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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传-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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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想忘掉还有政治这件事。”这是罗斯福在１９１８年初说的话。可是他却无法忘记。朋友们一直敦促他竞选州长。更重要的是，坦慕尼作出愿意和解的姿态。
这一惊人的发展主要是由于罗斯福本人对坦慕尼的态度有所变化。他没有忘记１９１４年和那以前几年中的种种教训。他不声不响地采取了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政策。１９１５年，他运用任免权给几名坦慕尼派国会议员以好处，他们一年前曾对他进行猛烈的攻击。１９１６年，由于从威尔逊那里得到了暗示，他在州一级和全国性的选举中都奉行了党内协调一致的政策。他对史密斯、瓦格纳以及其他思想进步的坦慕尼成员表示了极大的热忱。１９１７年７月４日，罗斯福应坦慕尼之邀在威格沃姆担任主要讲演人，并和他的宿敌墨菲合影。此时，双方的和解已经告成。到了１９１８年春，他接到报告说，至少有十二名纽约市的领袖人物支持他，甚至还可能有墨菲本人。实际上，坦慕尼并不是突然变得喜欢罗斯福了，但看出他是一个可以赢得纽约州北部地区选票的人。
罗斯福本来很可能会获得提名并在选举中获胜。但在１９１８年６月，他果断地表示他不想参加竞选。
他把精神贯注在其他方面。他敏锐地认识到他的政治生涯中缺少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当成千上万的人都穿着军装的时候，他却没有。他甚至没有被派到海外去。特德叔叔本人迫切希望能去法国作战。他极力主张罗斯福也参加战争。但丹尼尔斯不让他离开。退而求其次，哪怕以平民身分到靠近战场的地方去一下也好。他终于劝使部长派他去完成一项公差，即视察海军基地并和协约国的领导人进行磋商。罗斯福怀着冒险的迫切心情，于１９１８年７月初乘一艘驱逐舰前往欧洲。
这是一次激动人心而又令人满意的旅程。罗斯福乘坐的驱逐舰在大西洋上曲折航行。他们只受了几场虚惊，但就连这些虚惊也给以后的故事提供了基础。在英国，和他会晤并进行交谈的有劳合·乔治（罗斯福后来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惊人的活力”）、鲍尔弗勋爵、温斯顿·丘吉尔（当时他们都没有难对方以深刻的印象）、克莱蒙梭、奥兰多以及许多著名的海军与陆军将领。这将出差也不只是宴会酬酢，他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合同、供给和人员等单调的细节问题。他试图就意大利海军的作战行动计划——或者说缺少这些计划——的问题在外交上和军事上所造成的难以解决的纠葛寻求一个和解方案，但毫无成果。
他终于目睹了战争，这是此行的主要目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只有一次发了脾气，那是因为一位海军武官企图使他绕过战区。
罗斯福事后有好几个月都和那位可怜的人物为难。他参观了海军陆战队战斗过的战区，用敏锐的目光详细地介绍了这满目疮痍的战区的情况。他从远处眺望战斗情景。最使他兴奋的是，他遭到了一些零星炮火的袭击。
这一些都是令人兴奋的，但他仍然没有穿上军装。他在９月回国，决心要求丹尼尔斯给予他军官资格。但是，由于旅途劳顿，他患了流行性感冒和肺炎，只好用担架抬上岸来。他费了几周时间才使身体复原，而时光在不断流逝。大约在１０月底前后，经过丹尼尔斯的批准，他去见威尔逊，请求委派军职。但总统对他说，现在为时已晚。他已收到了要求停战的最初信息，而且他希望战争不久将会结束。
罗斯福感到十分失望，但他企图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他后来给一位正准备在格罗顿学校树立一块世界大战纪念碑的校友写信说：“我认为我的名字应列入第一批‘服兵役’的人员表中，特别因为我曾在大洋彼岸观察了人们服兵役的情况，而且险些被鱼雷或炮弹击中……”
他却远不如一名年轻的奥地利士兵那么沮丧。那个士兵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１１日在普鲁士的一所医院里躺在病床上痛哭流涕。他后来说，这是他从他母亲死去后第一次流泪。他并不是因为错过了战争而哭泣（他曾英勇地作战四年，遭受过毒瓦斯的袭击，也受过伤），而是因为德国遭到失败并被征服了。就在这时，阿道夫·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我决心从事政治活动了。”
第四章为捍卫国联而战斗
战争年代对罗斯福产生的影响是使他成熟起来。漫长的工作时间、难于达成的决议、无穷无尽的会议、令人精疲力竭的旅行以及同华盛顿和国外掌握实权的官员们进行的讨价还价，凡此种种把他锻炼成为一个富于经验的政治家和行政官吏。他在大部分时间内大刀阔斧地把工作推向前进，极力敦促他的上司和下级行动起来。对他来说，这种做法是轻而易举的——而困难却在于要有耐心先走一条曲折的道路后再采取行动。这类工作大都需要煞费苦心，而且是默默无闻的。
岁月在他身体上留下了痕迹。他的前额显出了隐约可见的皱纹；他在奥尔巴尼时期那副平滑的、几乎可以说是细嫩的面庞，此时比以前略微清瘦，皱纹也更深了。鬓发逐渐稀疏了。一双蓝眼下面开始出现黑圈——这是罗斯福家族的一个特点。但他仍然显得年轻，容貌基本不减当年。他没有发胖，身体仍很柔软。在炎热的夏季打高尔夫球一天能够获得五十四分，而且可以不费力地跳过一排椅子。耶鲁大学著名教练沃尔特·坎普说罗斯福“体形优美，像一个运动员那样肌肉发达”。坎普是罗斯福请到华盛顿来为海军制定健身计划的。
他的家庭负担也有所增加。他这时已有了五个孩子。小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１９１４年８月出世，约翰·罗斯福１９１６年３月诞生。全家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住在华盛顿，夏天总要到坎波贝洛逗留一段时间，其间还常到海德公园去。侍候他们全家的用人不少，有时多达十名。罗斯福的薪金和投资收益加起来每年约有两万七千美元，然而，奢侈的生活开支很大，他的母亲偶尔对他有所接济。
社会活动也迫使他在另一方面作出了牺牲。他很多时间都离开了家人，当孩子们病得比较厉害，或者一个孩子在野餐时被火烧伤了，他都没有在家。由于远离家人，他的忧虑反而加深了。有一次当小儿麻痹症正在流行时，他死缠着丹尼尔斯不放，最后这位部长只好允许他派遣一艘驱逐舰到坎波贝洛，把他的孩子们从海上送回家去。像其他知名人士一样，他的私生活也成了造谣生事者攻击的对象。有个谣言不胫而走，说罗斯福另有新欢，埃莉诺提出解除婚约。造成困难的原因充其量不过是长期两地分居。他从华盛顿写信给他妻子说：“如果你认为或者主观臆断我不需要你整个夏天都住在这里，那你真是太神经质了，因为你知道我确实希望你这样做的！但是老实说，你应当在坎波贝洛连续呆六个星期。我也应当这样，只是你能够，而我不能罢了……”
罗斯福在战后初期给人们留下的形象是：一位生气勃勃的年轻的行政官。这时，他的工作要求他承担众多的紧迫的“实际”任务，而不是冒险性的作战行动。主管这项任务的大部分工作落在这位助理部长肩上。他现在对于改进联邦政府的组织和管理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深刻理解行政管理机构在政治方面的关联，反复敦促应使总统在编制预算方面享有更大的支配权，国会应把拨款活动交给一个综合委员会来对参众两院进行整顿，人员的晋升应当根据工作效率而不是年资，现有的政府机构应加以改组，重新分工，各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应得到更多的权力。
他对于政治采取审慎态度。１９２０年２月他写信给一位支持者说：“坦率地说，如果今年共和党占优势的话，我个人则不愿在秋天过早地去作牺牲品。”但这却正是他将要做的事。
１９１９年的最初几周，罗斯福在欧洲处理海军事务。他协助清理战争的善后问题，而伍德罗·威尔逊则在巴黎试图为和平奠定基础。总统当时正处在他的事业的顶峰，他对欧洲进行访问时仿佛是一位无冕之王。一位观察家说：“从来还没有人得到过如此热烈的欢呼。我曾看过福煦、克莱蒙梭驱车而过，也曾见过劳合·乔治、将军们、凯旋归来的部队、旗帜，但威尔逊在车上听到的欢呼却不同，它是非人的或者说是超人的。”
威尔逊在２月中旬风雪交加的一天离开法国返美。他得意洋洋地把拟议中的国际联盟盟约的一份草案带了回来。同船的有助理海军部长，他和妻子一同返回华盛顿。一天，罗斯福夫妇同威尔逊夫妇及其一行共进午餐，谈话内容多半是互相交换情况。席间，总统谈到了国际联盟。他说：“美国必须参加进去，不然就会使全世界的人伤心。因为美国是惟一能够使大家感到它是公平无私、可以完全信赖的国家。”
他们的船在波士顿停泊后，罗斯福夫妇乘车加入庆祝胜利的游行队伍，一同护送总统去旅馆。估计有二十五万波士顿市民向总统高声欢呼，表示欢迎。甚至卡尔文·柯立芝州长都受到感染，“确信人民一定支持总统”。埃莉诺看到在前往华盛顿途中的每一站，群众都疯狂似地向总统热烈欢迎，因而确信群众已经“懂得他的理想”。
他们也许懂得了他的理想。但是，盟约是必须获得美国参议院三分之二的票数才能通过的一项条约的一部分。而参议院则有这样一些人物：他们和威尔逊一样妄自尊大、顽固倔强，异常珍视参议院在对外关系方面享有的特权，对势力较大的民族利益集团十分过敏，而且清楚地认识到总统选举即将到来。此外，参议院在共和党的控制之下；尽管威尔逊１９１８年吁请人民支持由民主党来控制国会，以利于“统一领导”，但选民们还是以微弱的多数使在野的共和党控制了参众两院。
罗斯福沮丧地注视着总统在参议院的政敌屡次在小冲突中击败了政府。１９１９年２月，仍处于少数派地位的共和党人，在民主党控制国会的最后几周中，用冗长的演说阻挠议事，扼杀了一些极为重要的拨款方案。因此，威尔逊由于形势所迫，在例行会议以前的几个月，召开即将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的一次特别会议。就在这次短暂的会议刚要结束时，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施展了一种议会策略，向参议院提出一份“联合声明”。这份致三十九名共和党参议员和当选参议员的声明宣称，国际联盟盟约“按目前提议的形式”是不能接受的。７月，威尔逊在巴黎同劳合·乔治和克莱蒙梭经过几周艰难的谈判后，将条约提交参议院讨论。８月，总统表示愿意接受参议院在一项单独的决议中对条约所声明的温和的保留意见。然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却继续破坏这个条约。９月，威尔逊前往全国各地，发表了四十次热情洋溢的演说，遇到了挫折，回来时精疲力尽，病了一场。１１月，总统敦促民主党参议员投票反对洛奇对条约提出的保留意见。这些保留意见被否决，但要求无条件地批准这个条约的议案也以三十八票赞成、五十三票反对的比数而未获通过。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１９１９年初，威尔逊为成立国际联盟所作的努力受到美国人和欧洲人同样的热烈赞扬；到了年底，他的希望完全破灭了。人们作了种种解释。意大利裔美国人由于拒绝让意大利占有阜姆而感情激动，爱尔兰裔美国人由于英国控制国联大会的“六个席位”而悻悻不平，德国裔美国人则由于协约国对他们故国的处理而情绪波动。其他美国人则对欧洲及其动乱感到十分厌倦。他们被劳工纠纷、物价上涨和赤色恐慌弄得心烦意乱。国际联盟问题卷入了两党激烈斗争的漩涡之中。尤其是威尔逊在那些玩世不恭的人物已经在凡尔赛炮制了一个强权政治的条约以后，仍继续谈论理想政治。他在需要作出让步的条件已告成熟以后很久，还在继续坚持他最初提出的条文。
真相如何，暂且不论。值得注意的是，罗斯福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和总统有些不同。这位助理部长赞同成立国际联盟，这一点自不待言。但他的演说缺乏威尔逊的那种高尚的道义热情。威尔逊谈论追求“理想”、“命运”、“远大的眼光”、美国的责任、美国的梦想；罗斯福则更讲求实际，更强调实验。１９１９年３月，他说：“重要的是不要分析文件，而是先批准总的计划。”他警告说，如果美国不参加，国联只能成为一个新的神圣同盟。“国联可能不会消灭战争，但各国要求进行实验。”
罗斯福比威尔逊显得更加愿意妥协。早在１９１９年３月２９日，他就赞成一项承认门罗主义的修正案。但他认为即使不可能通过满意的修正案，对国联也应加以试验。他在这年年底告诫人们说对国联盟约提出其他的保留也是必要的。他不大相信国联会防止将来可能发生的一切战争，即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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