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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名著-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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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听着我前面几堂讲,便知读书不易。读了孟子“诗亡而后春秋作”,不是不懂这句话怎讲么?读了《太史公自序》,恰恰有如孟子“诗亡而后春秋作”的注脚。你能说司马谈没有读过《孟子》吗?诸位只有翻书的习惯,《史记·太史公自序》是翻得到的,孟子这句话便不易翻到。读到太史公这里,孟子这句话便有用了。此是书之不易读。而《太史公自序》记他父亲司马谈讲话,大家又只读了上一截不再读下一截,不是不曾读,乃是读了仍如不曾读,此是读书不易之又一例。
司马谈死了三年,果然司马迁接他父亲做太史官了。司马迁接着说:“先人有言曰: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他说他父亲讲过,周公卒后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这个作史责任,便在我的身上了。所以他来写《史记》,是跟着周公孔子而写的。五百年前有周公,五百年后有孔子,再后五百年有他。诸位试把此一番话去读《孟子》最后一章孟子也就是这么讲。尧舜后多少年有汤武,汤武后多少年有孔子,孔子后多少年该有人出来才是。可见司马谈、司马迁父子都曾读过《孟子》,都有他们的学术传统。司马迁又说:有人能绍续这明世,出来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而此《易传》、《春秋》、《诗》、《书》、《礼》、《乐》,在他那时都是经,还没有史学。不过他是个历史官,该要写历史,而所写出来的则还是经学。我们也可说,这是太史公司马迁理想中的新经学。诸位今天认为中国旧史学全可不要,要学西洋新的,这也不错。但西洋史学也应有本有原从头直下,怎么来而到今天。你须先知道,才能继续得下。做学问不能只叫自己做一个跑龙套。不做主角,也得做一个配角,有些表演。即做一个跑龙套,也须约略知得全本戏了才去做。要讲西洋史学,也须知道有一整套西洋的史学史,然后回头来写中国历史,可以周公、孔子、司马迁、班固都不要。我们说:我要写的是中国的新历史呀!诸位,这责任又是何等般的大!
现在有个大问题。今天以后写历史,固是再不会二十六史了,那么下边该怎么办?这不是个大问题吗?原来讲了半天,要讲太史公的创作,但他仍是继续的旧传统,周公、孔子一路而来,他自己讲得很明白。而太史公《史记》所特别用心的,乃是要学孔子,《自序》下面有一段太史公讲孔子《春秋》的话。我们上面都依照孟子来讲《春秋》,现在要讲司马迁讲《春秋》是如何般讲。诸位且不要自己讲《春秋》,且听从前人讲《春秋》。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从前人这么讲,我且也这么讲。当然孟子、太史公以下,还有别人讲《春秋》,但我们总得有个挑选。如下面我们将讲到刘知几怎样讲《春秋》,譬如近代康有为、章太炎怎样讲《春秋》?但这是在我们不要讲的范围之内了。诸位莫说康有为、章太炎是近代大人物,孟子、太史公是古代了。但当知再过五百年、一千年,孟子、太史公还存在,还是个大人物,至于章大炎、康有为是否还是个大人物,便有问题。如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伯经考》,是否都能存在?或是只存在于图书馆,给人家翻查批驳,只当一份材料就是,那就在未可知之列。
有一位太史公的朋友间太史公:孔子为什么写《春秋》?太史公说:“余闻之董生曰”以下云云。董生便是董先生董仲舒,学《公羊春秋》,主张表彰六经排黜百家的便是他。太史公说:“余闻之董生曰:周道衰微……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周道衰微,正是王者之迹熄而《春秋》作。孔子就在这二百四十二年中间,来讲它的是是非非,要为天下立下一个标准,所以他“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这样可把理想上的王者之事表达出来。这是司马迁引述董仲舒讲孔子《春秋》的话。太史公《史记》是学孔子《春秋》,那么在《史记》里偶然讲到汉高祖、汉武帝,有些处近似《春秋》“贬天子”,而后人偏认他为父亲泄冤气作谤书,那怎么能来讲大史公的《史记》?《史记》不仅是要写下汉代初年很多事情,还要在这很多事情中有一个是非标准。他说:“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讲几句话,不如在实际的事上来讲,可以很深切、很著明。所以说“春秋,王道之大者也”。孔子要讲天下之道,孔子说:我若空讲一番话,不如在过去的事上把我的意见来表现出这样不对,这样才对。所以曰:“春秋以道义”,孔子《春秋》只讲个义不义,而在以往二百四十年的事情背后来表达。故又说:“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一部《春秋》里,“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至于其他许多诸侯跑来跑去不能保其社稷的,不晓得多少。为什么弄到这样?所以说:“有国者不可不知春秋。”又说:《春秋》“礼义之大宗”。这些话,太史公都是引的董仲舒。可是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里,没有这样的话。(其实《春秋繁露》也不一定是董仲舒自己的书。连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里,也不见这些话。《太史公自序》中说这几句话,是他亲闻之于董仲舒讲孔子何为而作《春秋》,这一段话非常重要。至于太史公自己讲,却说我的《史记》不能同《春秋》相比,我只是把故事稍加整理,记下就是。这是太史公之自谦。而且他并不能自己说,我也要来贬天子,退诸侯。既然不敢,何以又在《自序》里把董仲舒的话详细写下?这篇《自序》实在是一篇极好的大文章。此刻我来讲《史记》,其实只抄此一篇《太史公自序》,直从周公孔子到太史公,都已讲在里面了。现在我们接到刚才所讲,太史公怎么来创造出他的一部《史记》,他的大创作,诸位不是大家要创作,不要守旧,不要摹仿,不要跟着别人吗?但太史公却只是跟着周公孔子,他的创作,就从模仿中来,不然又怎么叫所谓学问呢?
第二点我们要讲的,太史公《史记》创作,特别重要的是在体裁方面。我已讲过丶西周书》以事为主,《春秋左传》是分着年讲的,而太史公《史记》则分着人讲。太史公为何在这分事、分年之外,特别重视人呢?其实这些我们已不用讲丶太史公自序》里已详细交代过,他就是要学周公孔子,那不就是以人为重吗?今天我们学西方人讲法,史学该讲事,而中国古人则从头下来重在人。我们也可说,至少从孔子《春秋》以下,早都是以人为主了。如说:“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不是在事情背后一定讲到人的吗?太史公又说:“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他写这文章时,已经不做太史官了。但他曾经做过汉朝的太史官月B么这些明圣盛德,我不能废而不载。这些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我不能废而不述。那是他父亲告诉他要讲的,他若不论著,那是“罪莫大焉”。所以他写《史记》,乃求勿“堕先人所言”,又曰“无忘吾所欲论著”。自从那时起到今天,写历史已经莫不以人物为中心。事情背后有一个“礼义”,我刚才说过,“春秋,礼义之大宗也”,而礼义则在人不在事。若使我们今天立下一个题目要来研究中国史学观点中何以要特重人物的一个来源,这可以从中国古书一路写下,直到太史公《史记》,远有渊源。我想这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大观点,也可说是中国一番绝大的历史哲学,而且亦是中国传统学问中一绝大精神。即照《太史公自序》,他就是看重一个周公、一个孔子,一千五百年直到他当时,这不就是历史应以人物为重的一番最大精神已经表现无遗了吗;
我今天讲太史公《史记》,主要就讲到这里,下边还有关于太史公《史记》里很多问题,暂可按下不讲。我再重复一遍,今天讲的,接着上一堂讲中国史学演进之三阶段。第一阶段是纪事,第二是分年,第三是分人立传。至于这三大阶段中有很多问题,诸位可以自用思想,自用智慧,自具见识来发挥。但诸位千万不能随便空想,一定要有书本,有证据。如我讲中国古代,只讲周公孔子,讲《尚书》,既然古文《尚书》是假的,今文《尚书》也不可靠,可靠的只是《西周书》,而《西周书》一定与周公有关。我讲孔子《春秋》,下面接着是《左传》、《公羊》、《谷梁》,而讲到《史记》。我这一大段讲法,至少《太史公自序》中的话,句句可做我讲演的证据。我们只要把那些有证有据的四面会通起来,直觉得我读到古人书,却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般,这在我们是学问上的一种快乐。至于从前人讲话有不对的,我们也该能下判断。如说《史记》是一部谤书,因《史记》中如《封禅书》,乃是特别为他父亲遗命而写下,这些都是读了卜文,不读下文,这即是不通。诸位只要能把《太史公自序》读一遍,两千年来讲《史记》的很多话,有真有不真,有对有不对,自能批评。所以读书贵能熟,且莫多看,莫乱翻,更不要急速自己发挥意见。近人做学问便不然。不仔细读书,却急欲找材料,发意见。要讲《史记》,凡属讲《史记》的先抄,所抄材料愈多,自己的聪明反而模糊阻塞,而《史记》一书之真相,也终于捉摸不到。若先只读《太史公自序》,愈读愈会有兴趣,有了兴趣自会有聪明有见解。其他的话,我们也自会批评。这是今天我借此机会来告诉诸位一个读书做学问的方法。
我此一堂课,只如上国文课,只在讲《太史公自序》,把太史公自己的话来讲他作《史记》的缘起,那我也只是来讲历史,并无自己主张。若诸位说:我是读通了《太史公自序》那一篇文章,我已经感到很满意。诸位且不要先把自己看得比司马迁要高,看得自己太重要,便不肯再来向古人学问。诸位说:人类是进化的,但进化有一段长远的过程,一两百年往往不见有很大的进步。而且更不能说我们比周公孔子司马迁都进步了。今天云大多,光明不出来,若我们能坐架飞机跑到上空,云都在下面,上面是很干净的一片天空。诸位能读一部《春秋》一部《史记》读通了的话,就如坐飞机到了云的上层去,那时自能重见光明。若讲材料,一年一年地积下,孔子《春秋》中材料,就不如《左传》多。《左传》里材料是记载得多,但《左传》比不上孔子《春秋》。诸位读《史记》,先该懂得这道理,不能拿着一部《史记》从头到尾把事情记得一清二楚,这是你不会读《史记》。太史公《史记》明明是学孔子《春秋》,我之很欣赏《史记》的,在其记载事情之上,还有他一套。诸位更不要说:我学近代史,学唐宋史,《史记》和我无关。读《史记》可长一套聪明,一套见识。实际上,我并不是要学《史记》,乃是要学司马迁。你有了这一套聪明和见识,随便学哪一段时代的历史,总是有办法。所以我告诉诸位,做学问该要读一部书,至几部书。读此几部书,该要读到此几部书背后的人。《史记》背后有司马迁其人,他一辈子就只写一部《史记》。他自父亲死了,隔三年,他就做历史官。此下花他二十年精力写一部《史记》。又如司马温公花了十九年写一部《资治通鉴》,欧阳修修《新唐书》花了十七年,李延寿写南北史也写了十七年,班固《汉书》不知他花了几十年,又是父子相传下那工夫。我们只要懂得前人这番功力,也就好了!我今天只讲到这里。
一九五九、十一、二
2005…12…10 09:34 PM
彭泽令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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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2005…5…20
状态 离线 #7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7—《史记》(下)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7—《史记》(下)
《史记》(下)
今天再接讲《史记》。我们讲过中国历史分成三种体裁:一是记事,二是编年,三是传人。在记事中又兼带着记言,《尚书》是第一种体裁,以记事记言为主。《春秋左传》是第二种体裁,以编年为主,但是在编年中又包括了记事和记言,即在记言记事之上再添上了编年。大史公《史记》以人为主,把人物作中心,但在传人的体裁之内,同样包括着记事和编年。即是说:记事和编年这两体,已在太史公《史记》以人物为中心的列传体之内包融了。所以我们可说:中国史书有了此三层的大进步。今天我们有一个欠正确的观念,认为进步便是不要旧的了。不晓得进步是增有了新的,而在此新的中间还是包容着旧的。这才是进步,而不是改造。改造未必是进步。进步必是由旧的中间再增加上新的,新的中间依然保留着旧的,那么这个新的当然比旧的是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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