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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雪林·文论集-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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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各种精神病态，堕落趋向，证明不良遗传是如何的可怕。这是左拉勤求书本知识之例。他
写《土地》（ＬａＴｅｒｒｅ）之前，曾到蒲斯（Ｂａｕｃｅ）住了一个夏季。写《裘弥娜
儿》（Ｔｅｒｍｉｎａｌ）则在某矿山住过一个月的时间。写《罗马》特到罗马旅行一趟。
写《巴黎的肚子》（ＬｅＶｅｎｔｒｅｄｅＰａｒｉｓ）又曾巡历市场各地，无昼无夜，穿
梭般奔走，拜访医生、洗衣妇、木工、石工、将他们谈话一一记录下来。他写《三城》（Ｌ
ｅｓｔｒｏｉｓＶｉｌｌｅｓ）和《露德》（Ｌｏｕｒｄｅｓ）共作了一千七百页笔记。这
是他搜集实地调查证据之例。左拉作品尽是社会实录，绝无向壁虚造，或专凭幻想与妄逞臆
说之病，是以他的写作态度，被称为“左拉主义”（Ｚｏｌａｌｉｓｍ），这都是学问和人
生经验的总和。作品之所以有价值，全靠这两者做它底子。
有了充足的学力，天才即稍逊，也不碍其成为大作家。西洋文艺界有“养料胜天然”
（ＮｏｕｒｒｉｔｕｒｅｐａｓｓＮａｔｕｒｅ）之语。中国则有“勤能补拙”之语，意义
均相类似。如此，则作家充实自己的学力，当然是写作的第一条件了。
五作家的修养自己
所谓修养自己，即修养自己品格之谓。如前所述，文人习气偏于坏的方面居多。但社会
对于文人总欢喜以另外一种眼光看待，譬如恋爱不专一，在普通人为之，大家认为罪恶，在
文人则反认为是风流韵事，津津乐道，若有余慕。骄傲也是一种恶德，在文人则又认为天才
应有的自负。好像一为文人，任何事都可原谅，文人得到社会这样的宽容，胆量愈来愈壮，
恶习愈积愈多，终至变成与一般群众格格不入的另一种动物，这也是社会对文人过于姑息造
成的——诚然，文人是世间俊物，有如琪花瑶草，古玩法书，乃不可多得的东西，理应爱
护，即如笔者平生论人有相当之严，但看待文人则常喜另用一副尺度；自己并不配称为文
人，而文人坏习气却也不少，也希望人家能担待我一些哩。
我固言作家也是一个人，有对社会应尽的义务，所以也有他应该实践的德目，万不可因
社会对他过分的爱重，便以特权阶级自居，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甚至破坏道德的规条，干
犯国家的法纪，致使拘谨者为之侧目。像何曾便曾当面斥责阮籍道：“卿任性放荡，败礼伤
教，若不革变，王宪岂得相容？”又建议司马昭，谓“宜投之四裔，以挈王道。”何曾的
话，固迂腐可笑，阮籍种种作为，以今日眼光看来，也嫌其太过吧。《颜之推家训·文章》
篇，历举无行文人的实例，多至三十余条，除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是冤抑外，其余
各例都相当公平。无怪宋陈与刘挚不约而同地说：“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于是，“文
人无行”这句话竟成为定律，这还不是文人自取之咎吗？
关于作家应该如何修养自己的品格，笔者替穆中南先生领导的文坛函授学校写过一篇讲
义，题目是《文学写作的修养》，该文第四节是作家应该怎样《创造完美的人格》，所有意
见，均已发挥，此处不必重复。现在所补充者：第一，作家应抱固穷的精神。以前作家没有
稿费之说，虽有所谓“润笔”，亦限于少数著名文人，他们的写作完全是受创作欲的压迫，
即处境极端困厄，仍然染翰挥毫，撰写不辍。陶渊明躬耕柴桑，饥而乞食，其哲理最富，境
界最高的诗篇均产生于此时。杜甫天宝大乱前过着“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的生活，大
乱后，流离蜀道，甚少宁居之日，反而写成了无数沉郁顿挫，苍凉感慨的鸿篇。曹雪芹的
《红楼梦》写于繁华梦醒，饔飧不继的岁月之中。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也脱稿于万金散
尽，穷饿潦倒环境之下。他们的写作，不仅不求金钱，甚至不求名誉。于今作家虽有稿费可
领，版税可收，靠它养家活口，固然不行，甚至仅仅维持个人衣食都是问题，不过作家应该
认清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不可一会儿怪政府没有尽到保护文艺的职责，一会儿又责
社会不识货，埋没了他的天才，以至怨天尤人，牢骚满腹。或者逢迎读者低级趣味，写出些
诲淫诲盗的黄黑作品。当然我们都希望作家生活将来能够改善，不过目前我们只有忍耐，况
且困厄环境对于创作，反而有益。在这里，我愿意引恽敬一段文章，以为同业劝。恽说之大
意云：“古人之蓄道德，能文章者，饥寒之外，复多变故，或家室违异，或朝廷岐阻，或毁
败于谗讥，或辗转于疾病，使历暌变之人情，发幽沉之己志，故一旦事权或属，则智力所
诣，悉中机牙，而牢落一生者，其遗文逸事，法书名画，皆能曲折精凝，鸿懿绝特，不类乎
人人之所为。孟东野曰‘身病始知道’，道尚可进，其他所得，宁有既哉？”法国美学家居
友（Ｇｕｙｏｕ）常说：“人生不经大痛苦及大快变，斯无美学上的价值。”又曰：“情至
深时，苦与乐同。”此言皆发吾人深省。
第二，作家应养成言行一致的习惯。所谓“言”便是作家所写的文章，所谓“行”，便
是作家的行为。作家固不必照着自己所写的话一一实行，然话说得冠冕堂皇，行为却龌龊卑
鄙，则陷于虚伪，虚伪是作家第一应该戒绝的毛病。班固《白虎通》云：“苟不见其性情，
虽有文章，伪然而已，奚望不朽哉？”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谓感情真伪，有诗人辞人
之别，诗人为情而造文，辞人为文而造情。为文造情者，“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
务，而虚游人外……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这里，笔者可以举出几个例子
来证明。汉代息夫躬，本是个干特务的险恶人物，以攻讦告变，陷人于死，而得封侯，后得
罪下狱，自杀而死，临死时作了一首绝命词，其中居然有“发忠亡身，自绕罔兮！冤颈折
翼，庸得往兮！”又曰：“仰天光兮自利，招上帝兮我察。”虽替自己这样呼冤，读者却没
人肯信，朱熹也说：“躬以利口作奸，死不偿责，而此词乃以发忠亡身，号于上帝，甚矣其
欺天也！”清代某孝廉武断乡曲，渔肉善良，种种劣迹，不一而足，乡人恨之入骨，而他所
作诗歌，却慷慨激昂，忠义愤发，常对人说乡里恶名不过十馀年便归消灭，而文章则至少可
传五百年，五百年后，人家读我诗歌，岂不以我是一个正人君子吗？某孝廉如此存心，总算
善于取巧，无奈言为心声，心术不正，文章也好不起来，所以他的假诗文，究竟一首也不曾
传流后世。
第三，作家应有强烈的正义感和诚挚的真理爱。如前所述，白居易抨击时弊，几致颠
危；左拉为受屈犹太军官控诉，亦屡招暗杀的恫吓，不得不出避国外，但他的呼号并不停
止，感动许多文人，联合一起，共同奋斗。那如火如荼的大尉德莱浮斯（Ｄｒｅｙｆｕｓ）
事件，替世界文坛奠下了一座光芒四射的纪念碑，永远象征着公道的胜利。作家对真理之爱
也应和正义感有同样的热度。这就是说作为一个文学作家，应当永远站在真理的一方面，爱
慕真理，拥护真理，服务真理，甚至不惜为真理牺牲生命。像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倡人
伦道德之说，抵抗风行一时诡辩学派，卒被迫饮鸠而死。方孝孺不肯为燕王草登极诏，嚼舌
骂贼，血染阶石，九族骈戮，株连门生。文天祥，史可法，张煌言，黄道周这些文人，不仕
异族，壮烈成仁，虽说国家民族的观念使然，实际上也是正义之感和真理之爱内在的驱策。
国家民族的观念不过是二者的象征罢了。
第四，作家应了解自己的使命，领导时代的潮流。我以为凡所谓伟大作品，必须站在时
代尖端，领导时代，趋向正鹄，或忠实地反映时代。其泊没时代潮流之中，不能振拔者，或
攀住时代尾巴，拖曳前进者，作品每缺乏真正价值。
所谓反映时代，如杜甫之诗歌与天宝大乱前后十余年的国史相表里，故称“诗史”。美
国司徒活夫人之《黑奴吁天录》描写黑奴之痛苦，英国迭更司写私塾之弊端，俄国屠介涅夫
《猎人日记》写农奴之惨，亦属此例，其他例子甚多，笔者前已说过，现请从略。
所谓攀附时代尾巴拖曳前进者，我只须举一简例，以概其余。如唐初百年之文人，迷恋
六朝之残膏剩馥，惟风花雪月是尚，韩愈倡文学革命乃一举而摧陷廓清之；宋初四十年之文
风亦沿晚唐五代陋习，欧、曾、三苏等出，而文坛面目始为一新。我们究竟觉得哪种作家有
价值呢？
所谓泊没时代潮流之中者，关系近代作家甚大，值得多说几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
文学上，艺术上产生所谓颓废、野兽、恶魔、又什么达达主义，未来主义，及许多五光十色
的主义。徒然把文学艺术搅得一团糟，实在谈不上有什么意思。厨川白村论此类主义发生之
原因云：现代人终日为生活奋斗，已无余裕的时间，而宗教信仰，道德信条，亦被自然科学
破坏无余，心灵上遂亦失安身立命之地，于是“不安”、“动摇”为这一时代普遍的情调，
一面发出悲观厌世的呼声，一面怀疑苦闷。此种风潮起于十九世纪之初，欧洲各国的民心，
都有此种倾向，人称之为“世纪的痼疾”。又曰：近代为怀疑的物质的个人主义时代，其结
果，凡浪漫时代美丽之梦想、憧憬、希望，皆变成幻影空花，一代人心都带着惨怛哀愁的颜
色，深沉愁暗的调子，是所谓“近代人的悲哀”。又曰：现代人为了精神种种病态，要求强
烈的刺激，俾得麻醉一时，于是现代变成了“急”（Ｈａｓｔｅ）和“丑”（Ｕｇｌｉｎｅ
ｓｓ）的时代。（均见《近代文艺思潮十讲》）这种“世纪的痼疾”病根，固由于半世纪以
来自然科学飞跃的进步，但开始时病态尚不甚显著，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整个欧洲，陷
于大流血，大破坏，如飓风之横扫，如怒潮之震荡，而后人心各种潜伏的症候，一时迸发，
遂产生上述那些文艺派别。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去才十余年，不幸又来了第二次大战，给予人
类精神的打击更为沉重了。
好像何欣先生在《海明威创作论》中说：“战争给予这一代青年心理的影响实是太大
了，他们觉得战争剥夺了他们的一切——理想、希望、正常的生活，在失望之中，他们不知
道该责备谁，该责备什么，于是造成了流行一时的否定态度。”又说：“战争后欧洲支离破
碎的情形，当然更甚于美国。而精神方面的解体则更为悲惨——整个人类居住的大地干燥荒
芜，整个文化死灭，人类的灵魂干枯……欧洲的作家们，尤其是英国，在无可奈何之下，似
乎心甘情愿地承认了这种空虚，这种沮丧，这种绝望。有一部分作家重返象牙之塔，追求艺
术之纯美，有一部分作家则返回原始社会中，根本弃绝了唯智主义（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
ａｌｉｓｍ），两者都是逃避现实。”“但在欧洲的美国青年，多少继承些了他们的祖先的
拓荒精神与对力的崇拜，他们不愿乖乖地屈服，不愿承认自己的无能，他们要在这绝望中表
现个人的精神，就是说，要以个人的光彩来战胜这种失败，正如卡静所说“在一个只是蹂躏
个人的社会里，欲求忍耐，只有保持一己的个性，因之才能宣知一己的胆力。”以此掩饰内
心的冲突与不安，在积极的行动中麻醉自己，控制内心的感情，表现了一种握紧拳头，咬紧
牙关的坚忍主义（Ｓｔｏｉｃｉｓｍ）。”近代作家喜写“奸淫”、“抢劫”、“仇杀”、
“斗牛”、“打猎”、“屠戮”一类混乱、残酷的事件，在这类描写里，表现自己的英雄，
算是对命运的嘲笑和抗议。海明威可算是近代人的代言人云云。对于海明威这种大作家，我
当然不敢有所非议，也不配有所非议。不过藉奸淫残杀诸暴行来表示英雄气概，究竟不算心
理的正常。倘使海明威永远写这类文章，则我将列他于泊没时代潮流的作家流亚，幸而他对
人生还能发出肯定的声音说“这个世界是好的，是值得为它而战的。”（见《海明威创作
论》第十一章）因此，我对他的看法又两样了。
不仅是美国，欧洲如英如法，文坛风气也和以前大不相同，从前左拉、莫泊桑在一般保
守者眼里看来很不道德，但他们作品还有点含蓄，现代则放纵粗野，令人惊骇。人家说这一
代青年正在愤怒，也可说理智已不能控制他们了。他们何以愤怒，还不是为了心灵上的空
虚。
现在我要谈谈所谓领导潮流，使之趋向正鹄。这是主题，不幸我偏偏无多话可说，因为
过去说得太多，数年前又曾发表过：《文艺功用与其对国民品性的影响》，近又写《文学写
作的修养》，于前一文中，主张文艺有改造人类历史，推进时代巨轮的伟力，从文学本身、
思想和政治、民族运动、法律、社会、教育理论各方面举出若干实例。于后一文中，则主张
我们应该肯定人生，肯定世界，以人类心灵的力量，消灭罪恶，增进幸福。这两文现均收本
集之中，请读者自己参考，不必我再来噜苏了。
六结 论
我国古人每以动物来比喻作家，作家也喜以动物自况。孔子叹息“凤鸟不至”，楚狂接
舆，调侃孔子，也唱“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凤这种祥禽，也惟孔子足以当之。曹子建文
采彪炳，人称“绣虎”。嵇中散家居不仕，声望足以左右世局，钟会比之“卧龙”。李太白
自比高飞九霄的大鹏，作《大鹏赋》大肆吹擂。杜子美最喜咏雄雕与骏马，“皂雕寒始急，
天马老能行”，“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诗中屡见不一；而《去矣行》“君不见鞲上
鹰，一饱即飞掣，焉能作堂上燕，衔泥附炎热……”《述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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