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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学史-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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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吉·卡普安纳（1839…1915）是真实主义理论家、作家，和维尔加共同奠定了真实主义的理论基础。他把目光投向西西里农村和社会下层，在短篇小说和长篇《洛卡维迪纳侯爵》（1901）里展示出半封建的西西里农村的惊人贫困，农民对土地和劳动的热爱，外省生活的平庸空虚。他的作品有时流露出自然主义的倾向，企图通过人物的病态现象来研究社会环境，因而掩盖了阶级矛盾。
玛蒂尔德·塞拉奥（1856…1927）是一位多产的女作家，她的作品大都描写那不勒斯中下层市民的生活，抨击资本主义金钱势力造成社会邪恶，导致人们经济破产和道德堕落。萨尔瓦多·迪·贾柯莫（1860…1934）用那不勒斯方言写了许我诗歌、短篇小说和剧本，反映社会底层的水手、工人、艺人和儿童的苦难生活。上述两个作家都揭露了被资产阶级称为“安乐乡”的游览胜地那不勒斯的阴暗面。
格拉齐娅·黛莱达（1875…1936）以细腻的笔触描写撒丁岛农民和牧人的生活，表现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同撒丁岛古老文明的冲突以及后者的解体。
乔万尼·维尔加（1840…1922）在真实主义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出生于西西里岛文化中心卡塔尼亚市一个贵族家庭，祖父是烧炭党成员。他二十岁时进大学攻读法律，开始文学活动。在政治上，他是热烈的民主主义者。他最早的两部历史小说《山地的烧炭党人》（1861…1862）和《滨海湖》（1863）取材于意大利人民反抗外来侵略、争取独立和自由的史实，贯穿着当时处于高潮的民族复兴运动的精神。随后发表的几部爱情小说如《一个女罪人》（1866）、《夏娃》（1873）等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缺乏思想深度，但受到城市资产阶级的欢迎。
1865年，维尔加离开西西里，先后在佛罗伦萨和米兰居住，同政治界和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广泛接触，同文艺理论家、作家卡普安纳结下深厚的友谊，这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过很大影响。
维尔加最优秀的作品是他奉行真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产物。中篇《奈达》（1874）描写一个雇农妇女的苦难身世，是他的第一部真实主义小说。短篇小说集《田野生活》（1880）和《乡村故事》（1883）是十九世纪下半叶西西里乡村风貌的组画，作者怀着巨大的同情，以敏锐的观察力，描摹农民、渔民、矿工、小手工业者的劳动生活和遭受剥削、压迫、凌辱的不幸境遇，刻画出形形色色的地主、官吏、法官、律师和神甫的形象，揭发他们互相勾结，鱼肉人民的罪恶，同时对新兴资产阶级的贪婪冷酷也予以有力批判。作者强调，农民虽然贫贱，却具有丰富的情感和高尚的品格。但有时他只限于客观地描写现实环境给劳动人民造成的精神创伤，从而损害了人物形象。
维尔加计划以《被征服者》为总题创作一套长篇小说，但只完成了《马拉沃里亚一家》和《堂·杰苏阿多师傅》两部。《马拉沃里亚一家》（1881）的故事发生在西西里一个穷困偏僻的小渔村，“上帝和世人遗忘了的地方”。主人公安东尼·马拉沃里亚是个勤劳正直的老渔民，他想凭借儿孙的强壮劳力和一条渔船，挣脱世代贫穷的命运，但结果希望破灭，家破人亡：海上风暴吞噬了他唯一的儿子和赖以生存的渔船，瘟疫又夺去儿媳的生命；孙子们或在战争中丧命，或受到城市文明的诱惑，道德堕落，不可救药；老马拉沃里亚也在高利贷的剥削下破产，在医院里痛苦地死去。小说成功地描绘出西西里渔民的辛酸生活，反映了在迅猛发展的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农村封建宗法制崩溃的过程，谴责资本主义城市文明是腐蚀农民的邪恶力量。
《堂·杰苏阿多师傅》（1889）的主人公杰苏阿多贫农出身，当过苦力，后来发迹，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富翁，“人间的上帝”。他一心向上爬，挤入资产阶级上流社会，但受到资产阶级和贵族的联合一致的反对。他在同这些势力搏斗中不断遭到失败，成为“被征服者”，丧失了反抗的力量和他所聚敛的全部财富，最后众叛亲离，孤独地离开人世。小说以一幅幅生动的画面，描写出急遽发展的资本主义如何造成农村剧烈的阶级分化，破坏传统的社会关系；又如何给劳动人民带来新的灾难，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除掉金钱，没有别的上帝”。小说还斥责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私利，在1848年革命高潮中同封建势力妥协并背叛革命的行为。
维尔加后来还出版过几部短篇小说集和根据短篇改编的剧本，但与旧作相比，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逊色。
维尔加的创作打破民族复兴运动后资产阶级为了粉饰现实而制造的太平假象，揭示了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暴露了十九世纪末叶意大利社会的痈疽，以感人的艺术力量反映出，在资产阶级新秩序和旧的封建关系的双重羁轭下，劳动人民愈加深深地陷入苦难的深渊。他的作品生活气息浓郁，文风朴实，大量汲取西西里民间的词汇和谚语，人物性格鲜明，常常用细致的写景来烘托人物心理刻画，使作品具有抒情性。由于他对资产阶级革命感到失望而又远离新兴无产阶级运动，加之受了自然主义的影响，因而看不到解决社会矛盾的前景，常在作品中宣扬现实生活和人的命运不可改变的观点，对宗法制农村社会的瓦解表示惋惜，流露出比较浓厚的悲观哀伤的情调。以维尔加为代表的真实主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文学和电影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十世纪初，意大利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真实主义发生危机。维尔加从此辍笔，在卡塔尼亚度过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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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果戈理、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
十九世纪中叶，俄国解放运动已由贵族时期逐步过渡到平民知识分子时期，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期。在三、四十年代，农奴制危机日益加深，反农奴制的社会活动家多半还是贵族中的先进人物。到五、六十年代，俄国进入“农奴制改革”阶段，出现了一批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
1825年12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尼古拉一世用残暴的手段统治俄国。宪警和密探遍布全国，以监视对政府和教会不满的人，搜索秘密团体；他颁发苛刻的书刊审查条例，宣布“决不赐给农奴以自由”。但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农奴制的危机日渐显著。农民自发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如三十年代初的“霍乱暴动”和四十年代的“马铃薯暴动”。连沙皇警察头子卞肯陀尔夫也承认：“农奴制的现状是国家底下的一座火药库。”
为了抵制俄国贵族革命和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沙皇政府提出“正教、专制制度、民族性”三位一体的反动谬论，用以维护专制农奴制。他们说正教是“社会幸福和家庭幸福的保证”，专制制度是国家的“奠基石”，而俄罗斯民族则生性“虔诚”、“温顺”。反动文人布尔加林（1789…1859）和格列奇（1787…1867）积极鼓吹这套官方谬论。进步知识分子则加以嘲笑，并寻求改造社会的理论。三十年代初，莫斯科大学出现许多学生小组。赫尔岑小组继承十二月党人的传统，宣传反专制农奴制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探讨西欧空想社会主义。斯坦凯维奇（1813…1840）小组研究谢林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向往改造社会的事业，但脱离俄国实际，流于空谈。四十年代发生了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的论战。斯拉夫派站在保守贵族的立场，反对俄国走西欧的资本主义道路，主张回到古代宗法社会去。西欧派是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倾向的贵族。他们提倡走西方的道路，赞扬英国式的议会政治，抨击农奴制，嘲笑斯拉夫派的复古主义；但他们只要求改良，害怕革命。与斯拉夫派和西欧派都不同的是革命民主派，其代表人的是平民知识分子的先驱别林斯基。他既反对斯拉夫派对古代社会的美化，又批评西欧派对资本主义的膜拜。他站在农民方面，同专制农奴制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极力为农民争取政治权利。他认识到俄国的前途要靠农民起来解决。与别林斯基共同战斗的，还有贵族革命家赫尔岑，他在哲学上认识到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
沙皇对思想界反动统治的强化，使进步作家遭到残酷迫害。普希金、莱蒙托夫被谋杀，谢甫琴科被流放，别林斯基受到密探的监视。但是进步作家仍然冲破了反动政府的高压，在作品中表现出反专制农奴制度的批判精神。莱蒙托夫继承普希金的诗歌传统，用“注满了悲痛与憎恨的铁的诗句”，向尼古拉暴政挑战。平民诗人柯里佐夫（1809…1842）写了反映农民疾苦的纯朴诗篇。果戈理用讽刺的武器和卓越的艺术描写，揭发农奴制的腐朽和官僚统治的罪恶，确立了俄国文学的批判倾向。但一伙反动文人却大肆攻击进步文学，说果戈理的作品只写黑暗，不写光明，是对俄国的“诽谤”，并把他贬为低贱的“自然派”。别林斯基给反动文人以猛烈的回击，用革命民主主义观点对“自然派”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认为“自然派”的特色就是真实描写和严肃批判农奴制社会的黑暗面，以下层人民为作品的主人公，因而是当时俄国社会最迫切需要的文学流派。别林斯基的理论对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确立与发展主生了很大影响。四十年代后半叶，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等开始创作，发表了许多揭发社会黑暗、描绘平民和农民生活的优秀作品。
米哈依尔·尤利耶维奇·莱蒙托夫（1814…1841）出身于贵族家族，先后在莫斯科大学和彼得堡禁卫军军官学校学习，一八三四年入骠骑兵团服役。他在中学时代开始写诗，受到普希金和拜伦的影响。1837年普希金遇害，莱蒙托夫写了《诗人之死》一诗，激怒了沙皇政府，被流放到高加索。1841年他在一次决斗中被杀害。
莱蒙托夫的青年时期。正是十二月党人失败后俄国反动势力猖獗、一部分群众情绪低落的时期，这对他有极大的影响。他的诗歌浸透着对社会的强烈不满，同时又流露出一种孤独、伤感和绝望的情绪，《孤帆》（1832）便是一例。这反映出，在贵族革命阶段，进步贵族一方面憎恶现实，另一方面又远离人民，看不到变革社会的力量，因而陷入悲观的境地。《诗人之死》直接抨击沙皇及其宠臣们，诗人直呼他们为“扼杀‘自由’、‘天才’和‘光荣’的刽子手”。《鲍罗金诺》（1837）通过一个老炮兵的回忆，歌颂1812年反拿破仑侵略的战争中人民的英雄气概。1838年所写的《咏怀》，对贵族青年的冷漠怯懦的生活态度进行谴责。莱蒙托夫在他的后期抒情诗中，已开始认识到两个对立着的俄国。从1841年的《别了，满目疮痍的俄国》中，可以看到诗人对于“老爷的”俄国的无比憎恨，《祖国》（1841）则表达了他对农村的淳朴生活的喜爱。
叙事诗《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1838），写伊凡雷帝时代一个沙皇近卫士侮辱了商人卡拉希尼科夫的妻子，被商人在拳斗中打死，商人被沙皇判处死刑。这篇作品具有明显的反专制倾向。
基本上是1838年完成的叙事诗《恶魔》，通过恶魔对一个格鲁吉亚女朗的爱情，歌颂他的叛逆精神，同时也指出他是孤独的。叙事诗《童憎》（1840）的主题仍然是赞扬叛逆者，诗里描写一个从小就被俄国将军俘虏的高加索山村少年——童僧，他逃脱牢狱般的寺院，企图回到故乡去寻找自由的生活。他在高加索的崇山峻岭中走了三天，途中和豹子搏斗，虽然获得胜利，但自己也受了重伤，被人找回来时已经奄奄一息。作者歌颂了童僧的反抗和勇敢。但这个单枪匹马地反抗的“英雄”，仍以悲剧结束了他的斗争。长诗描绘了瑰奇壮丽的高加索风光，情景交融地表达出主人公强烈的斗争精神，是俄国文学中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作。
小说《当代英雄》（1840）是莱蒙托夫最著名的作品，包括五篇独立的故事，由主人公毕巧林把它们贯串起来。毕巧林是彼得堡一个富有的贵族青年军官，他对贵族社会的空虚庸俗感到厌倦，但又无力摆脱这种寄生生活。因此他苦闷彷徨，只能把精力耗费在许多卑鄙无聊的事情上，求得个人的一时快慰。他又常常作自我分析，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毫无意义，于是痛苦绝望，否定一切，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成为悲观厌世的个人主义者。这说明贵族革命失败后，部分进步贵族的社会改革理想已开始幻灭。毕巧林也是俄国文学史上“多余的人”中的一员。但与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相比，毕巧林的形象反映出在俄国解放运动日益深入的情况下，贵族青年的弱点和阶级局限性暴露得更为明显，他们已很难有所作为。
小说抨击了造成毕巧林这种性格的贵族社会，同时也谴责了毕巧林的缺点。但作者又对他充满惋惜和同情，为他的缺点开脱。
小说的主要艺术特点是心理分析。作者使用各种艺术手法，多方面地展示了毕巧林的内心矛盾，从而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作出了贡献。
总的说来，莱蒙托夫的作品渗透着对封建农奴制俄国的不满与抗议，从艺术方面看，他是继普希金之后的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在他的创作中，积极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特点兼而有之。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1809…1852）生于乌克兰一个地主家庭。他在涅仁高级中学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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