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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学记2-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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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害惨了那位日本同学,后来他伤心了很久很久。别的日本同学来劝我,说我可不可以去救救人,说日本人要自杀。切腹其实不至于,我十分对不起人是真的,可是不肯再去见他,而两个人都住在马德里。他常常在宿舍门外的大树下站着,一站就好久,我躲在二楼窗帘后面看他,心里一直向他用日文说:“对不起,对不起。” 
  学业结束之后,我去了德国。 
  我的德国朋友进了外交部做事,我还在读书。那时候我们交往已经两年了。谁都没有向谁求婚,直到有一天,德国朋友拉了我去百货公司,他问我一床被单的颜色,我说好看,他买下了——双人的。 
  买下了被单两个人在冰天雪地的街上走,都没有说话,我突然想发脾气,也没发,就开始死不讲话,他问什么我都不理不睬,眼里含着一汪眼泪。 
  过了几小时,两个人又去百货公司退货,等到柜台要把钞票还给我们时,我的男友又问了一句:“你确定不要这条床单?”我这才开口说:“确定不要。” 
  退了床单,我被带去餐馆吃烤鸡,那个朋友才拿起鸡来,要吃时,突然迸出了眼泪。 
  过了一年,他在西柏林机场送我上机,我去了美国。上机的时候,他说:“等我做了领事时,你嫁,好不好?我可以等。” 
  这算求婚。他等了二十二年,一直到现在,已经是大使了,还在等。 
  我是没有得到堂兄们允许而去美国的,我的亲戚们只有两位堂兄在美国,他们也曾跟我通信,叫我留在德国,不要去,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去了不好活。 
  等到我在美国找好事情,开始上班了,才跟堂兄通了电话。小堂哥发现我在大学里恰好有他研究所以前的中国同学在,立即拨了长途电话给那位在读化学博士的朋友,请他就近照顾孤零零的堂妹。 
  从那个时候开始,每天中午休息时间,总是堂哥的好同学,准时送来一个纸口袋,里面放着一块丰富的三明治、一只白水煮蛋、一枚水果。 
  他替我送饭。每天。 
  吃了人家的饭实在是不得已,那人的眼神那么关切,不吃不行,他要心疼的。 
  吃到后来,他开始悲伤了,我开始吃不下。有一天,他对我说:“现在我照顾你,等哪一年你肯开始下厨房煮饭给我和我们的孩子吃呢?” 
  那时候,追他的女同学很多很多,小堂哥在长途电话里也语重心长的跟我讲:“妹妹,我这同学人太好,你应该做聪明人,懂得我的鼓励,不要错过了这么踏实的人。”我在电话中回答:“我知道,我知道。”挂下电话,看见窗外白雪茫茫的夜晚,竟然又哗哗的流泪,心里好似要向一件事情去妥协而又那么的不快乐。 
  当我下决心离开美国回台湾来时,那位好人送我上机去纽约看哥哥再转机回台。他说:“我们结婚好么?你回去,我等放假就去台湾。”我没有说什么,伸手替他理了一理大衣的领子。 
  等我人到纽约,长途电话找来了:“我们现在结婚好么?”我想他是好的,很好的,可以信赖也可以亲近的,可是被人问到这样的问题时,心里为什么好像死掉一样。 
  我回到台湾来,打网球,又去认识了一个德国朋友。我在西班牙讲日文,在德国讲英文,在美国讲中文,在台湾讲德文。这人生——。 
  那一回,一年之后,我的朋友在台北的星空下问我:“我们结婚好吗?”我说:“好。”清清楚楚的。 
  我说好的那一霎间,内心相当平静,倒是四十五岁的他,红了眼睛。 
  那天早晨我们去印名片。名片是两个人的名字排在一起,一面德文,一面中文。挑了好久的字体,选了薄木片的质地,一再向重庆南路那家印刷店说,半个月以后,要准时给我们。 
  那盒名片直到今天还没有去拿,十七年已经过去了。 
  说“好”的那句话还在耳边,挑好名片的那个晚上,我今生心甘情愿要嫁又可嫁的人,死了。 
  医生说,心脏病嘛,难道以前不晓得。 
  那一回,我也没活,吞了药却被救了。 
  就那么离开了台湾,回到西班牙去。 
  见到荷西的时候,正好分别六年。他以前叫我等待的时间。 
  好像每一次的求婚,在长大了以后,跟眼泪总是分不开关系。那是在某一时刻中,总有一种微妙的东西触动了心灵深处。无论是人向我求,我向人求,总是如此。荷西的面前,当然是哭过的,我很清楚自己,这种能哭,是一种亲密关系,不然平平白白不会动不动就掉泪的。那次日本人不算,那是我归还不出人家的情,急的。再说,也很小。 
  荷西和我的结婚十分自然,倒也没有特别求什么,他先去了沙漠,写信给我,说:“我想得很清楚,要留住你在我身边,只有跟你结婚,要不然我的心永远不能减去这份痛楚的感觉。我们夏天结婚好么?” 
  我看了十遍这封信,散了一个步,就回信给他说:“好。” 
  婚后的日子新天新地,我没有想要留恋过去。有时候想到从前的日子,好似做梦一般,呆呆的。 
  我是一九七三年结的婚,荷西走在一九七九年。这孀居的九年中,有没有人求过婚? 
  还是有的。 
  只是没什么好说的了,在那些人面前,我总是笑笑的。 
  去年,我的一个朋友来台湾看我,我开着车子陪他去旅行。在溪头往杉林溪去的那些大转弯的山路上,不知怎么突然讲起荷西死去那几日的过程,这我根本已经不讲多年了。说着说着,突然发现听的人在流泪。那一日我的朋友说:“不要上去了,我们回去。”回到溪头的旅馆,我的朋友悄悄进了他自己的房间。到了晚上我们去喝酒,在寂静的餐馆厅,我的朋友说:“很多年没有流泪了,包括我父亲的死。今天中午,不知怎么搞的——。” 
  我静静的看住他,想告诉他属于他的心境变化,却又没有说出来。 
  一个中年人,会在另一个人面前真情流露,总是有些柔软的东西,在心里被碰触到了,这是一个还算有血肉的人。 
  就在今年旧历年前一天,一张整整齐齐的信纸被平放在饭桌上。字体印刷似的清楚。我的信,不知谁拆了。信中写着:“回来以后听你的话,没有写信。这三个月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可能的生活方式,属于你我的。我没有一切的物质条件可以给你享受,也不算是个有情趣的人,我能给你的只有平平实实的情感,还有我的书。夏天如果你肯来这儿——不然我去台湾,我们再相处一段时间,然后结婚好吗?现在我才发觉,在往杉林溪去的那条路上,当我不知不觉流下眼泪的那一刻,已经——。” 
  他说的,我都知道,比他自己早了三个月。 
  爸爸在我看信时走过,说:“什么人的信呀?”我朝他面前一递,说:“一封求婚信。” 
  爸看也不要看,说:“哦!”就走开了。 
  吃年夜饭,全家人挤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十几个人。我宣布:“各位,今天有人来求婚。” 
  没有人回答什么,大人开始替自己的小孩分菜。夹着零零碎碎的对话。 
  “我说,今天有人来向我求婚。” 
  “拜托,把你面前那盘如意菜递过来,小妹要吃。”大弟对我说。 
  我讲第三遍:“注意,今天有人来信向我求婚。” 
  姐姐大声在问弟妹:“那你明天就回嘉义娘家啊?”“我——”我还没说别的,妈妈看了我一眼,说:“你不要多讲话,快吃饭。” 
  那封求婚信不知被谁拿去做了茶杯垫子,湿湿的化了一滩水在上面。 
  我看着眼前这一大群人,突然感到有一种被自己骗了的惊骇,我一直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以为,万一我决定早走一步,他们会受不了。 
  “有人向——我——求——婚。”我坚持只讲这句话。“那你就去嫁呀——咦,谁吃了我的春卷——”“你们——” 
  “我们一样。小明,吃一块鸡,天白,要黄豆汤还是鸡汤?” 
  捧着一碗汤,觉得手好累好累。心情,是一只鬼丢上来的灰披风,哗一下罩住了大年夜中的我。 
  这时候,是哪一家的鞭炮,等不及那欢喜,在暮色还不太浓的气氛里,像做什么大喜事似的轰轰烈烈的响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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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长跑者 
shu 
——为台北国际马拉松热身

  我的父亲陈嗣庆先生,一生最大的想望就是成为一个运动家。虽然往后的命运使他走上法律这条路,可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仍是个勤于活动四肢的人。父亲小学六年级开始踢足球,网球打得可以,撞球第一流,乒乓球非常好,到了六十多岁时开始登山。目前父亲已经七十五岁了,他每天早晨必做全身运动才上班,傍晚下班时,提早两三站下公车,走路回家。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其实就是他一生做人做事负责认真的表率。 
  我的母亲在婚前是学校女子篮球校队的一员,当后卫。婚后,她打的是牺牲球。 
  父亲对于我们子女的期望始终如一;他希望在这四个孩子中,有一个能够成为运动家,另一个成为艺术家,其他两个“要做正直的人”,能够自食其力就好。 
  很可惜的是,我的姐姐从小受栽培,她却没有成为音乐家,而今她虽是一个钢琴老师,却没能达到父亲更高的期许。我这老二在小学时运动和作文都好,单杠花样比老师还多,爬树跟猴子差不多利落,而且还能自极高处蹦下,不会跌伤。溜冰、骑车、躲避球都喜欢,结果还是没成大器,一头跌进书海里去,终生无法自拔。 
  大弟的篮球一直打到服兵役时都是队中好手,后来他做了个不喜欢生意太好的淡泊生意人。小弟乒乓球得过师大附中高中组冠军,撞球只有他可以跟父亲较量,而今他从事的却是法律,是个专业人才以及孩子的好玩伴。小弟目前唯一的运动是——趴在地上当马儿,给他的女儿骑来骑去。 
  在我们的家人里,唯有我的丈夫荷西,终生的生活和兴趣跟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打网球、游泳、跳伞、驾汽艇,还有终其一生对于海洋的至爱——潜水。他也爬山、骑摩托车、跑步,甚而园艺都勤得有若运动。 
  我们四个子女虽然受到栽培,从小钢琴老师、美术老师没有间断,可是出不了一个艺术家。运动方面,篮球架在过去住在有院落的日本房子里总是架着的,父亲还亲自参与拌水泥的工作,为我这个酷爱“轮式冰鞋”的女儿在院中铺了一个方形的小冰场。等到我们搬到公寓中去住时,在家庭经济并非富裕的情形下,父亲仍然买来了撞球台和乒乓球桌,鼓励我们全家运动,巷内的邻居也常来参加,而打得最激烈的就是父亲自己。 
  记得当年的台湾物质缺乏,姐姐学钢琴和小提琴,父亲根本没有能力在养家活口之外再买一架昂贵的钢琴,后来他拿出了小心存放着预备给孩子生病时用的“急救金”,换了一架琴。自那时起,为了物尽其用和健康的理由,我们其他三个孩子都被迫学音乐。那几年的日子,姐姐甘心情愿也罢了,我们下面三个,每天黄昏都要千催万请才肯上琴凳,父亲下班回来即使筋疲力尽都会坐在一旁打拍子,口中大声唱和。当时我们不知父亲苦心,总是拉长了脸给他看,下琴时欢呼大叫,父亲淡淡的说了一句:“我这样期望你们学音乐,是一种准备,当你们长大的时候,生命中必有挫折,到时候,音乐可以化解你们的悲伤。”我们当年最大的挫折和悲伤就是弹琴,哪里懂得父亲深远的含意。 
  至于运动,四个孩子都淡漠了,连父亲登山都不肯同去,倒是母亲,跟着爬了好几年。当然,那只是些不太高的山,他们的精神是可佩的。 
  我的丈夫深得父亲喜爱并不完全因为他是半子,父亲在加纳利群岛时,每天跟着女婿去骑摩托车,两人一跑就不肯回家吃饭,志同道合得很。 
  回想有一年我开始学打网球时,父亲兴奋极了,那一年是我出国后第一次回国,在教德文,收入极有限,可是父亲支助我买二手球拍、做球衣,还付教练费,另外给我买了一辆脚踏车每日清晨骑去球场。这还不够他的欢喜,到后来,父亲下班提早,也去打球。他的第一个球伴是球场中临时碰上的——而今的国民楷模孙越。父亲打球不丢脸,抽球抽得又稳又好,他不会打竞争的,他是和平球。 
  等到我又远走他乡一去不返时,我的生活环境有了很大的变迁,我住北非沙滨去了。那时最普通的运动就是走路,买菜走上来回两小时,提水走上一小时,夜间去镇上看电影走上两小时,结婚大典也忘了可以借车,夫妻两人在五十度的气温下又走上来回一百分钟。那一阵,身心都算健康,是人生中灿烂非凡的好时光。 
  后来搬去了加纳利群岛,我的日子跟大自然仍然脱不了关系,渔船来时,夫妻俩苦等着帮忙拉渔网,朋友来时,一同露营爬山拾柴火,平日种花、种菜、剪草、擦地、修房子,运动量仍算很大。夏日每天“必去”海滩。我泡水、先生潜水,再不然,深夜里头上顶了矿工灯,岩石缝中摸螃蟹去,日子过得自然而然,肤色总是健康的棕色。虽然如此,夫妻两人依旧看书、看电影、听音乐、跳舞、唱歌,双重生活,没有矛盾。回想起来,夫妻之间最不肯关心的就是事业,我们安稳的拿一份死薪水,绝对不想创业,这自然是生活中烦恼不多的大好条件。 
  有一年,偶尔回国,在电视上看见了纪政运动生涯的纪录片,我看见她如何在跑前热身,如何起跑,如何加速,如何诉说本身对于运动的理想和热爱……我专注的盯住画面不能分心,我分解她每一个举手投足的姿势,我观察她的表情,我回想报章杂志上有关她的半生故事,我知道她当时正跑出了世界纪录,我被她完全吸引住了的原因,还是她那运动大将的气质和风度,那份从容不迫,真是叹为观止。一个运动家,可以达到完美的极致,在纪政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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