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学史-第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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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工人发动不够，自己还不善于向群众“说明真理”。巴维尔的成长，表明俄国工人运动已从宣传革命理论进展到组织实际斗争。　
　　巴维尔出狱后，和工人小组的同志们一起聚集力量，准备在五一节举行政治示威。母亲和他的女友担心他又要坐牢，劝他不要亲自拿红旗，但他把个人安危置于度外，以革命利益为重，坚持原来的决定，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作者用颂歌的笔调描写了五一游行的群众场面，队伍像一只展翅欲飞的巨鸟，又像一个锋利的楔子。巴维尔高举着火样的红旗，走在楔形队伍的最前面，高呼“我们精神的故乡，社会民主工党万岁”，他像磁石一样吸引了游行群众和过路的行人，大家都跟着他高唱革命歌曲，向着敌人的刺刀冲去。作者通过这一场面的描写，烘托出一个勇敢、成熟、和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工人阶级先锋的高大形象，把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写得有声有色。　
　　在第二部里，巴维尔在狱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斗争，他的英雄气概大大鼓舞了同志们。在法庭上，他以新世界的主人、统治阶级的审判者的身份，发表了一篇光辉的演说。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颠扑不破的真理，深刻揭露私有制度的罪恶，有力地论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和可能，宣告了资产阶级的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的必然胜利。他的演说是一篇向旧世界挑战的革命宣言。　
　　巴维尔是一个由普通工人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作者在他身上倾注了自己的理想和革命热情，并通过他反映了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巴维尔作为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塑造的第一个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　
　　母亲尼洛夫娜是这部小说的另一个主人公。她不仅受到剥削阶级的压榨和宗教的精神奴役，而且受到夫权的压迫，养成一种胆怯、悲愁的性格。她起初把“社会主义者”想象为可怕的暴徒，但长期和革命者相处，看到他们都和善可亲，于是不知不觉变成了革命的同情者。儿子被捕后，她出于对儿子的热爱，主动参加了革命工作。她回忆自己过去的痛苦，认识到“有钱人”和人民是对立的，初步批判了自己的母爱情感的自私和狭小，开始关心别的同志。她觉得自己是个对革命有用的人，摆脱了狭隘的精神状态。五一游行时，她在群众高亢有力的歌声里，深深地感觉到工人阶级的力量、革命道路的漫长和艰险以及人民对革命胜利的信心。作者意味深长地作了这样的安排，正是在儿辈被抓去的地方，一个年老的新战士站出来了。　
　　巴维尔再度被捕后，党让母亲迁居到革命知识分子尼古拉的家中。她投身到广阔的阶级斗争的天地里，给农民输送革命书籍和传单，开辟新的据点，进行革命鼓动。农村的革命实际鼓舞了她，同时也加强了她的阶级仇恨。她获得了新的信念，心胸日益开阔，自觉地把革命事业、战友和儿子三者融为一体，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革命工作，并对这种战斗的沸腾生活产生热爱，体验到战斗的愉快和幸福。　
　　贫农出身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雷宾是小说着意塑造的另一个形象。他受到沉重的剥削和压迫，有强烈的反抗精神，但由于身上的狭隘的农民意识，又有民意党和机会主义者对他的影响，他起初不相信工人革命者和革命理论，只相信农民“自己的智慧”。他走着个人反抗的道路，不能不处处遭到失败。后来在党的争取和教育下，他认识到革命理论的巨大作用，迫切地要求巴维尔给他革命书籍。他在斗争实践中，终于接受了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大道。　
　　此外，小说还描写了一群革命知识分子的形象。　
　　《母亲》是俄国无产阶级文学中第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也是体现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实现文学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一部典型作品。但书中也存在一些缺陷，如安德列在工人们杀死沙皇密探后流露了人性论的观点，而作者却对他的脆弱和动摇加以渲染，批判得也软弱无力。雷宾的“造神论”思想在书中也没有被充分驳倒。　
　　《母亲》最初发表于美国杂志，1907至1908年，先后在欧洲许多国家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对于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对于国际无产阶级文学，都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1907年，高尔基到伦敦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和列宁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此后直到1913年，他定居于意大利喀普里岛。那里聚集了各种俄国政治流亡者，波格丹诺夫和巴扎罗夫等人进行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派别活动，鼓吹马赫主义哲学，力图把科学社会主义和宗教结合起来。高尔基没有认清他们在政治上分裂党和麻痹人民的危害，接受了他们的一些思想影响。他在中篇小说《忏悔》（1908）和后来写的一部分政论、文学论文中，表现了造神论的观点。他抛开神的观念的历史内容和阶级内容，认为这个观念曾起过一些好作用，说神虽然不存在，但要制造一种新的对神的信仰（如对人民的宗教式崇拜）来代替旧的宗教，以鼓舞人民的斗争和创造精神。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神的观念永远是奴隶状况（最坏的、没有出路的奴隶状况）的观念，它一贯麻痹和削弱‘社会感情’，以死东西偷换活东西。神的观念从来也没有把‘个人同社会联系起来’，而是一贯用对压迫者的神圣性的信仰来束缚被压迫阶级。”在列宁的原则性的批评和多方面的关心帮助下，高尔基在1913年以后克服了这一政治性的错误。　
　　1913年，高尔基按照列宁的指示，利用沙皇大赦的机会，回到俄国。在革命重新高涨的年代，他作为一个声誉卓著的无产阶级作家，展开了巨大的文化组织工作和文学活动，编辑了《无产阶级作家选集》、俄国一些民族文学的专集和《编年史》等杂志，并主持《真理报》的文艺栏，积极为党的报章杂志写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有力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在1908…1917年的十年间，他对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堕落和猖獗一时的欧洲颓废文学潮流，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和俄国文化界许多进步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帮助他们接受社会主义。　
　　这一时期，高尔基创作甚多，有描写革命斗争和歌颂人民的中篇小说《夏天》（1909）和故事集《意大利童话》（1910…1913）；有揭露统治阶级及其仆从的反动面目、批判小市民庸俗生活的剧本《末裔》（1908）、中篇小说《奥库罗夫镇》（1909）、《马特维·科热米亚金的一生》（1910…1911）等；还有自传体三部曲中的前两部《童年》（1913）、《在人间》（1916），以及一些关于俄国作家的回忆录。　
　　《意大利童话》包括二十七篇故事。其中一篇描写意大利那不勒斯电车工人在广大群众支持下，取得了罢工的胜利。另一篇写热那亚工人为支援巴马的阶级兄弟而罢工，把他们挨饿的孩子接来抚养。作者强调无产阶级团结的力量，指出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形成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和集体主义。还有一篇故事写辛普朗隧道工人，他们确信劳动可以使人成为无敌的力量，工人阶级的一切希望必定会实现。另一篇写一个普通工人向工程师宣传社会主义，认为做一个社会主义者比为资本家服务的工程师来得高尚。这部作品充满了革命和劳动的豪情，反映了工人运动重新高涨时期的革命士气。列宁认为这部作品是“精彩的‘童话’”和“革命传单”。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给高尔基的活动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他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杰出建设者之一，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高尔基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列宁在二十世纪初就说高尔基“用自己的艺术天才给俄国（而且不仅仅是俄国）的工人运动带来了如此巨大的益处”，他“同俄国和全世界的工人运动结合得太牢固了”，“高尔基毫无疑问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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