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 作者:颜廷瑞-第1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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嗝茉菏抡聬�、中书侍郎张璪等人。这些反对“广开言路”、已被“广开言路”弹劾的宰执大臣一个个面色阴沉，目光凶冷，似乎已咬紧牙根，要从司马光廷议“广开言路”话语中，抓取疏漏和缺失，以便伺机反击。崇政殿里此刻已是一片寂静。
　　太皇太后主持了今天的午朝，她首先赞扬了司马光“忠于臣道，十五年甘于寂寞，忠君忠国，老而弥坚”，继而谈了“广开言路”、“下诏求谏”的一般情况，为司马光敲响了上场锣鼓。
　　司马光步履艰难地走出群臣之列，在群臣们鸦雀无声的等待中，张开了十五年来默而不谈朝政的嘴巴，神情平和地讲出了他对“变法”十七年功过是非的见解：
　　“……先帝聪明睿智，励精图治，思用贤辅以致太平，委而任之，言行计从，人莫能间，虽周成王之任周公，齐桓公之任管仲，燕昭王之任乐毅，蜀先帝之任诸葛亮，殆不能及。斯不世出之英主，旷千载而难逢者也。”
　　司马光一开口，就确定了神宗皇帝赵顼励精图治的“天纵英明”和高于周成王、齐桓公、燕昭王、蜀主刘备的“英主地位”，也就是空泛地肯定了“变法”的必需，肯定了群臣们先后参与“变法”的这段历史。崇政殿的紧张气氛缓和了一些。太皇太后脸上露出了笑容：司马光为“广开言路”中那些五花八门的弹劾奏章的处理划出了一条重要的界线，比蔡确高明多了。尚书右丞李清臣和大多数朝臣唧唧喳喳的议论声起，反映了对司马光言论的赞同。蔡确、张璪、韩缜早已被一个月来的“广开言路”风暴吹懵了头，此刻突觉心头一阵宽适，轻轻舒了一口气。章惇却更加拧紧了眉头：老奸巨猾，司马光果然虑事精细啊！一出手就举起了维护神宗皇帝的旗帜，师出有名了。
　　司马光话头一转，情绪随着激昂起来，把讨伐的矛头指向了“变法”的倡导者：
　　“不幸所委之人，于人情物理多不知晓，不足以仰副圣志，又足已自是，谓古今之人，皆莫己如。不知择祖宗之令典，合天下之嘉谋，以启迪清衷，佐佑鸿业，而多以己意轻改旧章，谓之新法。其人意所欲为，人主不能夺，天下莫能移，与之同者，援引登青云，与其异者，摈斥沉沟壑，专欲遂其狠心，不顾国家大体……”
　　这分明是不点名地对王安石的声讨，也是不点名地对朝廷一些重臣的抨击。三省六部的重臣们都低下了头，因“变法”而“登青云”者惶惶不安。司马光似乎察觉了这些人的心境，便把抨击的矛头指向制定新法的少数重臣：
　　“人之常情，谁不爱富贵而畏刑祸？于是缙绅大夫，望风承流，竞献策划，务为技巧，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作青苗、免役、市易、赊贷等法，以聚敛相尚，以苛刻相驱，生此厉阶，迄今为梗。又有边鄙之臣，行险侥幸，轻动干戈，深入敌境，使兵夫数十万暴骸于旷野。又有生事之臣建议置保甲、户马以资军备，变茶盐、铁冶等法，增家业侵街商税等钱，以供军需，遂使九土之民，失业穷困，如在汤火。此皆群臣躁于进取，误惑先帝，使利归于身，怨归于上……”
　　崇政殿里鸦雀无声。司马光提高声调，说出了他这篇讲话中的最强音：
　　“太皇太后陛下和皇帝陛下，高瞻远瞩，明断施恩，罢修城役夫，撤巡逻之卒，止御前造作，斥退近习之无状者，戒饰有司奉法失当过为繁扰者，罢货物场及所养户马，又宽保马年限。凡此福民之举，四方之人，无不鼓舞，圣德传布，一日千里，颂叹之声，如出一口，为我辈人臣示以范例。今后之计：我辈身为人臣当继承神宗皇帝‘励精求治’之初衷，革故鼎新，强国富民，中兴大业。新法之害民伤国者，去之！新法之便民益国者，存之！以爱民为心，其民必富；以益国为本，其国必强！”
　　这是司马光“革故鼎新”的宣言书，他确定了罢废“熙宁新法”的基调。大多数群臣以“太皇太后万岁”、“皇帝万岁”的欢呼声，表达了对司马光的支持。
　　这是司马光“革故鼎新”策略的巧妙运用，他举起继承神宗皇帝赵顼大志初衷的旗帜，不点名地抨击了王安石的“变法”，解脱了朝廷百官，赢得了人们的好感，争取了人心。
　　这也是司马光“革故鼎新”的一次动员，他供奉太皇太后为主帅，用坚定不移的气概鼓舞支持者，主宰着朝政的进展。
　　崇政殿的这次午朝，给了司马光超越一切臣子的权力，如同十七年前王安石凌驾于二府、三司一样，左相、右相靠边了，当年群臣“以介甫马头是瞻”的情状，今日变成了群臣“以君实马头是瞻”。历史转了一个圈子，时代的角色换了地位。
　　章惇开始了悄悄的思索，对司马光的“宣言书”提出了怀疑：否定“变法”也是继承神宗皇帝的“大志初衷”吗？否定王安石的一切真是别无所图吗？“新法便民益国者，存之”，空洞的高调，骗人的伎俩！这样的“革故鼎新”不就是“旧制还魂”吗？章惇悄悄的思索变成了悄悄的串连，一股反对司马光的力量也在悄悄地集结，蔡确、张璪、韩缜和京东转运使吴居厚都向章惇靠拢了……
　　司马光有着把握政治风云的敏感，而且诸通官吏与政情的血肉关系。“崇政殿午朝”之后，他便对朝廷现实的力量对比作了精细的分析，并从王安石“变法”兴衰过程中吸取了切实的教训：介甫之失，不唯失之于操术过急，亦失之于用人不当，任何完美无缺的方略，离开德才兼备的官吏，都是一纸空文。他本是“脚踏实地”之人，又知审官院多年，有着丰富的知人用人经验。为了推进“革故鼎新”，也为了改变自己在朝廷中“忌者甚众，置身其间，如黄叶在裂风中”的艰危处境，便借吕公著由扬州入京奏事，太皇太后征询意见之机，按照自己的“吏治观”，把一份“任贤任能”的名单上呈于太皇太后：
　　……陛下推心于臣，俾择多士。窃见刘挚公忠刚正，始终不变；赵彦
　　若博学有父风，内行修饬；傅尧俞清立安恬，滞淹岁久；范纯仁临事明敏，
　　不畏强御；唐淑问行己有耻，难进易退；范祖离温良端厚，修身无缺。此
　　六人者，皆素所熟知，若使之或处台谏，或侍讲读，必有裨益。徐如吕大
　　防、王存、李常、孙觉、胡宗愈、韩宗道、梁焘、赵君锡、王岩叟、晏知
　　止、范纯礼、苏轼、苏辙、朱光庭，或以行义，或以文学，皆为众所推，
　　伏望陛下记其名姓，各随器能，临时任使。至文彦博、吕公著、冯京、孙
　　固、韩维等，皆国之老成，可以倚信，亦令各举所知，庶几可以参考异同，
　　无所遗逸……
　　司马光所荐举的这二十五人，多为王安石“变法”中的被贬逐者，其个人才智，皆为当时俊彦。太皇太后纳司马光所荐，召被贬逐者入京，委吕公著为尚书左丞，委范纯礼（范仲淹第三子）为吏部郎中，委孙觉为侍讲，委朱光庭为左正言，委王岩叟为监察御史。其余皆暂居谏院、御史台。
　　这些被贬逐者的重返京都，立即改变了朝廷里的力量对比。这是一群受过委屈、受过苦难的受迫害者，积怨在胸，不吐不快。皇帝赵顼死了，王安石、吕惠卿、曾布、吕嘉问离开朝廷了，他们找不到昔日的冤家对头，便把几年、十几年来憋在心中的怨气向现时居于官位的人们撒去。他们蔑视一切权威，蔑视“变法”十七年来的一切，也蔑视司马光苦心诣意的筹划。王岩叟声称“青苗实国民之本，须尽罢去”，朱光庭叫喊“均输富商害国，当尽罢废”，晏知止认为“王安石余孽皆贪黩之人，除恶务尽”，梁焘竟然使气：“三省六部官员，皆当贬逐”。党同伐异之声势甚于十七年前王安石“变法”时的朝臣大换班。这种震荡朝廷的风雨雷电，壮大着司马光的声势，也把一些心存不满的朝臣推向章惇、蔡确、张璪、韩缜、吴居厚一边，朝廷里的一场新的纷争在酝酿着。
　　但司马光没有被支持者的狂热所迷惑，也没有受朋友们的狭肠报复所左右，冷静地完善着他“革故鼎新”的筹划。他看得清楚，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免行法，实际上已名存实亡，在许多地区已停止施行，且涉及广大农村，一时难以弄清真实情况，即使在王安石执政时期，这些新法的成败利钝，也是一本说不清的糊涂帐，短时期内难见“革故鼎新”之成效。而保甲法、募役法、将兵法，完全是朝廷法令的产物，也是府县政权的根本，迅速罢废，则震动全盘；罢废迟缓，则政令难通。他决定先在保甲、募役、将兵三事上开刀，以收立竿见影之效。遂上书于太皇太后：
　　臣观今日公私耗竭，远近疲弊，其原大概出于用兵，大行皇帝以幽蓟
　　云朔沦于契丹、灵夏河西专于拓拔，交趾日南制于李氏，深用为耻，慨然
　　有征代开拓之志。于是边鄙武夫，自谓卫、霍不死；白面书生，自谓良、
　　平更生；聚敛之臣扌君拾财利，自谓桑、孔复出，相与诱惑先帝。于是制
　　提举官，强配青苗，多收免役，以聚货钱，又驱吠亩之人为保甲，使拾禾
　　耜习弓手。又置都作院，多造器甲，又养保马，使卖耕牛、市驵骏，而农
　　民始愁苦矣。部分诸军，无问边州内地，各置将官，舍祖宗教阅旧制，竟
　　为新奇，朝哺上场，早为休息，而士卒始怨嗟矣……今吏民上封事者千有
　　余章，未有不及此数事者，而犹因循不知改辙。议者谓革弊不可仓卒，当
　　徐徐有渐，此何异使医治疾而勿使遽愈，且勿除其根源使尽也。保甲、募
　　役、将兵三事，当为病民伤国有害无益者，当明令罢废……
　　奏表上，太皇太后览后大喜，拍案称赞：
　　“司马光思虑深沉，抓住尽罢度新法的要害矣。当公诸于群臣，以张‘革故鼎新’之威！”
　　于是，一场纷争发生了：
　　十月十六日，早朝，照例在延和殿举行，群臣照例应卯而至。司马光、吕公著、李清臣依然是神情肃穆。蔡确、韩缜、章惇、张璪依然是无精打采。三省、六部、谏院、御史台的官员已明显地分为两派，都是个个激愤、目光森冷。五十三岁的太皇太后，在宦侍梁惟简的喝道唱引声中走进延和殿。
　　太皇太后今日着浅黄宽袍博带，头页两层垂玉珠花，神态庄穆，眉宇间闪动着勃勃豪气。
　　早朝开始，照例是太皇太后那几句“询政于臣下”的开场白：
　　“诸卿辛劳政务，若有所思，可舒怀奏闻。”
　　紧张气氛中，人们似乎都慎于言行。三省、六部、谏院、御史台的官员都看着宰执大臣的举止，宰执大臣们此刻又各有所怀。章惇等人原本就无事可奏，现时全心戒备地等待着司马光等人的发言。吕公著、李清臣不愿奏请别的事务，怕干扰今天早朝的主旨。司马光虽已奉旨于今日早朝申述罢废保甲法、募役法、将兵法的理由，但总不能一开幕就主演独唱。群臣各怀心机，造成了早朝一开始就是长时间的沉默，冷落了高高在上的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似乎对今天的早朝估计不足，长时间的沉默使她有点慌神，一时显得焦急无措。司马光被迫跨步出列，跪倒在御案前，拱手禀奏：
　　“臣门下侍郎司马光，有一事奏请太皇太后陛下。”
　　太皇太后从冷落中解脱了，高兴地说；
　　“司马大先生请讲。”
　　司马光叩头站起：
　　“太皇太后陛下明鉴。陛下颁诏求谏，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千有余章，农民王啬等人实封诉疾苦者一百五十道。农民诉奏，决非政见所驱，实为苦情难耐。窃惟农茧者，天下衣食之源，人之所以仰生也，是以圣主重之。窃闻太宗皇帝尝游金明池，召田妇数十人于殿上，赐席坐，问以民间疾苦，劳之以帛。太宗皇帝兴于侧微，民间事因无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贵而忘之故也。真宗皇帝乳母秦国夫人刘氏，本农家也，喜言农家之事，真宗皇帝自幼闻之，及践大位，成平，景德之治，为有宋隆平之极，《景德农田敕》，至今称为精当。若非陛下大开言路，使畎亩之民皆得上封事。则此曹疾苦，何由有万分之一得达于天命！
　　“保甲法的施行，民间不胜其苦。兵出民间，虽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才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闲民甚多，三时务农，一时讲武，不妨稼穑。自司马以上，皆选贤士大夫为之，无浸渔之患，故卒乘辑睦，动则有功。今籍乡村之民，二丁取一以为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战阵，是农民半为兵也。三四年来，又令三路置都教场，无问四时，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监司，专切提举，州县不得关预。每一丁教阅，一丁供送，虽云五日，而保、正长以泥棚、除草为名，聚之教场，得赂则纵，否则留之。是三路耕耘收获稼稻之事，几尽废也……
　　“募役之法，其害有五：旧日上户充役有所陪备，然年满之后却得休息，今则年年出钱，钱数多于往日陪备者，其害一也；旧日下户原不充役，今来一例出钱，其害二也；旧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作公人则曲法受赃，主官物则侵欺盗用，一旦事发，挈家亡去，其害三也；农民所有，不过谷帛与力，今日我不用汝力，输我钱，我自雇人，若遇凶年，则不免卖庄田、牛具、桑朽以求钱纳官，其害四也；提举常平司惟务多敛役钱，广积宽剩，希求进用，其害五也……
　　“将兵之法，虽云‘挑选武艺高强，谙熟战阵者充任’，但在实施中，皆为宫廷供茶洒扫之辈，儿戏战场，恃宠专横，不知用将，不知爱兵，‘灵州之失’、‘永乐之败’已使将校士卒寒心矣……
　　“保甲、募役、将兵三事，乃病民伤国之法，乞陛下明令罢废，以解民苦。为监察圣诏切实实施，乞除范纯仁为左谏议大夫，唐淑间为左司谏，朱光庭为左正言，苏辙为右司谏，范祖禹为右正言……”
　　司马光所谈保甲法、免役法、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