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大(中国古代史)-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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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1年，耶律阿保机为夷离堇，取得了许多军事上的胜利。907年，阿保机取得可汗之位，成为契丹的最高首领。916年，阿保机正式称帝（后追尊辽太祖），建元神册，没有专定国号，仍以契丹为国名。五代时的后晋、南方的吴越、渤海、高句丽、回鹘、党项、波斯、大食、日本等政权，都先后派使臣来到契丹。契丹占有中国北方的草原和华北农耕区的北缘，在当时的亚洲国际舞台上具有重要影响。
契丹建国后，在一些汉人的协助下，开始进行典章制度和文化的建设。委派汉人在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修建都城，称上京。还下令修建孔子庙、佛寺和道观。又创制文字，制定法律和各种职官制度。
　　926年，契丹攻灭号称“海东盛国”的渤海国。阿保机的次子耶律德光（后为辽太宗）利用中原的混乱局势，帮助石敬瑭灭后唐建立后晋，取得了长城沿线的燕云十六州。947年，德光灭后晋，在汴梁模仿汉族礼仪接受百官朝贺，始建国号为辽。契丹在中原立足未稳，很快北撤，德光病卒于归途。
　　983年，年幼的辽圣宗即位，皇太后萧氏主持政务。在萧太后的主持下，辽击败了北宋的北伐，并转守为攻，迫使北宋签定澶渊之盟。辽朝进入鼎盛时期。到十一世纪中期以后，辽统治区域内边境民族的反抗日益频繁，尤其是东北的女真，开始对辽形成威胁。1114年，女真联盟长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并于1115年建立金朝。辽天祚帝御驾亲征，被金击败。1125年，金兵俘天祚帝，辽亡。
由于契丹处在游牧、狩猎的北方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之间，对于不同的人口，采取胡汉分治的办法。契丹本身也具有半游牧半农耕的色彩，游牧和农耕两种社会经济形态在国家经济生活中所占比重大致相当。在这种地缘政治格局和经济形态中，辽朝契丹国显示出独特的国家风貌。在经济形态和社会生活中是农耕与游牧两种方式并存，在政治制度上，实行南面官、北面官制度。
在中央，分设两套相当于宰相机构的最高机构。由于对太阳的崇拜，契丹皇帝的御帐朝东，在御帐南北分设枢密院，南北枢密院分别按照不同的体制和运作机制处理政务。总的原则是“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具体分工是“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辽史·百官志一》）。
　　在北枢密院以下的北面官系统中，大量保存契丹部落旧制，官职名称还采用了突厥、回纥以至汉族政权的一些职名，如称宰相、大王等。北面官系统除了按照契丹部落形式治理契丹本部族事务之外，还包括对被征服的北方草原民族的管理。如奚、室韦等被征服后，按照契丹八部的体制，分编为新八部，后扩大为数十部，保留其部落的组织形式，由契丹委派节度使进行管理。
南枢密院以下是一个基本仿照唐宋国家体制建立的官僚系统，设有中书省、御史台、大理寺、翰林院等机构。南面官系统面对的是农耕地区的汉人和东部的渤海人，设置州县，基本按照中原传统的土地法令和赋税制度进行管理。不过，州县不完全由国家直接管理，有一些州县是皇室下属的独立的军事经济单位，有一些则成为贵族的领地，称为头下军州，又称投下。
辽朝的选官制度也是两套体制。高级官员一般是世袭的，称为世选。科举选官的地位并不重要，一般契丹人和北方民族并不参加科举，燕云地区的汉族大姓也多不由此途，只有农耕地区的汉人，才走科举之路。
　　此外，辽朝皇帝始终保持着游牧生活的传统，居处无常，四时迁徙，大部分贵族和高级官僚要随着皇帝的行营活动。行营是皇帝进行军事训练和笼络归附民族首领的重要途径。由于皇帝并不固定居住在某一处，所以真正的首都是皇帝所在的流动的行营。而其所建立的五京，包括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南京析津府（今北京）、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都相当于镇守地方的首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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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夏是羌人的一支党项建立的政权。唐末党项首领拓拔思恭因率兵镇压黄巢起义，赐封夏国公、定难军节度使，治夏州（今陕西横山），并赐姓李氏，成为唐末藩镇之一。李思恭以后，党项开始了在西北地区的割据统治，五代各朝都进行着名义上的羁縻统治。
　　在北宋统一的过程中，割据夏州、银州（治今陕西米脂西北）等陕北州县的李氏势力表现出归附的意向。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亲征北汉，定难军节度使李继筠派兵支援。七年，节度留后李继捧到开封朝谒，表示要纳土归附。宋太宗授以彰德军节度使，并迁其家族于开封。
继捧族弟继迁反对内附，在继捧内迁时，率众逃跑，公开反抗。北宋政府坚决镇压，一度大败其众，俘其母、妻。但李继迁利用民族情绪和李氏家族在党项群众中的威望，拉拢各部，逐渐恢复了在陕北统治。当宋军于雍熙三年（986）第二次进攻燕云、与契丹开战之时，李继迁乘机与辽结援，接受辽所封夏国王的封号。面对辽夏结成的军事同盟，宋太宗时期用尽了招降和镇压的手段，一直没有解决。
　　宋真宗即位后，宋初政治发生大变。他彻底改变祖、宗二朝的战争政策，对内对外都极力缓和矛盾。在陕北问题上，承认李继迁在西北的实际统治地位，授以定难军节度使，使其据有李氏旧地的局面合法化。但是。李继迁基于对当时宋辽关系的认识，觉得辽强宋弱，乘机向宋展开进攻。咸平五年（1002），李继迁联合西北诸蕃部，攻陷北宋的西北重镇灵州（治今宁夏吴忠县东北），改为西平府，作为其政治中心。次年，李继迁在攻打西凉府（今甘肃武威）时，败于吐蕃而死。
　　李继迁死后，其子李德明继立。当时，李氏集团的发展方向已转向西部，全力向河西走廊发展。但与北宋的敌对关系，一直是其西向发展的严重牵制。加上长期的战争使得李氏政权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李德明作出了与宋朝和好的姿态。1004年宋辽澶渊之盟以后，真宗乘机封李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赐姓赵。《宋史·毕士安传》载，澶渊之盟后，“未几，夏州赵德明亦款塞内附。二方既安，中外略定”。这是北宋前期难得的和平局面，与夏的和平关系维持了几十年。但是，李氏势力一直依违于宋辽之间，同时接受双方的封号，迅速发展起来。德明时期，打败了吐蕃和甘州回鹘，基本控制了河西走廊，又修筑兴州城（今宁夏银川），作为统治中心。德明之子元昊继位后，放弃唐宋王朝赐予的李、赵二姓，恢复本族旧俗，自行创立年号，创制本族文字。升兴州为兴庆府，广建宫殿。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十月，元昊正式称帝，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夏从一个割据状态的地方政权，变成了与宋辽鼎立的国家。
　　宋、辽、夏是当时中国的三个政治实体，对北宋来说，与辽和夏的关系性质并不相同。在北宋看来，辽尽管是北方劲敌，长期交战，对宋朝造成切肤之痛，但毕竟还是外部问题。而西夏则是宋朝体制内部的问题，在元昊建国之前，基本属于羁縻统治的割据性的地方分裂政权，元昊的建国属于地方政权闹独立。北宋朝野一直把西夏看成是心腹之患，对付西夏是宋朝的战略重点。从仁宗时期开始，宋朝在陕西设立了安抚使，全力对付西夏。
　　北宋对辽的关系，是在太宗时期几次征辽失败后转入防守苟安的。真宗时期，在守内虚外政策的指导下，不断向辽示弱。澶渊之盟是在宋朝占据军事优势的情况下签定的。辽军深感不利，急于和谈，而宋朝方面，宰相毕士安力主厚赂契丹以达成和议。澶渊之盟对宋朝来说，其实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是宋朝向辽作出的妥协。盟约规定：宋辽维持旧有疆界，约为兄弟之国，辽主称宋真宗为兄，宋真宗称辽主为弟，并称辽萧太后为叔母；宋每年给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称为“岁币”；双方沿边州县各守疆界，不得互相侵犯。宋辽结盟后，北方边境相对安定，生产有所恢复和发展，契丹方面也改变了对燕云十六州汉人的歧视政策，有利于北方地区的民族融合。尽管后来契丹统治者并不满足于盟约中的条件，不断利用宋朝的畏惧心理和妥协政策，装出进攻的样子，乘机敲诈勒索，追加岁币的数量。在40年代西夏与北宋的战争紧张进行的时候，辽方派使到宋朝，索取后周世宗时收复的此前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关南之地，并放出进攻的口气，向宋朝勒索。宋朝派遣富弼出使契丹，答应宋朝增加十万两银、十万匹绢，在交付用语上，以前称“岁币”，是赠与，此次改称“纳”，是不平等的进纳。但是，出使契丹的富弼却因此立了大功，赢得满朝称誉。宋朝对契丹的认识和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无论如何，盟约还是维持了长达百年之久的相对和平局面，对宋辽双方都产生了一些积极意义。总体上说，由于长期的社会发展，与汉族政权交往密切，统治者汉文化程度较高，契丹具有遵守盟约的一定的信用度，这也是宋朝对辽关系认识的一个基础。
西夏建国后，宋朝认为从内部长大的心腹之患必须消灭，不能承认其作为并立的国家政权存在。于是，积极调兵遣将，整个边防体制都为之进行调整。但西夏先发制人，在1040、1041、1042年连续三年中，三次大败宋朝军队，并试图向关中进军。1043年前后，北宋内部农民起义渐成为燎原之势。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宋朝方面才急于求和。西夏方面，也被战争的消耗和北宋的经济封锁拖得疲敝不堪，民怨沸腾。1044年，西夏通过辽给宋朝施加压力，宋朝被迫议和，这与宋朝对辽的主动议和有很大不同。宋夏和议的内容主要有：元昊取消帝号，宋朝册封其为夏国主；宋每年以“岁赐”的名义，给夏国银7万两、帛15万匹、茶叶3万斤。重新开放沿边的榷场，双方百姓进行互市贸易，民间商贩自由往来。
　　当时，宋朝农耕经济与西夏的游牧经济之间，相互依赖性比较大，尤其是对西夏来说，对中原地区的粮食、茶叶、食盐、金属器物等都有严重依赖，而且其生产的畜牧产品只有很少部分在内部消费。这种同一地理区域内的经济依赖性和经济联系，对于民族融合的加强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建，都具有重要意义，与跨区域的以奢侈品交换的长途贸易意义不同。
宋夏议和以后，并未带来真正的安宁，边境冲突常起。元昊表面上取消帝号，实际上则“帝其国中自若”。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宋趁西夏皇室内乱，攻入夏境，最终却无功而返，损失惨重。元丰五年，宋军在宋夏边境修筑的永乐城（今陕西米脂西北）被攻陷。宋哲宗、徽宗两朝，宋夏双方依然战事不断。
　　金灭北宋后，西夏称臣于金。双方划疆而守，进行互市贸易。在金统治中原的时间里，与西夏基本维持着和平的局面。蒙古崛起后，成吉思汗三征西夏。1127年，立国近200年的西夏，被蒙古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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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宋时期的民族关系，是影响整体政局演进的大问题。北宋最主要的外敌是契丹辽朝，但北宋不灭于辽而亡于金。南宋的对手是金，但南宋不亡于金而亡于蒙古。这种历史线索，从汉族正统王朝的角度看，显得有些头绪纷乱，也给人宋朝积贫积弱的感觉。但是，从整个中国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角度看，这个时期正是民族融合在更高层次上取得重大进展的时期。契丹族整体上融合到华北汉人之中，只有达斡尔族还被认为是契丹大贺氏的后裔。女真人的一部分也融合到汉族和蒙古族之中，还有一部分则构成了满族的祖先。到蒙古人统治整个中国大陆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汉人，早已经不是宋朝人认为的汉人了。
　　在这样的历史视野中来回视宋金之间的和战关系，当不至于局限在以汉族政权为正统、为中心的简单价值判断上了。
金朝是女真族建立的政权。女真是隋唐时期东北靺鞨的后裔，10　到11世纪时，主要活动在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受契丹人的统治。12世纪初，女真完颜部首领阿骨打率众反辽，屡败辽军。1115年，完颜阿骨打在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称帝，史称金太祖。
金的建国和反辽行动，直接影响了12世纪初的东亚形势。北宋开始谋取燕云地区。政和元年（1111），徽宗派遣大宦官童贯出使辽朝，在出使途中遇到了燕人马植。马植向童贯献取燕之策。童贯给他改名为李良嗣，带回开封。李良嗣向宋廷陈说辽天祚帝的荒淫和辽朝政治的腐败，女真对辽恨之入骨，若能从登州、莱州过海与女真结好，相约攻辽，则燕云可取。徽宗对此“约金灭辽”策略很感兴趣，赐良嗣姓赵。这赵良嗣就成为后来北宋与金交聘的重要使臣。
　　重和元年（1118），北宋遣使赴金，约金攻辽。当北宋将“约金灭辽”策略付诸实施的时候，引起了东亚其它政权的关注。当时高丽国王向北宋派在高丽的两位医生说：“女真不是好人，胜契丹后必及宋，而吾国亦不能自存”（《朱子语类·夷狄门》）。1120年，宋派赵良嗣以国书使金，与金主约定：灭辽后，金取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宋取燕京析津府（今北京市）。其后，金使又来议岁币，商定灭辽后，宋将每年给辽的岁币转给金国，双方不与辽讲和。以上和议，史称宋金“海上之盟”。
后来，由于国内农民起义的爆发，以及对辽的畏惧，北宋未能如约与金进兵攻辽。女真建国后，势力发展很快。1122年，金攻取辽的中京大定府和西京大同府。北宋看到辽的末日已到，匆忙“使赵良嗣赴金坚前约”。这时，金国方面不愿履约了。金国遣使与赵良嗣同来汴京，取消原定山前后十七州归宋之约，仅仅同意长城以南的所谓“山前六州”（涿、易、松、顺、景、蓟）归宋朝。宋朝再遣赵良嗣往议，而此时金已经攻取了燕京，令赵良嗣回到汴京献俘。正当金兵不断取得攻辽胜利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