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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解读儒林外史-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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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吴敬梓写王冕拒绝时知县之召后,又写吴王朱元璋
特来拜访,虚心求教,王冕也就“以仁义与王言”,这同上述孟子的理想如
合符契。但王冕是个“不为管仲者”,朱元璋当皇帝后真来征聘,他却连夜
避往会稽山中,比一般贤人又多了隐逸高士的成分。人们自不会忘记那个照
《楚辞图》自造屈原衣冠,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执
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孩子
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的王冕。儒家的贤人人格和奇人的
名士风韵就这样融汇在王冕形象里。

道家理想人格的境界之一是,返朴归真,与自然质朴合一(即道家所主
张的“天人合一”)。王冕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境界。七泖湖畔的湖
光荷色陶冶了他幼小的心灵,对他人生哲学的形成、人生道路的选择具有启
蒙性质的作用。围绕着他的景物描写,细腻传神、生气灌注,饱含着返归自
然的气韵。那“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的荷花,不仅使王
冕爱上自然,也是王冕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人格的写照。那么普通的景色,
表现得那么自然、淡雅,又充满了生命和情意,充满了灵动的情志。物的形
象是人的情趣的返照,这种意境显现着王冕的人生意趣。人与自然交融的画
面表达出的已不仅是一种人格理想,而且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了:葆全人
的淳真本性,主体独立自足,情操高洁,又自由自在。。这里既有老庄崇尚
自然的因素,还体现了儒道的互补协调。

王冕形象代表了作者对理想人格的设计。他在小说中如初升之曙色,市
井四奇人如美好而令人叹惜的晚霞,他们以“嵚崎磊落”的个性在一片浊污
的泥水之中为自己辟得一块净土。他们是那么质朴干净,有足够的亮度、高
度对比出陋儒的爬行、假儒的卑鄙、假名士的无聊。他们前后辉映,也叠印
出景深感和丰富性。作者就是这样一面批判、清算着士林的弱点,一面不断
地拟定着理想的士人人格的范型,表现出持久的热情。

道家不满现实,推崇远古淳朴和谐的社会风尚。阮籍等魏晋名士也从自
然论的角度,讴歌远古社会的人和谐相处,无有相害之心,人之于社会,如
鱼之于水一般。吴敬梓也向往这样的人际关系,描写了一些与王冕的人生境
界相近的归真返朴的野老:秦老对王冕母子,乡邻之间至诚相待,情真意实,
表现得淳朴厚道,古风可鉴;开小香蜡店的牛老儿与开小米店的卜老爹,街
坊之间鱼水相帮,敦厚善良。作者写他们之间诚挚动人的友谊,温煦之气直
拂人面。。凡此都表现出温润的人情美,包含着对淳朴淡远的生活意趣和朴
实敦厚的品性的向往和追求。

《儒林外史》所写的一组组人物,一个个场景,表层情节似乎不相联属,
其实都是有机的序列;透过表层情节,从褒贬对比的结构框架挖下去,我们


可以发现吴敬梓是在对文士的命运作深沉的历史反思,通过反思,他对士林
文化——心理结构中一些沉淀很深的糟粕,进行大胆的扬弃,形象地揭示出
没落地主阶级精神道德和文化教育的腐朽糜烂(其中当然包括了对八股科
举、程朱理学的批判);同时又认真检验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有价值
的因素(包括儒家和道家),企图从中提炼出新的元素以改造士林的素质,
建构新的士林。他的后一方面的努力虽然受到历史的限制,同我们的认识有
很大距离,但他为建构健康的民族灵魂而辛勤探索的伟大精神,却永远值得
我们崇敬。

(原载《文学遗产》1998 年第1 期)


儒林百态栩栩如生

乐蘅军——世纪的漂泊者——论《儒林外史》群像

金圣叹说梁山泊石碣受天文是《水浒》全书一大结束,一百零八个好汉
到此都如“千里群龙,一齐入海”;《儒林外史》同样是写许多人的故事,
却显然缺少如此雄健而完整的布局,甚至在情节上根本看不出有任何统一发
展的趋势,于是它被指为是后来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那一类不成全书
的体裁之始作俑者。作如是观的,显然只把《儒林外史》当作一套汇集了许
多讽刺场面的画册看:所有的画面都表现一个共同的主题,但是每一幅画却
各自经营独存。这种看法对一部完整谋篇的艺术作品来讲,未免粗疏。《儒
林外史》的人物事件,毕竟不是一网偶然打上来的鱼。它虽然缺少梁山泊的
归宿,或者大观园盛衰一类的进程,可是吴敬梓的内在是在寻求着一个统一
的过程的。因为生存的意义既然必须在一连串相关过程里完成,那么要表现
一个社会生存的普遍共相,吴敬梓不可能只描写一些各不相干的孤立情状。
他需要一个能笼罩全局的大结构。因此他的兴趣就不是只供献几幅嘲讽的漫
画或素描;漫画和素描是小情节的经营,重点在塑造人物,反映某一片断的
生活真相,但是对整体命运的表露,却是不足为用的。那么我们就试着把《儒
林外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

假使我们顺着每一个角色的故事脉络去追踪寻迹,于是,在原只是一片
杂杳的声影中,就逐渐呈现了一个涡漩式的结构,涡漩式结构固然不具有建
筑结构的严密,可是每一个情节仍然在朝向同一的终点运动(犹如每一水纹
都漩向中心一般);从故事说,这个终点的象征就是“南京”。每一个角色
从原来散居的地方,纷纷流向南京这个中心地,就是《儒林外史》潜伏着的
主脉动作,也就是吴敬梓所寻求和缔造的一个统一的过程。虽然文字叙述上
并没有特别强调这个过程的形式结构,可是读者仍然能从里面隐隐感觉到,
那些人物在各自不同的情况下漂流到南京来,是被同一命运所推移的。于是,
至少在这一个大结构里,作者暂时抛开了一贯的讽刺,或者说在最后的主题
里他超越了这部作品表层的讽刺,而让读者窥视到一个群体生存的大悲剧—
—一批知识分子的永无休止的褴褛的流浪。

如果把这个过程的意义再加以分解的话,还可以做两个层次来说,第一
是,从人物开始登场到各处漂荡,以及来到南京的种种,都是不折不扣的无
数重复而又重复的流浪生涯。第二是,他们大多数都是在经历若干挫败之后,
不约而同地以南京做了漂流或投诉的暂时性终点,于是南京成为某种意义的
象征。而和南京这个象征城市对比的是北京,当时京师所在。《儒林外史》
除了南京以外,因为描写各类角色的出身,曾经将场景推移到遍及南北许多
大小乡村城镇,但是却绝不实地描写北京。“京师”一词只间接提到;而当
说到“进京”,“往京师去”,或“从京师来”的时候,“京师”象征发达
和成功,同时也是一种作者避而不谈的权力象征,一个已经固结了或者说已
腐蚀了的生活样式。《儒林外史》前五分之一中大部分人物是不去南京的;
除非当他们从破陋平凡的环境里科举考中以后,他们便往北京去,像周进、
范进、荀玫、匡超人等。到最后甚至马纯上也以优行保举进京:杜慎卿则在
南京等待到少年名士的声誉酝酿成熟以后,也就奔赴北京加贡选官去了。而
相对的,慎卿堂弟少卿在家产挥尽以后,却迁居到南京来。他到南京的第一


天,就结识了马纯上、蘧駪夫、景兰江,接着第二天又是季苇萧这班更典型
的浪荡江湖的名士。因此少卿人格是一回事,少卿的命运却也逃不出一个泾
渭同流。南京便是少卿在如此情况下聊以寄居的地方。对别的人讲,也都是
如此,例如萧云仙,这个少年英发的名将,半生的功业毁于谗妒,被贬到南
京来投间置散;沈琼枝以士人之女,受骗于盐商后,从扬州流落到秦淮卖艺;
王玉辉丧女亡友之余,也从徽州徬徨到秦淮河畔来了;即使原要选做翰林的
虞博士,天子说:“这虞育德年纪老了,着他去做一个闲官罢。”于是他便
从北京来到了南京。总之,南京和北京是一个对比的意义,北京是一意亢进
者的目的地。(当马纯上优贡进京以后,有人说“马纯上知进而不知退,直
是一条小小亢龙”——第四十九回)。在南京,却结集着一群曾经历过各种
失败的人,一批失去了目的的人,以及一批不知其所以而盲然追逐的人。于
是南京又不仅仅是一个北京式人生的对比象征,南京表征着比较更复杂的一
般人生上的问题。北京式的人生,吴敬梓曾经藉周进、范进和匡超人等痛快
的嘲谑过了;也曾藉荀玫、王惠(两人不是沉浮不定,就是造祸及身)彻底
的否定过了;于是他切断这一景,把北京干脆远推到不再关心的后台去。当
他转到南京这边来的时候,一方面他采用了一个普遍的眼光,广泛地取材;
一方面便经此而展示出多种生存的样式,包括他不厌其辞去讽刺的,和他自
己还在徬徨疑惑的;一些流行在一般人中间的俗世生活,和一些明哲者在追
寻着的理想生活。但无论是此抑或彼,吴敬梓都把它们系在同一根桅柱上,
让它随着传统和现实所形成的风向去漂浮。

于是随着人物的递相赓续,开始了一种轮唱式的流浪故事。我们不妨先
把前面几个属于北京的人物和一些枝节的伴奏性的角色放开不论,姑且作一
个按序的出场,那么娄玉亭和瑟亭两兄弟可以说是最先揭开了这一连串流浪
的序幕。虽然娄氏兄弟本身并没有向南京方向去,但寄身在他家门下的,如
蘧公孙、牛布衣、陈和甫、张铁臂等人,后来都浪迹到南京或芜湖沿江一带。
而且人头会以后张铁臂、权勿用贪得无厌的丑剧,使得娄氏兄弟高门贵族的
豪侠梦破碎,庇护流浪食客的那一种自尊自负受到狼狈的讽刺,从此后娄府
门虽设而常关,这一批人再也找不到如此托庇之所了。受豪门豢养的时代后
来成为一种回忆而已(蘧駪夫道:“我家娄表叔那番豪举,而今再不可得了。”
第三十四回)。虽然杜少卿的慷慨又胜于二娄,但是当季苇萧说这话的时候
(同上节),少卿其实早已成了无恒产的平人,在秦淮岸边过着有出无进的
生活,所以二娄“结交宾客”的时代过去以后,从蘧公孙引出的马纯上开始,
读者看到一个接一个的士子文人孤单单地踽踽在漂泊的旅途上。即使像季苇
萧这样乖巧善谋的人,能够在穷极无聊时,入赘商家打打秋风,但是仍然不
能因此而获得生根的乡土之念;实际上他根本就脱不掉中国文人本质上的那
一种流浪命运。

吴敬梓在许多故事里告诉我们,自从养士的古风显得越来越不切实际,
而科举渗入农村社会以后,士人已经由于种种原因,被迫、或被诱,离开了
他们曾一度生根于斯土的乡国,来到一个不再有权势护佑而实际是彼此利用
和依赖的社会上漂泊流浪(这时文人已从宾客降到被雇用的地位,例如周进、
牛玉圃、余大先生的遭遇就是例证)。当知识增进以后,就和素朴简单的古
老传统生活生出龃龉来(匡超人、牛浦郎是最好的例证),而来到社会上却
又成了无用之才。再回乡村故土既不可能,于是他们便无休止的流浪漂泊,
一世纪又一世纪的。追求虚饰无用的知识的结果,是整个失去了人生的方向,


这就是吴敬梓对这个科举文化提出来的最大的问题。

同时,吴敬梓不仅指出科举制度下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紊乱,他更把
这流离漂泊扩大到整个生存形态上去。从季恬逸的三餐无着,到庄绍光的玄
武湖隐居等等,作者简单地概括了两个类型,一个是基本物质的严重匮乏,
一个是精神上的不得要领。先就前一种看,吴敬梓在这方面的描写兴趣是相
当浓厚的。事实上,文人挨饿是个永远的苦难。我们在开篇不久已经看到周
进吃斋的苦戏,和范进草标卖鸡的闹剧了,接着杨执中这个三人小组的骗吃
骗喝等等,我们都撇过不谈,马纯上开始被饥饿所追赶而东飘西荡;牛布衣
从范进的幕客,而娄府的幕客,娄府席散门关以后,牛布衣似乎依靠无着,
就毫无目的地流浪到芜湖一个荒庵里;病死的时候,残骸之外,只有六两买
棺木的银子,和一本徒具空名的唱和诗集,而离家一千余里之外。这幕景象
自然是流落文人最凄凉的挽歌了。再说陈和甫打卦算命,永远如影逐形一样
的,承意观色在各式各类权贵的客厅里,情况的困顿狼狈也是可知的。接着
牛浦郎又冒着牛布衣的名字,离乡背井,寄食四方,双重的托身于人,到后
来不但真的失去了自己的名字,而且完全失去了本来的自己,居然也就借用
着牛布衣的意识在那里生活。当然,这种景况就比牛布衣的客死,悲惨之外,
还加上讽刺。然而牛浦郎的故事并不是仅属于他个人的一个荒唐笑话而已。
牛浦郎以后,由季苇萧为首的一班浪子文人,一伙一伙地登场,包括辛东之、
金寓刘、季恬逸、萧金铉、诸葛佑、郭铁笔、金东崖等等。这一班人的共同
形象是:秀才方巾、衫履不整,以游荡为生活,没有一定的居处,而且根本
就没有行业;甚至,我们既不清楚他们来历,也不知道他们除了骗取以外究
竟怎样生活。他们像浮萍样的,忽然风向相同就聚在一起,忽然一阵乱风又
被吹散了。作者并不费文字去一一分辨他们,因此虽各有姓名,但面目是模
糊的,他们只有,也只认一顶方巾做共同的标志,只要见了方巾,就可以称
兄称友。在方巾意识下,他们结为一个大群体,呼吸着同样的空气,说着同
样的言语,做着同样的动作,于是在集体同化作用下,他们或结伴而行(如
牛玉圃、牛浦郎一对假祖孙,以及季苇萧一群),或孤形只影(如马纯上、
牛布衣、余大先生),艰难地,像漂鸟采食一样,流浪在以南京为中心的大
城市之间;也像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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