，往往就是孔子所说的地地道道的「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洋二流子。但是练新军、用洋械、上洋操，又不能没有他们。善加利用，他们是有其贡献的，只是偶一不慎，或驾驭他们的知识不足，也就易于失控而已。
　　　那时在中国搞新军，一般都最重「德式」（蒋公后来亦然）。一八九四年胡燏棻受命去小站练兵，和他名位相埒的总教习便是德人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cken）。汉纳根本是李鸿章兴建海军中的要员；曾设计大连要塞。丰岛海战时，他也是「高升号」的乘客之一。高升被日舰击沉，我军死于海者七百人，汉氏竟以善泅幸免。中日海军黄海大战时，汉氏亦在「定远旗舰」上与丁汝昌、刘步蟾共生死。但汉某原非海员，黄海战后乃请调至小站搞陆军与胡燏棻共事。
　　　汉纳根是个日耳曼人。干活固有其「日耳曼的效率」（German　efficiency）；但处人亦有其「日耳曼的顽固」（German　arrogance）。而胡燏棻虽有些新思想，却没有与老日耳曼拍肩共事的经验。不数月便自觉吃勿消，乃挂冠而去。这时「甲午战争」已近尾声，大清海陆两军同时全军覆没，京师门户洞开。政府要赶练新军，急于燃眉，而朝中无人。时势造英雄，小站求才，也就非袁不可了。至少以他去掌握那位老日耳曼，是游刃有余的。
　　　治世能臣，乱世奸雄
　　　袁世凯在甲午开战时曾在后方帮办粮台，算是大才小用。他在朝鲜既练过新军，有知兵之名，闻于朝野，这次练兵需人，袁氏于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八日，便以「温处道」的官阶，奉命去小站接替胡燏棻，督练新军。
　　　前引房兆楹论袁之文，曰：袁世凯并未实授「温处道」。这实在是多余的话，须稍加解释。盖大清帝国是个传统的法治国家（注意：「传统」二字是指东方式的法制，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