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3年第5期-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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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文：我一个亲戚在燕京大学心理系作助教，他介绍的。是一九二四或一九二五年。　
　　汉森：受了他的什么影响？　
　　兆和：多少受一些影响，如他很早的文章中就有“潜意识”这个术语。　
　　汉森：当时北京其他作家是否也接触到佛罗伊德的思想，或受他影响？　
　　从文：当时没有，后来才有书出版。是夏云表弟在教书，他有一些书。　
　　汉森：马悦然教授说沈先生可能是中国第一个先锋派的作家。　
　　兆和：请解释一下“先锋派”。　
　　汉森：就是自己创造一些写法的作家。　
　　从文：我是没受别人影响。　
　　汉森：当时您的作品和别人不一样，其他作家也是这样看，他就是有自己的道路。当时是用自己的风格去写，别人是不是讨论过您的写作风格？另外，沈老是怎样认识自己的风格？　
　　从文：我是在写作中试验，没觉得什么了不得。别人是分左派、右派。　
　　兆和：当时就有人讨论他，如在台湾的苏雪林写过《沈从文论》，比较全。左翼则多从立场上批评他。　
　　汉森：一九四二年毛的文艺座谈会讲话，沈老在什么时候看到，有什么想法？　
　　从文：没看到，解放后才接触。　
　　汉森：您去过延安吗？　
　　从文：没有去过。徐特立一九三七年在长沙曾约请过几位作家谈话，他说抗战是持久的，能够去延安的我们提供方便，不能去的我们也要在后方做团结工作。　
　　汉森：解放后接触了，有什么看法？　
　　从文：说得很对，但是做不来。　
　　汉森：您二十年代末和胡也频、丁玲合办刊物，怎么开始搞这个工作的？　
　　从文：先是大家生活都没有出路，都是开始写作，发表困难，就想自己来办刊物。到了上海后有了条件，就办起来了。　
　　汉森：三十年代也办过吗？　
　　从文：是替报纸编副刊，不是自己办。　
　　汉森：沈老作品和其他作家不一样，如写男女关系，别人写汉族的传统，如巴金写的是靠人介绍，非常复杂，沈老的《边城》写的是苗族的习惯，是比赛唱歌来定情。　
　　从文：现在去还有，他又没有文字。　
　　汉森：我们觉得非常有意思，也很理解。但当时是否有汉族的人受不了，说他是黄色的？　
　　兆和：说不好的有，不是说《边城》黄色，而是说猎奇。　
　　汉森：像《雨后》和《柏子》呢？　
　　兆和：有的，有人批评说是黄色的。　
　　汉森：但沈老也有自己的看法吧？　
　　兆和：他有，不管别人怎么说，他说不是为你们写的。　
　　汉森：您的作品中有妓女、土匪，一般人都是持批判的态度，您自己对这些人有什么看法，例如抽鸦片的……　
　　从文：当时整个国家都是这样，吃烟用大秤称，不算回事。　
　　汉森：我印象是您不是为了谴责批判这些人。　
　　从文：就是写出来。还是带着同情的。　
　　汉森：我昨天看了英文的《贵生》，这是写的……　
　　从文：对被压迫的人的同情（落泪）。　
　　汉森：想谈谈解放后的工作。我不太熟悉，您什么时候开始对文物有兴趣的？　
　　从文：小时候就对这比较熟悉，刚来北京时，接触也较多。　
　　汉森：从事文学创作时，二十年代后期，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没有失去兴趣？　
　　从文：一直有兴趣，收集了许多漆器、瓷器、绸缎……　
　　汉森：关于文物，五十年代写过些什么？　
　　从文：写了几本书，丝绸图案，《龙凤艺术》……　
　　汉森：（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谁出版的？什么时候搞的？　
　　从文：（谈此书的曲折过程）……　
　　汉森：（看台湾删去作者署名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盗印本）台湾发表您的文学作品改不改？　
　　从文：只《联合文学》上发过，没改，但金介甫的文章被改了。　
　　汉森：您一九八三年回过湘西？　
　　从文：一九八二年五月。　
　　汉森：留下什么印象？变化大吗？　
　　从文：变化不太大，因为人不容易变化。　
　　汉森：生活习惯还和过去一样吗？苗族的。　
　　从文：没有大变化。　
　　汉森：沈老回过湘西几次？　
　　从文：一九三三年在北京结婚，年底回去探望母亲病。　
　　一九五六年底以政协委员视察回去过。一九三七年抗战中路过沅陵，未去凤凰。一九八二年是最后一次，两人同去。　
　　汉森：沈夫人您觉得和想象的湘西是否一样？　
　　兆和：去的地方很少，沅水流域看的不多，只看了几个点。是黄永玉请去的，他的家还在，可以把从文保护起来，少许多应酬。　
　　汉森：沈老旧居还在，有很大变化吗？　
　　从文：没有多大变化。有人分别住着，县里准备收回来。　
　　汉森：北京买不到沈老的书，您有什么看法？　
　　从文：印得少。多年不印，需要的人就不好买了。不好的，打斗的书印了许多。　
　　汉森：昨天下午访问了汪曾祺，他说现在年轻人有沈从文热。　
　　（对兆和）您第一次见沈先生是在上海？　
　　兆和：我是他学生，一九二九年，在上海中国公学。　
　　汉森：上的什么课？　
　　兆和：讲现代小说，我选他的课。　
　　汉森：是第一次？　
　　兆和：他从来没教过书，只读过小学。那时写文章生活很困难，后来徐志摩推荐给胡适，说他写过那么多书。　
　　因为是作家，选课的学生很多，他来了在黑板上写了准备讲的，却讲不出来。后来又擦了，又讲……还是讲不出来，大家不敢笑。最后在黑板上写：　
　　“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回身就走了。　
　　汉森：以后听过许多课？　
　　兆和：他不会讲课，讲得不好。后来他在黑板上写出讲课提纲，慢慢一点点讲了。下来我们都笑他。　
　　他写文章，不会像有经验的教授那样说出一套道理。他只是为学生改稿子，同时自己又示范，写各种不同体裁的小说。　
　　汉森：是一九三三年秋天在北京结婚的？老大什么时候出生？　
　　兆和：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老二是一九三七年五月三十一，一生下来就打仗。　
　　汉森：您当时的工作是什么？　
　　兆和：三十年代没有，只在青岛大学做过半年图书馆工作，同时在青岛玩一玩。后来在云南教中学的中文、英文，教过好几个学校。　
　　汉森：解放后呢？　
　　兆和：还是教书，在师大附中，后来到《人民文学》编辑部，一九五三年起，一直到“文革”中刊物停了，去干校。一九七二年退休。　
　　汉森：什么时候去干校的？　
　　兆和：一九六九年。以前就是搞运动，机关所有工作都停了的。我是一般干部，没有受冲击。　
　　汉森：你们是一块儿去干校的？　
　　兆和：不是，本来按规定老弱病残不去，只有我们干部去，九月下去的。但后来林彪的一号通令，把各种人都送下去了。　
　　汉森：在干校怎样，有机会接触吗？　
　　兆和：除非他生病，要我照料。我在湖边上，要走二十里泥路进城，再坐一小时的长途汽车。　
　　汉森：从干校回来时，书都没有了吗？　
　　兆和：没了，只剩少量他看重的文物图录，没有他自己的作品。　
　　汉森：现在恢复到原有的一半吗？　
　　兆和：旧作多半都是朋友们送的，后来收集的。　
　　汉森：很高兴能直接谈。过去看到一些文章谈沈老，没有这次直接交谈明白。十分感谢有这样的机会。　
　　①作者临时列举，未必准确反映自己的认识。其中《常德的船》和《沅陵的人》均是《湘西》的一章，《鸭窠围之夜》则是《湘行散记》的一章。　
　　②十几岁，作者1921年夏在芷江有机会阅读文学作品，时为十八岁。　
　　③根据汉森所述，他阅读的是《从文自传·清乡所见》一章，记土著军队在榆树湾以清乡名义滥杀无辜农民的情形。汉森所问的“战争”，疑指文中说的“清乡”。而《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则是作者据《清乡所见》结尾记述的一个事件，另外创作的短篇小说。该小说写作时间比《从文自传》早数年。　


老同志
沈从文　
　　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研究院和原有人民大学研究院两校，一九四九三月间，正式宣布合并而为一，到西苑举行开学典礼日，教育长向全体同学致辞，有几句话大家听来都不习惯：　
　　“……各位是来学习马列主义改造思想的，这很好。学习马列也容易，也困难，即学习方法对或不对。第一应当明确，即联系实际的能力。这种知识的获得，并不以这个人的读书知识多少为准。大知识分子是并无什么用处的。比如我们这里一字不识的炊事员，因为出身是劳动人民，立场坚定，就容易领会马列思想和唯物论精义。同学应当向他看齐……”　
　　散会后回到宿舍里，大家情感上不免受了点刺激，思想上有点儿迷乱。因为学习重联系实际，不以读书多少为准，一时难行通。学习马列不读书，图书馆那些大本本马列全集怎么来的？印出来又有什么用？明天毕业出去，又用什么去教人？问题也许就在这里，研究院同学大多出身于小资产阶级，是各大学教书的，或准备去教书的，学习第一课碰上那么一个题目，自然想不通。　
　　一会会，院子外值日员吹哨子集合，吃饭时候到了，大伙儿排队到饭厅里去。年青气盛，自大好强，同时又充满研究热忱的，自然都亟想认识一下教育长说的炊事员。五班二灶厨房共归六个炊事员负责，三个年青的还在上学，三个年长的不识字。大家初次共通能领会到的，却是西苑伙食比城里拈花寺的好些，分配合理些。过不久，且觉得伙食还在不断的改善，一天比一天不同。一百五十个人，天南地北来自各处，其中还有几个华侨，几个年逾花甲而且带着喘哮病、胃病、高血压病等等，在不同嗜好、不同要求中，主持大厨房事务的居然能使大部分同学满意，自然有点道理。但把他和哲学中的唯物论联系，和马列思想学说联系，可不是同学一时能领会了。因此向炊事员看齐的事情，问题虽最早提出，还是保留下来，要等到相当时间才能解决。　
　　研究院二灶厨房，有大型锅灶四个，小型锅灶两个，烧火事务统由一个翻身老农民负责管理。这人年纪五十七岁，身材瘦而高，头大额角宽，下巴尖长。有一双茧节多筋真正劳动人民的大手。眼睛因上了年纪，瞳孔缩小，且长年被灶火薰灼，有点儿发红，常是湿蒙蒙的，但是皱起眉毛向人凝望时，却充满一派忠诚无邪的干净气，而且十分亲和。因为年纪长，同学都叫他“老同志”，一成习惯，本来姓名就忽略了。新来同学记住教育长的谈话，总喜欢和他谈谈，问长问短，一面是想从实证中见贤思齐的学习学习，一面却只是一点好奇。　
　　“老同志，你家在那里，有几个人？”　
　　“在青龙桥红山口北村子里。家里有侄儿，侄媳妇，和两个孙娃娃。”一面回答一面屈指计数，共四位。连同自己恰好满一手。把手摊开摇摇，眯着小眼睛笑笑，到灶边做事去了。　
　　老同志离开土地，还只两年多一点。解放前，和家中人一道在村子里住，有三间灰棚房子，两亩六分砂地，一口井。屋边还有几株枣子树，和自己年龄差不离多少。土地一半种杂粮，一半种杂菜，一家大小就靠挑水灌园过日子。每早挑菜到青龙桥镇上去卖，换点零用钱买油盐。十几年前还赶过驴，跟牲口专跑万寿山、碧云寺、香山静宜园一带，自从公共汽车一通行，生意就不用做了。农忙时经常还帮附近地主做做短工，出力换两顿吃喝，得点草烟钱。因附近田地，原本属于在旗皇庄产业，封建皇帝垮了台，土地拍卖给私人，但新地主是个大官僚，管家狗腿子仗势欺人，把附近劳苦人民，沿旧例当丁差使用，还维持了很多年。西苑地方从清末即驻兵，辛亥以后依旧作军营，采买员每天必上青龙桥买菜。不论是北洋军阀的部队，日本鬼子军，蒋匪军，作风如一，强估强买发官价。菜蔬如被看中，凭兴头付钱。卖菜人脸色稍不好，就指定要挑送到营里去，不能道半个不字。一挑菜等于白送，还贴上半天劳力，大骂一顿赶出。加之地方乡保警察的欺压，服役派差打鸡捉狗是常事。因此叔侄一家长年劳苦，和中国万万农民一样，日子还是极难过，只在无望无助中熬干一顿湿一顿不成个生活。　
　　解放军到了北京西郊，天下穷人是一家，人民翻了身，老同志加入了革命队伍，作了个人民勤务员。先在郊区工作，北京城解放后调入革大烧火。经过不断教育，有一定工作，一定薪资，一定例假，更重要还是在这种新型学校里，每一件事都有教育意义，个人因工作积极负责任，得到普遍应有的尊敬。这一来，什么都对了，每天只是一声不响地低头把事情作下去。因为他明白人民既然当家作了主人，事情是越作得多越好。到月头发薪时，就把应得工薪捎回去，给侄儿贴补家用。顺便买点米花糖给孙娃娃。平时很欢喜两个孙，回去即和他们到地里去，看看地中生长的菜蔬，捉捉虫，浇浇水。间或还带点新成熟的茄子黄瓜四季豆，回学校添配到菜里去，给同学尝尝新。大家知道提出表扬时，反而使老同志感觉害羞受窘：　
　　“新规矩，米米大人情也拍巴掌道谢。”　
　　日常生活除欢喜吸点关东烟，十天半月喝一小杯烧酒，别无任何嗜好。手足贴近土地辛苦勤劳五十年，性情成了定型，沉沉默默，只做事，少说话。生命的火和大炉灶中的高热炉火，俨然融合而为一，永远在为一个人类崇高理想而燃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学校到北京来历史短，人手不多，经费有限，凡事都不免因陋就简，从摸索中逐渐改进。　
　　照学校习惯，各个厨房由各个小单位分别负责，实行民主管理制，公推膳食委员轮流担当。并用伙食节余，来作本班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