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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4-一粒珍珠的故事: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的故事-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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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二部分难忘的燕京岁月(八)
我有一辆破自行车,是大一的时候,我买的一辆便宜的二手货。平时它陪伴着我去上课,去图书馆,假日里它也陪伴着我去风景区。每当我与景云没完没了地闲聊时,它总在身旁耐心地等待着。它与我太亲近了,我无法离弃它。一天,我发现它的左把手折了,刹车的闸坏了,车铃也不响了。大家都说:“太旧了,不值一修,还不如去买辆新的。”我与它相伴四年,舍不得分离,而且,不久我就要毕业了,毕业以后,也用不着骑自行车了。虽然没把、没闸、没铃,我们仍然彼此相守,互不分离。有人挡在我行车的道前,我就会在车上大喊:“没把!没闸!没铃铛!”校园里的人们就知道,刘德伟的破车来了。为安全起见,他们会分立路旁相让。我和我的破车就很威武地冲过人群。我和我的车因此出了名。这是多么好玩啊!
1931年日本人侵占了东北以后,它的飞机就经常飞到内蒙古的上空侦察,进一步觊觎我国领土。中央政府对这一侵略行为毫无反抗的反应。蒋介石早期的这种不抵抗态度,引起了全民族的愤怒。我们大学生利用春假,访问内蒙,表示对那里的关注。五十八个大学生登记参加了这趟去百灵庙的旅行。
百灵庙是内蒙的政治与宗教中心。它在内蒙是一块圣地,女人是不能进入的。但在三十年代早期,女作家冰心打破了这项禁忌,去百灵庙旅行。这次我们旅行团的五十八个人中,就有十八个女生。其中有区储(后改名为区棠亮,是共产党员),有张希先(后来成为唐明照的妻子,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派驻联合国的大使,张在中国驻美大使馆负责中国留学生工作)等人。
我们从北京出发时,虽然时间已是5月,可火车越往北开就越冷,到达包头时我们已经冷得受不了。我们五十八个燕大的学生,坐了一整节车厢。男生比女生强,他们每个人出门时都带有行李,就铺在车厢地板上,躺在上边睡得鼾声大作。女生们就惨了,什么都没带,一个个冻得直发抖。我发觉,睡在我脚边一个男生的被子很宽大,真想马上钻进他温暖的被子里去。但是我没有动,因为害怕被人指责是一个浪荡的女人。但是到后来,我不仅浑身冰冷,而且连牙齿都直打战,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轻轻地从脚底钻到他的被子中。我不敢吵醒他,为了在他没有醒来以前先起来。我都没敢睡着,但已经感到温暖传遍了全身。直到车外天边已经露出鱼肚白,我赶快把温暖丢在一边,爬起来坐到椅子上。我窥视周围,居然没有一个人察觉我这次大胆的行动,真是谢天谢地。当睡在地上的那个男生坐起来的时候,我发觉我竟然从来都不认识他。大约是一年级的新生吧。很多年以后,他成了一位很有名的儿科医生。
天已大亮,火车到达了山西大同。当地人的生活非常简单,全家只有一张土炕,炕下烧火,灶眼通往墙外。全家人都睡在炕上,坐在炕上,吃在炕上,盘着腿围绕着一张矮矮的桌子。我一向认为北方人的皮肤都很粗糙,但是大同的女人个个细皮嫩肉,温文尔雅。
赤日当空时,全体学生都乘坐卡车,开往百灵庙。很快我们就发现一片很大的黄色沙漠,在路的两边伸展开去。天空好像在四周围伸出长臂在抱着我们,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地球是圆的。卡车行驶了很久,到处都是沙漠,没有一滴水,幸亏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挂了一个水壶。北风刀割似的吹向我们的脸颊。地上的冰,仿佛一床地毯似的盖着沙漠。卡车走过时,把这块冰毯轧成一片片冰块,飞舞在空中,阳光照得它们像彩虹一般缤纷艳丽。当我们正在欣赏这种美景时,卡车忽然陷进沙坑中。我们全体下车推车前进,女生们毫不示弱,也一齐努力。男生们叫我们是“花木兰”。推了很远,直到大家都已筋疲力尽,才把卡车推出沙堆。上车后,那些彩虹似的美景又多次出现,但卡车遭陷的厄运也多次出现,我们也又多次下车推车。忽然间,我们看到不远处有一群排列整齐的圆形帐篷,据说那里就是内蒙古政府。卡车开到帐篷前,全体学生都跳下卡车,迎接我们的是热烈的炮竹声和欢呼声。内蒙的官员、士兵和老百姓纷纷和我们握手。他们大部分都会汉语。我真恨不得会说蒙语。蒙语有音乐的美,像从小鼓上面敲打出来的音节。他们说“多啦多啦”就是“唱吧唱吧”的意思。我们女生被迎到德王客厅的帐篷里。很快晚餐就开始了,有羊肉、羊奶和蔬菜。他们本来平时是没有蔬菜吃的,因为我们是汉人,所以特意到汉人区去买回来。那个割下来的羊头朝着我们,摆在桌子中间,而且一定要对准我们女生中年龄最大的一位。说老实话,这个羊头吓走了我的饥饿。夜色降临,我们都睡在华贵而美丽的地毯上面,盖着也同样华贵的毛毯。我们这一夜睡得很安详。可是黎明时分,四周的狼嚎把我们惊醒了。接着,士兵就吹起牛角。我想起了范仲淹的词句:“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主人送来两盆水,给我们十八个女同学洗脸,并且告诉我们:因为缺乏水,可以用三分之一的水来漱口刷牙。这两盆水在十八个女生用完以后,已经变得简直像两盆墨水了。
早餐以后,欢迎我们的会在露天里举行。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等候德王来给我们讲话。德王开头是用蒙语讲的。我们都知道这位德王可以说流利的汉语、日语,而且能写一手很好的古诗,所以,我们请他用汉语演说,但是他拒绝了。我们知道,他不肯说汉语,是因为民族自尊心。我们学生代表也发表了讲话,以表达我们对内蒙古同胞的关切之情。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二部分难忘的燕京岁月(九)
有一天下午,我在百灵庙学着骑马,是一匹军马。我刚刚骑上去,没有想到,它立即飞奔上山。我想,到了山上我非掉下马来,坠落山下摔死不可,所以在还没有到达山顶之前,我就收紧缰绳,希望它能停下来。不料它根本不理我,一直向山上奔去。我就慌了。当马跑到山顶时,我把它的头往右边一带,它居然停住了。我下了马,看到山上有一个帐篷,一位内蒙古的军官正在弯着腰系鞋带。但是,他并不来帮助我。当牵马下山经过他身旁时,我和他打招呼,他答应一声却连头都不抬。他看起来似乎特别英俊,但他的冷漠却使我失望。后来,当我们离开百灵庙,卡车又经过那个山头时,我抬起头来,希望能看到他站在那里,但是没有看到他的踪影。我这个难得流一滴泪的人,当时几乎哭了出来。
有一天下午,我碰见一个大约四五十岁的男人,个子高大,他自我介绍是当地民政局的局长。他问我想不想谒见德王?他说德王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书法家。他现在正在与他的臣仆们一起作诗,诗兴正浓,是一个好机会,你可以去请他为你作一首诗,带回北平作纪念。我马上跟他去见德王,先对德王鞠了一个躬,他满脸笑容。民政局长用蒙语对德王说了我的请求,他非常高兴,立刻拿出好纸,铺在桌上,挥毫作诗,诗的内容是感谢我对内蒙古兄弟姐妹们的关心,远道来访。回燕京以后,我把它裱起来,挂在墙上。直到毕业回家,我都一直把这幅用蒙文写的诗带在身边。
分手时,民政局局长很感谢我们年轻人关心内蒙古的兄弟姐妹,他说:“在危险的时刻,我们像一群孤儿,没有父母照顾。中央政府送给我们一批防御的武器,结果发现都是坏的,无用的废品。其实,保卫内蒙古就是保卫中国。我们想,中央政府不至于那么愚蠢,把坏武器给我们,一定是在沿途被那些转运者、那些部队,把好武器换成了坏武器。这些行为使人们寒心。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考虑学外蒙古那样,转向苏联,向他们寻求援助。”我对他说,偷换武器的事,你们为什么不报告中央政府。他说,已经报告过了,没有反应。我听了心里很难过。他又长叹一声说:“我们知道,教育是重要的。但是,我们是游牧民族,成天游来游去,没有办法给学生建固定的学校。我们只好沿用古老的办法,当孩子们到一定的年龄,就把他们送到庙里去,接受佛教的教育。”我说:“你们为什么不能建寄宿学校,让男女生住在校内受教育?”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这倒是个好办法,我们可以试一试。但是,这将成为一个革命,因为我们的民众是守旧而又深信宗教的。”
回到燕京后,我的思念仍然盘旋在草原大漠之中。这是我所经历过的一次最有趣的旅行。但在回忆中,点缀着一些忧愁,由于那个内蒙古军官的冷淡,到处的缺水……后来,那个民政局长来了一封信,信中还有一首长诗,诗里有原始古朴的美。他表示要与我做永远的道义之交。他的表现是直截了当的,强烈而直爽,倾注了内蒙古民众的豪爽感情。
大学毕业以后,我与景云的订婚,已经被双方的父母知道了。父母亲担心我太天真,而景云又太懂得人情世故。他的母亲不识字,没文化,而且对她家的大儿媳妇很不仁慈。所以,父母亲认为我嫁到这样一个家庭里是不会愉快的。他们知道我的个性很强,不会被环境改变。
毕业后,我回武汉教书之前到向家辞行。他母亲告诉我,她当年如何如何顺从她丈夫,他要是说太阳从西边出来,她绝不会说是从东边出来。我知道,她这是在教育我做一个顺从的妻子。我想起父母亲告诉过我,一个好妻子并不是要顺从丈夫,而是应该服从真理的,是帮助丈夫做正确的事的。他们认为,子女在婚姻上应有自己的选择,父母的意见只能作参考。父亲送给我一笔钱作为毕业礼物,让我到上海去看景云。我与景云就用这笔钱,游览了杭州,并且准备一年以后结婚。
由于日本侵略的加剧,景云的家庭从北平迁到武汉,住在离我教书的学校很近的一个地方。景云当然也想从上海到汉口来工作。父亲没有让我知道,他正在与景云签一份合同,上面写明结婚后,决不与他的母亲住一起。景云也从来没有告诉过我。直到有一天,我偶尔打开父亲书桌的抽屉,才发现了这份合同,以及景云拒绝签名的回信。景云在回信中承诺,他们全家会以敬和爱来欢迎我,这样一个合同是不必要的,而且会给他的家庭与我的家庭带来伤害,特别会伤害他母亲的自尊。他父亲死后,母亲更需要儿子的照顾和爱护。
母亲知道这件事以后,说景云是个孝子,孝是做人的根本,孝子是不可能在社会上成为坏人的。母亲认为我选择景云是对的。当景云正与我父亲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收到了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研究院的入学通知书,9月就要开学。那时是8月,我立刻决定,不结婚了。等景云从美国拿了博士学位以后再考虑。我们的婚姻需要考验,这正是一个考验的机会。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二部分毕业了
我的第一个工作,是受聘于晏阳初平民教育学会。这个平民教育学会在河北省定县。我的工作就是去收集民间歌谣,去除其中的迷信的和封建的部分,加入新的进步的思想,再教农民去演唱。这正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可是工资仅够 口。假如不是因为欠着一大笔圣公会的四年大学学费贷款,我就不会牺牲了平民教育会这个工作,去接受汉口一个教会女子中学教员的职位。我在这个女子中学中只教了一年,校长就不愿再延续我们之间的合同,他说我在传邪教。在一个礼拜五的《圣经》班上,我对我的学生们说,没有真正的天堂与地狱,天堂地狱就在我们的心里,做了好事,心里快活,你就上了天堂;干了邪恶的事,你心里终归会不快乐的,那你就是在地狱里。当时政府规定,毕业班的学生都要会考。我是初中三班的班主任,我领着学生到汉口第一女子中学去参加会考。在这个学校的门口安排学生依序进入考场的时候,我偶然发现该校的校长就是1926年我在汉口第二女子中学读书时的校长。他见到我非常高兴,握住我的手说:“你曾经是一个好学生,但是被‘学联’开除了。我曾代表学校去教育局,请求为你恢复学籍,但局长说,虽然国共合作,但教育却是在共产党的管理之下,‘学联’的权力比教育局大,即使教育局也得听‘学联’的话,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办法了。我相信你,一定是一个好教师。请你到我们公立中学来教书好吗?”正好我很快就会被解雇,所以很高兴地接受了他的邀请。到了第一女子中学,我的工资也翻了一番。但我很反感这个学校的一套正统思想。像当时所有的公立学校一样,这里也把蒋介石奉若神明,奉为至高无上的领袖,就像希特勒在德国一样,无论何时何地,言语中一出现蒋介石的名字,就得站起来立正,反对者就要关进监狱。
当时做军法官的父亲,一再写信警告我:必须从俗。我是燕京的毕业生,燕京给我的教育是思想自由,个性也要争取自由发展。我忍受不了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校长也警告我“要小心”。当时女教师们都穿蓝布旗袍,不带任何装饰品。而我却戴着珍珠耳环,穿着大红绸旗袍,到教室上课。十多年以后,我在上海任“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总干事时,一个女职员曾经是第一女子中学的学生,她笑眯眯地对我说:“你还记得我是你的学生吗?我曾经准备带领全班同学把你轰出课堂,你当时打扮得太漂亮了,不合乎我们对一个教员的要求。校长告诉我们要郑重行事,给你一段时间,看看你究竟是一个好老师还是坏老师,再做决定。没想到两个星期以后,我们大家都发狂地爱上了你,拥护你。”她讲完后,我们两个人都大笑起来。
我当时除了在汉口第一女子中学教书以外,还兼任汉口广播电台儿童节目的主持人。我在里面讲儿童故事,唱儿童歌谣,有些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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