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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学史-第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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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最有才能的小说家是列昂·克拉代尔（1835…1892）。他的作品充满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愤怒抗议和对社会革命的坚定信仰。他的代表作《雅克·拉塔斯》（1931年出版）刻画了革命工人和公社战士的正面形象，并描写了以拉塔斯为代表的农民走向革命的过程。克拉代尔的其他著名作品还有《独眼》（1877）、《凯尔纳杰，旅途看守人》（1881）及短篇小说《复仇者》、《被诅咒的女人》等。
爱米尔·左拉（1841…1902）出生于一个工程师的家庭。他的童年和青年时期是在贫困中度过的。中学毕业后，他在巴黎一家运输公司当职员，后来又在书店工作，此后专门从事创作。
六十年代中期，左拉受到泰纳的决定论和克罗德·贝尔纳的遣传学说的影响，开始探索一种新的文艺创作理论，即自然主义。他认为小说不单是忠实地反映现实，而且要从所描写的事物中得出符合某种自然科学定理的结论。他说，小说类似化学实验室中对某种物质所作的试验，不过试验的对象是人。他认为小说家的积极作用，在于把人放在小说家依据事实创造出来的环境中，研究环境对人的影响；而对人具有决定意义的环境，则照例是受物理、化学、生物学和生理学的规律（例如遗传）的支配，而不受社会规律的支配。左拉还声称小说家只观察事实、研究事实而不下断语；小说家应该超越道德和政治。左拉这种理论显然是极端错误的。
左拉在1868年制定《鲁贡—马卡尔家族史》的计划，以第二帝国为背景，描述一个家族的两个分支在遗传法则支配下的盛衰兴亡史。这套书包括二十卷长篇小说。第一卷《鲁贡家族的家运》出版于1871年，最后一卷《巴斯卡医师》出版于1893年。在这二十多年里，法国社会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二帝国崩溃，巴黎公社革命爆发，第三共和国反动统治加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激烈斗争的现实面前，左拉虽然也在作品中写到劳资对立和劳动人民的苦难，但他把工人的贫困归咎于遗传、酗酒，从而掩盖了阶级压迫的事实。
《萌芽》（1885）是左拉的代表作。小说以煤矿工人罢工为背景，描写了矿工的悲惨生活，但是严重地歪曲了他们的罢工斗争。
书中叙述蒙苏煤矿公司由于经济危机爆发，工人失业的现象日趋严重。一个失业的机器工人艾蒂安找不到工作。恰好一名推煤车的女工死了，他就顶替了空缺。公司方面为了克扣工资，在挖煤工人和推煤车的工人之间挑起事端，分裂工人队伍。
随着经济危机的尖锐化，剥削也愈来愈重。一方面降低工资，另一方面又增加罚金。面对资方的这种进攻，在艾蒂安组织之下的罢工开始了，接着发生了群众性的暴动。公司方面始而用饥饿来迫使工人让步，继而出动军警，实行血腥镇压，最后使用队谋分化手段，使罢工运动遭到失败。为了面包，工人们不得不重新回到矿井里去工作，其中也包括艾蒂安。可是在复工的第一天，矿井里发生一场惨祸。一个相信无政府主义的工人苏瓦林，因为和艾蒂安争夺领导权，暗中破坏矿井的排水设备，使整个矿井都被大水淹没。当时艾蒂安也在矿井底下，被救出以后，他觉得在这儿再也待不下去，于是离开矿区，到巴黎参加革命去了。
《萌芽》中除艾蒂安以外，还描写了其他工人的贫困生活、不幸遭遇以及他们的反抗和斗争。小说写到矿工的艰苦的劳动过程，反映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劳动的残酷性。挖煤工人在温度很高的矿井底下闷得透不过气来，脚下满是泥水，必须跪着、爬着或仰卧着干活，时时刻刻有被活活压死的危险。但左拉所塑造的工人形象，不管是其中的主人公还是普通工人群众，都很粗鲁、愚昧、野蛮，行事全凭一种动物式的本能。甚至他们的斗争也带着很大的盲目性，他们只有疯狂破坏一切的本能冲动，是一群为饥饿所激怒起来的乌合之众。罢工斗争的组织者艾蒂安是个人主义英雄，他把自己看成“真理的守护人”。不是群众斗争鼓舞着艾蒂安，而是艾蒂安以救世主的姿态在群众中传播模模糊糊的“真理”。随着他的威信的提高，他的虚荣心和领袖欲也逐渐滋长起来。罢工斗争失败以后，他表现得非常软弱，流露出感伤的心情，自己感到困倦，觉得群众也困倦。他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安安静静地建立工会，幻想通过工会的合法运动（经济斗争），就可以使政权从资产阶级手中转移到无产阶级手中。艾蒂安不是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的领导者，他充分体现了左拉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
《崩溃》（1892）反映了普法战争、第二帝国的崩溃和巴黎公社革命等历史事件。在这部小说里，左拉指出第二帝国的崩溃是由于政治军事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和自私自利；他一方面谴责法国民族的叛徒，另一方面又揭露普鲁士军国主义。但是在巴黎公社的问题上，左拉暴露了他的严重的阶级局限性，他把公社革命看成民族自相残杀，认为它给法国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写完《鲁贡—马卡尔家族史》以后，左拉又着手写另一套长篇小说《三大名城》（1894…1898）。1898年，左拉参加了由德莱福斯事件所触发的反政府的民主运动，写了《我控诉！》一文，谴责政府违反法纪，蹂躏人权，引起反动势力对他的迫害，因而出走英国。流亡期间，他着手写《四福音书》（《繁殖》），1899；《劳动》，1901；《真理》，1903；《正义》），歌颂人的生存和繁殖的本能。这种对天性和本能的歌颂是他的自然主义观点的表现。和雨果一样，左拉也是把知识和教育看作改良社会、造福人类的唯一途径。在《劳动》一书中，他更提倡要建立“劳动、才能与资本和平联合的乌托邦”，宣扬阶级合作，调和阶级矛盾。
阿尔封斯·都德（1840…1897）出生于法国南部的尼姆城，因家庭破落，十五岁就出外谋生，十七岁时前往巴黎。早期曾发表诗集和独幕剧。半自传性长篇小说《小东西》（1868）是他扰名作，描写一个外乡青年到巴黎求职，受到上流社会的冷遇。小说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关系，获得文艺界的好评。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都德应召入伍。他以这次战争为背景写了《最后一课》、《柏林之围》等短篇小说。这些作品以深刻的爱国主义内容和卓越的艺术技巧，在国内外享有很大声誉。1870年以后都德和左拉、龚古尔兄弟交往密切，在理论上受自然主义影响，但在创作上的主要倾向仍是现实主义。都德一生写过十三部长篇小说、四部短篇小说集，还有一些剧本和诗作，他讽刺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腐败现象，对普通人民则寄予深切的同情。他的艺术特点是善于用简洁的笔触描绘复杂的社会政治事件。
基·德·莫泊桑（1850…1893）生于诺曼第一个破落贵族家庭。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他应征入伍，战后在海军部和教育部当上了十几年的小职员。1880年，他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羊脂球》，以后陆续写了350多篇中短篇小说、6部长篇小说。他的作品主要是写普法战争、城市中小资产阶级生活和农村生活三个方面。
在以普法战争为主题的短篇小说中，莫泊桑揭露了侵略者的残暴野蛮和法国军队的腐败无能，歌颂了法国人民对侵略者的英勇抵抗。但莫泊桑并没有触及法国的真正抵抗力量——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事实上，法军在色当惨败后的第二天，巴黎工人和国民军就推翻了第二帝国，表现出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坚强意志。莫泊桑的作品没有反映这些真正的英雄，他的正面人物多数是小有产者和小市民，他们对普鲁士人极其软弱。
在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里，有很多是描写中小资产阶级和市民生活的。莫泊桑对这些小市民的贪婪、向上爬、虚荣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可笑行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项链》写一个小公务员的妻子因爱慕虚荣，向朋友借了一串项链去参加一次豪华的宴会，回家途中不幸丢了这串项链，只能借钱买来一串新的作为赔偿，她花了整整十年工夫，节衣缩食，才还清债务，最后偶然发现所借的项链原来是假的。莫泊桑同情小资产阶级在第三共和国时期每况愈下的境遇，但也蔑视、嘲笑他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仰慕。他不可能为他笔下的“小人物”找到出路。在他们身上，他看到的只是“绝对的空虚”和“自身生活里的漫无边际的、单调的痛苦：过去的痛苦、现在的痛苦、未来的痛苦”。（《散步》）
在莫泊桑的六部长篇小说中，《一生》和《漂亮朋友》比较重要。
《一生》（1883）描写一个贵族女子约娜，在青年时期对婚姻、家庭抱有种种幻想，但是现实生活中的资本主义家庭关系使她的幻想一个个破灭了，最后她对生活作出了悲观的结论：“看来世界上一切都是欺骗、忧愁、痛苦、悲伤和死亡。”通过约娜的一生遭遇，作者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虚伪、欺骗和道德堕落，他对灭亡了的贵族阶级表示惋惜和同情，宣扬了悲观宿命的思想。
《漂亮朋友》（1885）是莫泊桑的长篇小说中揭露性最强的一部。作品主人公乔治·杜洛华原是法国在非洲的一个下级殖民军官，回到巴黎后，由《法兰西生活报》政治栏主编介绍，进入了报界。这个双手沾满殖民地人民鲜血的流氓刽子手，在报纸上用造谣欺骗取悦于他的后台主子——报馆经理和金融财阀，又用肮脏下流手段博得上流社会贵妇人的欢心。主编死后，他和主编的妻子结婚，分得一笔遗产。这样，他便由一个穷光棍变成巨富，成为政界和新闻界的重要人物。小说结束时，杜洛华又和他的情妇、报业巨头瓦尔特夫人的女儿结婚了。莫泊桑着力描写杜洛华利用卑劣的流氓手段不断向上爬，终于爬进第三共和国的统治集团，从而揭露了统治集团内部的腐朽、贪婪、尔虞我诈以及荒淫无耻的糜烂生活。但在这个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面前，莫泊桑束手无策，因此在他的批判揭露中经常掺杂着消极的宿命思想。他假借作品中的诗人瓦兰纳的口宣扬了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把人生看成一个向死亡迈进的过程，得出万事皆空、生活就是死亡的结论。
阿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生于巴黎一个旧书商家庭。1881年发表长篇小说《波纳尔之罪》。九十年代，他参预了德莱福斯事件，坚决加入民主阵营，反对当时的反动政府。他珲经常参加工人的活动。法朗士的政治活动对他的创作发展起过很大的影响。1897…1907年他写了四卷长篇小说《当代史话》。小说的中心人物贝日莱先生是一个外省教师和拉丁文学者，在他身上体现了当时进步知识分子的特点。通过这个人物，法朗士揭露了德莱福斯事件、封建贵族和教会的阴谋活动，对政治和社会风尚作了批判。贝日莱谈到资产阶级共和国时尖锐地说：“我们消灭了老的特权阶层，只是为了让后来的、无耻的、最强暴的特权阶层取而代之。十八世纪的革命竟是一次为了贪图国家财产的人的革命，人权宣言竟成为私有者的宪章。”法朗士在这里描绘了第三共和国特定历史阶段的画面，揭露了当时的政治黑幕。
《企鹅岛》（1908）是一部寓言小说，假托一个企鹅建立的国家来影射第三共和国社会，无情地揭露了这个时期的议会制度、对外政策、科学文化和社会风尚。小说的最后，企鹅中发生战争，企鹅岛沦为废墟，废墟上又出现了新的国家。但是，尽管国家发生了变革，企鹅仍旧是一种贪婪、自私、愚蠢和凶残的鸟，它的本性是不变的。变革后的社会也依然如故。作者在这里作出了历史循环论、社会改革徒劳无益的悲观主义结论。
《诸神渴了》（1912）描写1793年雅各宾专政的历史事件。主人公甘墨林是一个很有才能的画家，他贫穷潦倒，但具有“崇高”的共和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法朗士虽然承认革命的伟大，但是他的小说对革命的解释仍然是《企鹅岛》中历史循环论的观点，作者并没有对这次革命的作用和意义作出正确的分析，而是把革命的结果说成是毫无意义的血腥屠杀。
二十世纪初期，法朗士不仅积极参加国内的政治斗争，而且写了一些关于俄国1905年革命的政论如《走向幸福的时代》、《保卫无产阶级》等。法朗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还不能正确理解这次战争的性质，但战争结束时他的态度有了转变，认识到“人们自以为是为祖国牺牲，实际上却是为工业家而死”。他欢迎十月革命，第一个签名反对帝国主义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武装干涉。
罗曼·罗兰（1866…1944）生于一个中产者家庭，父亲是公证人，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年轻时受到十八世纪启蒙思想的影响。1886年，他考进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次年开始和托尔斯泰通信，托尔斯泰使他过分重视道德精神的力量。1889…1891年，他到意大利，在罗马的法兰西学校从事研究。1895和1940年，他先后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和巴黎大学讲授美术史。
罗曼·罗兰早期的创作中有《革命戏剧集》，包括《群狼》（1895）、《丹东》（1900）、《七月十四日》（1902）三个剧本，都取材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丹东》描述雅各宾党执政带来的“恐怖”。罗兰同情反对革命深入的丹东，把他写成理性和博爱的化身，而把坚持革命的罗伯斯庇尔写成一个失去理性、不讲人道的阴险人物。罗兰将革命内部的阶级分化理解为革命领袖之间的个人矛盾，同时宣扬超阶级的“博爱”，用所谓的“博爱精神”来反对人民的革命行动。《七月十四日》描写法国人民在革命发动的日子里所表现的革命激情，从抽象的善恶、爱憎的观念出发，赞美那些革命战士。作者企图以“博爱”的思想来调和阶级矛盾，鼓吹各个敌对阶级的人们彼此携起手来，成为纯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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