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 作者:颜廷瑞-第9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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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蒲宗孟禀奏圣上。据臣所知，知河东军王中正，平日懒散，不习操练，将纵兵骄，自入夏境，望空而行。因畏惧西夏兵马暗扰夜袭，每夜二更即令军中灭火，禁止造饭，遂使士卒食乏多病，引起士卒不满，营中曾有‘当先杀王昭宣（王中正曾任昭宣使）和赵漕运（囗）乃溃归’之流言。故河东军转运使赵离今夜飞马送来的‘塘报’，究竟有几分真实，臣心存疑虑；五路兵马主帅李宪，长期任职官中，其忠毅干练，圣上知之极深，主持军务以来，捷开兰会之役，擒敌首三人，俘敌酋二十余人，斩敌二千有余，筑兰会等州。九月，收复米脂，进驻银川，歼敌八万，其功大焉，怎可凭河东军一漕运所呈的一份虚实莫辨的‘塘报’，轻论五路兵马主帅之失误。李宪失期未至，或有所图谋，亦未可知。至于苏轼假滕甫之名上呈的这份奏表，若作文章观赏，挥笔洒脱，洋洋荡荡，层次分明，论据妥切，足以销魂荡气；若作‘应变之策’详考，乃纸上文字，毫无可取。如这份奏表中有‘聚重兵境上，号称百万，搜乘补率，牛酒日至，金鼓之声，闻于数百里之间，外为必讨之势，而实不出境’之议，实在是近于梦话。圣上明察。现时五路兵马已逼灵州城下，能突然调回边境鸣金擂鼓吗？章惇大人今夜以这份奏表上呈，只怕是因为与苏轼的友谊太深了……”
　　蒲宗孟用调侃轻蔑的话语贬低了赵离“塘报”和苏轼奏表的份量，似乎也减轻了赵琐心头的重压。争欲急功、自崇权威终于压倒了边情的险危和心头的慎虑慎思。
　　王珪从皇帝赵顼闪亮的眼神中察觉到蒲宗孟禀奏的功效，当蒲宗孟的禀奏声一停，他便抖擞精神站起：
　　“臣王珪禀奏圣上。五路兵马会师灵州，已成合围之势，断不可功败垂成，失去战机，遗恨千古。苏轼假滕甫之名呈表论‘用兵西夏’之事，虽猖狂不臣、干扰圣思，但一片忧国之心，似可宽恕。现灵州战地诸路失协，皆因监军李宪失期迟至所致，乞请圣上速遣大臣宿将整饬诸路，合力图敌，即可收‘攻取灵州’之利。臣仅奏：内侍押班李舜举忠信可倚，行事稳健，曾制置径原军马，熟知边情，长于御将，可暂代监军之职；知制诰兼御史中丞徐禧，谙熟兵书，通晓战阵，每议边事，见解不凡，平日常自吁叹：‘西北唾手可得，恨将帅怯耳’！可任五路兵马指挥之责……”
　　枢密使孙固大骇，勃然站起，拱手禀奏：
　　“禀奏圣上，蒲宗孟大人、王珪大人之议，臣不敢苟同。蒲宗孟大人以为苏轼的奏表只可作文章观赏，难道蒲宗孟大人的禀奏也只可作‘杂掰’听闻吗？征战之事，人命相搏，社稷安危所系，明知西夏在设伏陷阱，诱我深入，何必要自招溃败，孤注一掷？请问蒲宗孟大人，你能断定赵离的‘塘报’是谎报军情吗？你能断定西夏的‘诱敌深入’不存在吗？你能断定‘诸路不协’是假的吗？”
　　蒲宗孟惊慌无语。
　　“蒲宗孟大人既然不敢拍着胸脯断定，那么，苏轼的奏表就是一个值得详考的‘应变之策’。圣上，苏轼所奏，乃从大局出发，灵州退兵虽有种种困难，但总比全军覆灭于灵州光彩合算得多。圣上若能采纳苏轼之策，臣愿荐举一人，前往灵州战地，宣示圣上谕旨，协成诸路将领之和，确保五路兵马安然退居境上。”
　　皇帝赵顼询问：
　　“此人是谁？”
　　“司马光。”
　　赵顼惊讶：
　　“司马君实！”
　　孙固急忙跪倒：
　　“圣上，司马光虽不知兵，但人望品德，朝野称颂，将士德服，大辽、西夏，亦弹其日月肝胆，且十年前曾知永兴军数月，与西北诸路将领高遵裕、种谔、刘昌柞、王中正等颇有交往。司马光前往宣示圣谕，必将昭泽圣上恩德于军营。臣乞求圣上明断！”
　　皇帝赵顼凝望着白须漫胸、目光期待的亲信老臣孙固，神情默然。他心里明白，孙固是在借机奏请司马光早日返回朝廷。可现时，边情危急，朝廷纷争又起，是司马光重新返回朝廷的时候吗？
　　王珪、蔡确、张璪、章惇、王安礼、蒲宗孟都在神情紧张地等待着皇上的决定。
　　良久，皇帝赵顼微微摇头，决断地说：
　　“和父先生，朕知道你的一片忠心和用心，朕不忍年老的司马光驰骋于疆场啊！朕意已决，与西夏决战于灵州！”
　　孙固老泪滚落，仆伏于地。
　　皇帝赵顼扶案而起，发出谕示：
　　“诏令内侍押班李舜举、知制诸兼御史中丞徐禧立即进宫！”
　　梁惟简跪地领旨。
　　突然，跪地待罚的章惇仰起头来，高声呼号：
　　“圣上，良策当纳，良臣当用，今日朝廷，需要苏轼和司马光啊！”
　　皇帝赵顼闻声色变，把冰冷犀利的目光射向章惇。
　　孙固、王安礼一时木呆了。

　　篇三
　　洛阳·独乐园·流觞溪畔
　　春寒料峭的“耆英会”唱和·苦情苦泪的“靡哲不愚”·司马光著书的过度劳作，加速着躯体的衰老，终于“中风”病倒于钓鱼庵·
　　十一月底，内侍押班李舜举和知制诰兼御史中丞徐禧，奉诏前往西北战地指挥五路兵马攻取灵州去了，给京都居民增添了一股热血沸腾的兴奋。同时，被贬逐的知开封府文彦博来到洛阳留守御史台就职，把内政边事的窘迫和朝廷中枢的纷争悄悄地带给了闲居洛阳致仕、遭贬的老臣们。这些“伏枥老骥”个个睁大了眼睛，注视着朝廷内政边情的进展。
　　元丰五年（1082年）正月五日巴时，著书于钓鱼庵的司马光，正在伏案删定唐代长编，神情肃穆地为唐僖宗（李儇）中和元年农民造反军首领黄巢攻入长安的一段文字润色加笔：“……巢乘金装肩舆，其徒皆披发，约以红缯，衣锦绣，执兵以从，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民夹道聚观，尚让历谕之曰：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
　　忽然司马康推门进入：
　　“父亲，文彦博大人来访。”
　　司马光闻讯惊异，住笔出神。
　　司马康走近书案，低声说：
　　“文彦博大人任西京留守一个月来，听说已筹建了一个诗酒社，名曰‘耆英会’。”
　　司马光自语：
　　“‘耆英会’？是年老英贤相聚之意吧？”
　　司马康急忙作解说：
　　“是这个意思。据洛阳街头传闻，这个‘耆英会’是文大人仿唐代诗人白居易晚年遭贬后卜居洛阳，与胡果、吉皎、郑据、刘真、卢真、张浑、李元爽、僧人如满等耄耋老人宴游洛阳香山，诗酒相聚而成‘九老会’的古例成立的，其旨为‘徜徉山水、林亭、名阁、古刹，以恰天年’。并以‘尚齿不尚官’为序，以‘年满七十’为岁界。”
　　“洛阳都有哪些人参加？”
　　“听说七十九岁的郑国公富弼大人，七十七岁的司封郎中席汝言大人，七十六岁的朝议大夫王尚恭大人，七十五岁的太常少卿赵雨大人，七十五岁的秘书监刘几大人，七十二岁的天章阁待制楚建中大人，七十二岁的太中大夫张问大人，七十二岁的朝议大夫王慎言大人，七十岁的龙图阁直学士张焘大人都入会了。连身在大名府。家留洛阳的北京留守王拱辰大人也投书文彦博大人，申请加入‘耆英会’。”
　　“洛阳街头有何反应？”
　　“听说文彦博大人离京来洛阳前，皇上曾以‘西都旧士女，白首伫瞻公’的赠诗送别。荣天子之言，洛阳街头对‘耆英会’的成立是一片叫好声。”
　　司马光骤然感到一股冷飕飕的寒风逼人：这些参加“耆英会”的成员，几乎都是十多年来因为反对“变法”被皇帝贬逐、致仕的人物。这些志同道合者的集会结社，就不怕朝廷罪为“结党谋反”吗？“耆英会”的出现是一种征兆，可这“征兆”预示着什么？天下人心的变化？朝廷纷争的深入？还是一群遭贬者失去理智的疯狂？使他更为不解的是，朝廷对此事为什么没有反应！是中枢重臣根本不知“耆英会”的出现？是宰执大臣们忙于西北边境的战争无暇顾及？还是皇上有意借用唐代“九老会”的遗韵遗风消耗这些耄耋之臣的余热残火呢？唉，自己离开朝廷十二年了，京都的一切，朝廷的一切，都茫若隔世，看不清，说不清了。他突然想到“耆英会”的倡导者文彦博，这位辉煌于仁宗年代，执权于英宗年代，对抗“变法”十四年至今不悔的潞国公，是素以胆识谋略称著的，如何此时也变得孟浪昏债了？也许该会一会这位六十年来的“不倒翁”啊……
　　司马康见父亲沉思不语，便低声说出自己的想法：
　　“父亲若此时不便会见文彦博大人，我就以‘外出造访’四字谢之。”
　　司马光置笔掩卷，吩咐儿子：
　　“弄水轩备茶接待潞国公！”
　　文彦博，字宽夫，山西介休人，时年七十七岁。仁宗天圣年间举进士，累迁殿中侍御史、河东转运使、如泰州，曾呈表论军队制度上“将权不专、军法不严”之弊，并稍有成效，对加强西北边防有所贡献。庆历七年（1047年）任宰相，与枢密使庞籍合议裁减冗兵，颇有进取精神。皇祐三年（1051年）被弹劾罢相，出知永兴军。至和二年（1055年）复宰相之职。嘉祐三年（1058年）出判河南、大名、太原等府，封潞国公。英宗皇帝即位后，任枢密使四年，政绩颇佳。皇帝赵顼即位后，因其反对“变法”出知洛阳。元丰三年，出知开封府。元丰四年五月，反对朝廷“用兵西夏”，被斥为“流俗无为之论”，十月，两次上呈奏表，论征战师老兵疲之状：“……臣闻昨来西师出界，中辍而还，将下师徒，颇有饥冻溃散，以碍人众，不行军法。今便欲再举，何以励众？又，运粮远涉，颇被邀截，官吏民夫，甚有陷没。伏望圣慈深察王师之举，必有边将谋臣首开端绪以误大计，若不深责，无以励后……”王珪、蔡确怒，反弹文彦博“虚言怨谤”，皇帝遂贬文彦博任西京留守。这位三次任中枢将相的潞国公于去年十一月下旬移居洛阳，不仅带来了朝廷纷争未见结果的祸福现实，而且以其不甘寂寞的愤心悲怀，串连于致仕老臣之间，联络感情，交流政见，经时月余，终于建造了“耆英会”这个议论朝政的讲坛。
　　文彦博虽年已七十七岁，但脑力仍健，并不糊涂，他同时代的人物，死亡的死亡，致仕的致仕，现时还混迹于高官职位者，唯他一人。近六十年的官场生涯，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处人处世经验，三次担任中枢将相的显赫经历，使他练就了超人的敏锐洞察力。他此时看得清楚，王安石第二次罢相离开京都，已有六个年头，这六年中，变法的主要人物已零落四散，“王安石变法”已名存实亡。在这“名存实亡”的过程中，上至中枢宰执大臣下至州府官吏，人心失落，法纪松弛，道德沦丧，糜费成风，物欲泛滥，贪黩横行，已构成了大宋一百多年来最为可怕的危机。朝野忧国之士，皆悲怀痛心而吁叹；城乡朴纯之民，皆忍怨含怒而诅咒。可皇上和宰执大臣王珪、蔡确、蒲宗孟等人，仍然打着“变法”的旗号用兵，耀武邀功，全然不知大祸将至。兵事无常，若万一失败，朝廷可真的要出现一场翻天覆地的混乱了。“耆英会”的倡导和成立，完全是他这种认识和心境的产物，希望能在这老臣聚集的洛阳，唤起人们“心存魏阙”的波澜，为来日可能出现的混乱纷争作未雨绸缨之备。他之所以援唐代诗人白居易“九老会”古例而行事，正是为了用优游闲散、诗酒浪迹、遗情世外的外表，掩饰其所图所为。他毕竟是用心深沉的，通机哄然而起加盟于“耆英会”的十二位朋友，大都是风烛残年，纵有臂撑苍穹之心，却无柱砥中流之力。在默默数通洛阳城中千百人物之后，他把目光紧紧盯住了独乐园里的司马光。
　　司马光的声望，在王安石“变法”停滞之后，已成为朝野仰望的一面旗帜；司马光的品德，已因冷居独乐园十二年不妄言朝政，成了“臣道”的典范；司马光的博学才智，将因《资治通鉴》的成就而居文曲之位；司马光的居官清廉、为人忠贞简朴，已赢得黎民百姓的心。更为重要的是，皇上已有起用司马光之意。文彦博每思念至此，均展眉捋须高呼：
　　“司马君实，你当为‘耆英会’中人啊！”
　　司马光在弄水轩接待了文彦博。
　　今天的文彦博是偕画家郑奂来访的。他身着裘袍，头戴皮帽，脚著棉靴，颈围狐尾，拄九节藤杖；面色红润，朗目流盼，剑眉似雪，白须冉冉，神情雍容自若，一副长者之风，居上而轻拂屋宇。
　　画家郑奂，时年五十三岁。形容消瘦，性情随和，木油寡言。一身蓝色布袍，一顶短檐高帽，一条黑色围巾，手携一只画囊，颇具潇洒之气。但在文彦博的神采风度掩抑下，几分文人洒脱，已变为一派寒酸了。
　　司马光之于文彦博，在年龄上已居晚辈之列，且因其恩师庞籍任枢密使时，文彦博官居宰相之位，两人同居中枢，相扶相助，并有“合议裁减冗兵”而共遭御史弹劾之谊，司马光遂以事庞籍之礼事文彦博。三十多年来，岁月沧桑，庞籍早已作古，文彦博亦居官外府，政事无涉，相聚极少，近十二年来，司马光居洛阳独乐园专意著书，不问园外之事，与文彦博也就断绝了交往，但那种“师生之谊”在司马光心里仍然是不移不减的。
　　主客相会于弄水轩，司马光对文彦博执弟子礼以跪拜祝福，对郑奂执朋友礼以拱手问好，并亲自执杯敬茶，侍立一侧，态度极为恭谨。文彦博捋须大笑作答：
　　“流光飞梭，恍惚之间，已逾三十多年了，不期当年庞籍公门下的谏水神才博学郎已经是鹤发阔额了。君实啊君实，你现时已是朝臣典范、天上文曲、四海人望，仍如此恭礼而立，不减当年，文彦博可真有如坐针毡之感了。来，来，来，你我相对而坐，品茶共语，一不尚官，二不尚齿，岂不更为亲切融和吗？”
　　文彦博以长者风趣的训教开始了十二年来首次相聚的交谈，使司马光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