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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04年第6期-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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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钟，快了，还有个把小时，这个马上就到了。我说这一次呢，这个爆炸看起来是会响的，但是也不排除万一的可能。这个时候他的眼睛好像有点儿含泪啊，他就表示，说会响的，会响的。
１６日１２时，即爆炸前三小时，周恩来在给刘杰的信中，指示他告诉张爱萍和刘西尧，待他们回到指挥所时，如无特殊变化，不必再来往请示了。零时后，不论情况如何，请他们立即同我直通一次电话。
这说明，周恩来对试验结果的估计，没有排除失败的可能。
１０月１５日晚上，风很大，钢丝绳被刮得直摇摆，打在铁塔上当当当直响。李觉不放心，马上就要爆炸试验了，担心出什么安全问题，就又去铁塔下转转。夜间天气有些冷，又有风，他走到塔下的时候，一眼就看出了异样，这油机的盖布怎么变样了，大帆布下面是什么鼓鼓囊囊的，推也推不动。
李觉说，我看到不对劲，一揭蒙在机器上的盖布，老天爷，有个人正躲在底下，还戴着帽子，穿件皮夹克一样的衣服。我说你怎么在这儿，怎么还不回去？他回答说，明天是我的班，我不能回去，今天晚上油机万一出什么事，明天我不能把原子弹送到塔上去，我这个责任可就大了。我得在这儿守着。我一看也就不好说什么了，他也是好心嘛，就说，好吧好吧，你要休息好，风太大，盖好，别感冒了。这个工人在油机旁守了一夜，第二天开油机，就是开那个卷扬机把我们和产品送到塔上。老工人叫王振禄，从大连调到九院时就是８级工，十几年只长了５块钱工资。文化大革命中又受了很多委屈，有人说他心是黑的，他一急就自己把肚子剖开了，说叫你们看看是黑的还是红的。送到医院，连麻药都没给他打就缝上了。我在北京听到这个消息，打电话到厂里，说你们行行好，一定治好他。后来这个老工人又调回大连了，临走前到北京，一敲门就叫我：李部长，你还认识我不？我说，认识，认识，怎么能不认识啊，你不就是王振禄嘛，那天晚上你不是在爆心守了一夜嘛。他一听就说：认识就没意见了，你只要还记得我是干这个工作的就没意见，没意见。他高高兴兴地走了。１９９０年左右我到大连开会，特意到他家去看他，没见着，一下楼在院子里碰着了，他刚从街上回来，带个红袖章，原来他退休后在街头搞治安呢。
１０月１６日６时，基地气象处长韩云升向试验委员会报告，整个场区及云迹地带气象转好。按照预定程序，８时开始上塔插接雷管。２０办公室随即电告１７７办公室：老邱在梳妆台，８点梳辫子。
插雷管是原子弹装配的最后一道工序，有一定危险。人员必须穿棉织服装和胶底鞋，以防静电，工作间的台架等必须接地良好。上塔插接雷管的人员共有６人：队长陈常宜，副队长张寿齐，叶钧道，他们三个人负责将雷管安装在产品上，并与同步装置接线；贾保仁负责传送雷管和检查编号，并作好记录；赵维晋、耿春余二人负责导通。另外，李炳生负责记录，杨岳欣负责空调。原子弹装置插雷管和导通检查工序，用了三个半小时。
张寿齐说，上塔安装雷管前，我们向主控站提出要带上启爆台的钥匙，因为我们在九院时就有一条规定，插雷管的人一定要带着钥匙。我对主控站的人说，不拿钥匙我不放心。但主控站的规定却是不许把钥匙拿出去，这样，我们争了几句。张蕴钰司令员在旁边看我们争论起来，就过去向张爱萍请求说，让我带上钥匙陪他们去吧。张爱萍点点头答应了，张司令就从张震寰手里接过钥匙，和我们一起上了塔。到插雷管时，我已经连续七十来个小时没有睡觉了。先是在塔下工房里装配原子弹，装完后运到铁塔这里，紧接着就要上去插接雷管。我记得李觉院长也陪我们上塔了。李觉说，我拿钥匙你们放心不放心？我们说放心。
张蕴钰说，那时的问题是一个又接着一个，就是说原子弹不响怎么办？到时候炸了它不响怎么办？等到了接近试验的时间了，人们这时候不是怕它不响，而是怕它响，说它万一不受控响了怎么办？最后，我给张爱萍提了个意见，我说试验这天插雷管，最危险的是把那雷管插上。我和他们到一块儿，最后把他们送上去。像这些时候司令当先，我和群众在一起，死了在一起死，谁不可以死啊。后来张爱萍接受我这个意见，他叫我、李觉和总政科技部主任朱卿云一块儿去上铁塔，最后把铁塔上的人送下来。我和李觉、朱卿云三个人去了。朱卿云没上塔，我和李觉上到塔顶上。那个时候我也用不着害怕，因为控制站的钥匙我拿着，我不回来控制站开不了。
张蕴钰说，我和李觉走入吊篮，慢慢上到了塔上的工具间内，在那里我们清除了身上的静电，又登上几级台阶才进入爆室。九院实验部副主任方正知教授和他的助手正在做最后的检查，他简单地对我们说了句，就完了。然后又接着埋头检查。检查完后，方正知在塔上的最后一个动作是合上起爆电缆的电闸。我抬头看了看周围，顺手把墙上贴着的那张操作规程取下来，即时在上面签了字，但以后找不到了。我们三人走下吊篮后，李觉又特意嘱咐卷扬机手，说请把毛主席像降下来，忘记了就是政治事故。接下来，方正知教授又合上了小砖房内的电闸。从铁塔上的原子弹到主控站的起爆电缆这时已经全部接通了。我摸了摸衬衣口袋里的那把钥匙。我们一起离开了铁塔，我的车是最后离开的。走出几百米，我又让车停下来，向塔看了最后一眼。在返回途中，我先到了主控站，在那里见到了程开甲。在试验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他曾不止一次对我念叨说，它不能不响。到了主控站，我将启动控制台的钥匙交给了在那里指挥的张震寰。在指挥部的路口，李觉把另一把钥匙交给了在那里等候的刘西尧。那是铁塔下配电箱上的钥匙，引爆原子弹的电源已经合闸了。
１６日上午１０时，试验程序进入清场阶段。徐邦安说，撤退工作组织得十分严密，通过岗哨时都逐一点名，查对车号，绝不能由于工作疏忽而使人受到伤害。九队绝大部分人员撤到开屏，距７０１大约有６０公里的一个参观点，那是一片平缓的高坡地，视野开阔，在场区方向竖起一面红旗，指示爆心方向。高坡上有几个高音喇叭，可以直接转播主控站的动态和报时信号。九队主要技术领导都撤到主控站，集中在走廊顶头有６个望孔的观察室内，我陪同领导在这里等待零时。大家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当时不少领导问邓稼先有把握没有，邓稼先光是笑，不回答，一个劲地吸烟。有时问得实在躲不过去了，就挤出一句话：反正能想到的问题全想到了。
这几天，驻扎在二机部几座工厂和核武器研制基地的高炮部队，已经进入临战状态。刘杰说，我当时没有去现场，为什么呢？他们到前方去了，这边还有很重要的工作，一个是前后方的联络沟通，一个是准备万一，以应不测。因为这个在当时还有一个很大的任务，就是总理讲的，我们有了第二套，我们就有了保证。所以，从开始确定爆炸的时候，总理就考虑这二套的问题，假设敌人要是破坏了我们怎么办？所以，那个时候重新选场啊，设计啊，准备第二套。那个时候人员的转移、材料的转移，疏散专家，设高射炮阵地，弄伪装网，伪装了半天也不好弄，实际上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到爆炸之后，紧跟着一个任务，就是把放射性云雾走的这个过程，它的影响如何搞清楚。那时候上上下下都抓得非常紧，因为一是国际形势比较紧，二是我们的许多工作经不起拖拉和失误，经受不起损失。周总理有时也发火，一次总理批评最厉害的时候，就是最困难的时候，那不是准备敌人要来轰炸嘛，要做许多预防工作。我们一个工厂把一批原先从苏联进口的设备运到酒泉，放到一个仓库里边。这设备很贵重，需要保温，他们就生炉子，结果着火了，烧了。总理知道了，当天晚上就把我找了去，把公安部，把部里边的保卫局长也找了去，狠狠地发脾气。你们这样不负责任，这样的设备，为什么把它烧掉了？最后，总理说谁负责任，谁的责任？结果，保卫局长也不敢吭气了。我说总理我负责任，这是我的责任，我管理得不好，受了损失。总理后来也就慢慢平息了，说这个要想办法，能够补救的补救，能修的能用的话就修理。
刘柏罗说，那时候准备了敌人要来，防御主要靠一个是飞机，一个就是高射炮，而且是几层，从咱们的边境一直到试验场，层层防御，这都作了部署。而且还专门汇报了一次，高射部队多少，调了多少人，空军做了那些准备，都作了部署。贺总、聂总他们亲自参与部署，调动部队。那他要敢进来，他也不会那么方便。
白文治说，美国不是要对中国实施绝育手术嘛，兰州、玉门、青海基地，厂房和重要的设施都刷成白色，还都配了防空师，山头上建了工事，指挥部都设在地下，疏散了一部分人，留下来的人心理上也做了准备。
１０月１６日中午１２时，在核爆炸后将首先开始工作的防化兵从驻地出发了。他们很巧妙地在石头门的这一面写上前进门，在另一面写上凯旋门。
葛才夫说，上午１０点钟的时候呢，里面全部清场，人都出来了，张蕴钰和李觉是最后出来的。我们１２点吃过饭以后就开始往里面进，当时夹道欢送，因为第一梯队它是经过好多次翻来覆去，才定下来这个名单。当时，因为爆炸以后，里面什么都不知道，你就得进去。进去究竟要什么条件的人？当时原子弹爆炸，有的人就有顾虑，怕不生孩子，怕掉头发。但是那时候争第一梯队，就像打仗的时候争突击队争敢死队，大家都争着去，最后经过反复比较，脑子比较好、身体比较好、反应比较灵活这样的人，一共选出了１２个人，我们三个干部带着去的。我是带着第一个组进去的。进去以后，在气象大沟附近，快到指挥部了，看到前面来了一辆车。当时我坐在车上，我就觉得奇怪，里面都清场了，怎么还有车子进来？结果对方来的车跑到离我们还有几十米的地方，他主动在路边停下来。我一看到张蕴钰司令员下来了，我也马上下来了，因为我早就认识他。还有李觉，我不大认识他。这个时候他就跟我握握手说，里面再也没有人了，你们这一去是第一个执行任务，这很光荣。你们要细心，要大胆，要完成任务。对我们作了一番鼓励。鼓励完了，大家就表态，我们坚决完成任务。有的人都流下泪了。过去我们哪有机会参加这么大的任务啊，都很激动。那会儿我们是在主控站的西边，周村他们是在主控站的东边，基本上是在一条线上。我们就呆在工事里面，等待着报时。
周村说，我们那一天都在前进庄，总部首长检阅了我们，部队各种车辆列队，首长来送别，欢送我们到前边去。检查完了以后我们就开车到主控站，侦察分队车都摆在公路沿边，我们就上到主控站高地。我们并不害怕，没有害怕的感觉，因为离爆心还有十几公里远，按照平时计算的当量，光辐射不会对我们有什么大的危害，第二冲击波对我们的危害就更小了，剂量也达不到。要依着我们自己，还想往前走，但上边规定最前沿只能到主控站这个位置，不准再往前，所以爆炸时我们就在山头这儿，我们也没有构造工事。
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各台机器也都就位，准备纪录最后的景象。郑治国说，爆炸前几个小时，雷管都插好了，人都撤光了，场地里边空荡荡的，所有人都进入到了预定位置，四周一点动静也没有。我的位置比较靠前，能看到放原子弹的那个铁塔。正紧张着呢，等着原子弹什么时刻会响，突然一辆吉普车从铁塔下开了出来，好不吓人。都啥时候了，谁那么大的胆子，还在这儿跑啊。过了一会儿，再一看，嘿嘿，那车一直往我这来了，开到我这儿来了。车一停，下来一个人，谁呢，核试验基地的司令员张蕴钰。张司令跟我握手，说就要爆炸了，我来看看你，你这个制高点离爆心近，是个光荣的岗位，但危险也大，一定要注意安全。张司令员还比划着说，爆炸的时候，你千万要背朝爆心，用手把脸捂严了。我说请首长放心，一定注意安全。可心里是怎么想的，就是不管它多厉害，反正我是豁出去了。
韩云升说，我到１２点钟就拿着天气图和预报单到白云岗，指挥部设在那儿，离心那儿６０公里。张副总长问天气怎么样，我说没有变化，张爱萍问气象员在不在，我说不在。他就叫人去把他们拉来，首长对气象员挺关心的，我跟在张爱萍后边，怕万一总理问天气。
１３时３０分，刘杰与张爱萍通了保密电话，张爱萍告诉刘杰说，一切正常。最后撤离的人员已于１２时５６分撤离主控站到指挥所。血压情况比预计要好。
１４时３０分，张爱萍、刘西尧等进入距铁塔６０公里的白云岗观察所。张爱萍以保密电话直接向周恩来作了简要报告：已经完成试验前各项工作，一切正常。周恩来批准按时起爆。
韩云梯说，我当天心情很沉重。当时发口令的是张震寰，开关当然要认真，张震寰在起爆了以后就去看核试验了，后来口令都没发，其实后边还有两个口令，是断电的。因为起爆以后，有些设备是不能断电的，比如照相机。总共有七八个开关，起爆前有三四个都是预热用的，起爆以后，是关一些测试设备的开关。起爆前要按四五个按钮，口令是Ｋ１、Ｋ２、Ｋ３。主控室空气特别紧张，我们是提前半小时进去的，张爱萍他们去塔上看陈常宜他们接雷管，把钥匙交回来，再开主控室的门进去。主控室前面有两个监视高压的，左边是个录音机。大家都各就各位，人不太多，有四五个，我坐在这儿，后边是张震寰指挥。他后边是一个报时的，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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