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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04年第6期-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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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小燕虽然漂亮,但是她不是一个随便的女人。对这一点,高兴心里很清楚。她家庭条件优越,丈夫在所在的市里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她当然不会在丈夫的脸上抹黑。她家里的经济条件比他要好得多,毕竟她的丈夫是做企业的。
高兴软磨硬泡,说尽了好话,而丁小燕也终于笑得没了力气,双双跌倒在床上。上了床以后的高兴马上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变得特别的凶猛。他好像要把自己很长时间以来积蓄的蛮力都倾注到她的身体里面去。一种不计后果的疯狂。
外面是一个阳光灿烂的白昼。但是房间里在拉上窗帘后却变得非常的昏暗。昏暗到他们必须扭亮床头的灯光才能看清对方的面目。夜晚的感觉。而空气里却静极了,静到他们能听到自己哪怕发出的最微小的声音。房间和外面是隔成了两个世界。他们只感受到对方的存在。其他的一切都与他们无关。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忘记。动作和喘息。爱意与快感。真实的皮肤感受。橘黄的灯光下,高兴看到丁小燕眼神迷离。她的身体是完全地裸露着,白皙而苗条。她一会咬牙,一会皱眉。她扭动着身体,把脸别过去,努力地避开他的目光。她甚至用手捂住自己的脸。她是紧张的,也是羞涩的。可是,他全然不顾。
一场像是野蛮的角斗。
她原来深及腰际的染成深棕色的长发散乱了,或披在脸上,或压在身下。当他们结束了那场激烈的性爱之后,雪白的床单上,遗落了好几根秀发。高兴一根根地捡着,感觉有些可惜。“压在身下,扯断了,”她说。“疼吗?”他问。她笑了一下,吐了一下舌头,说:“当时没有感觉呀,注意力不在那上面。”
丁小燕躺了一会,然后跳起来,用浴巾裹住身体,冲进了卫生间。卫生间里传来了哗哗的水声。高兴两眼盯着天花板,静听着水声。现在,他平静多了,那是一种满足后的平静。真好,他想。
“高兴,你把我那只黑色小拎包给我。”丁小燕在里面叫。
高兴跳起来,却只看到屋角的那只深蓝色的背包。
“没有——”他说。
“怎么没有?我来的时候拎着的,黑色的,我有要换洗的东西在里面。”她说。
“真的没有。”高兴说,他恨不得把地毯都掀起来看一遍。
丁小燕湿漉漉的身子就出来了,还不停地往下滴水。高兴拉开窗帘的一角,房间里立即变得异常的明亮。是的,房间里一点没有多余的东西,她所带的东西尽现眼前。在这样的一个标准间里,只有两张床(一张是凌乱的,一张却还是整洁如新),一个写字台(上面是一台电视),一张小茶几,两张椅子(上面堆放着他们的衣服)。那只大背包放在墙角位置。
“见鬼!丢了?”她说。
“不会吧?”他简直有些不能相信。
“是丢了!”
沉默。
“你肯定你没有丢在火车上?”他问。
“我出站的时候还提在手里的,你没有看见?”她的心情有些坏起来。
但高兴现在真的想不起来他当时是不是看见了。他当时只注意到她的人,怎么会注意她的包呢?可是,再仔细想想,似乎的确是见过的。而且,越想越清楚了,他还帮她提过的,然后上了出租车。是的是的,上了车以后,他们俩靠在一起,拎包就被忽略了。当他们下车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再想到它。
“里面有什么?”高兴感到事情的严肃了。
丁小燕沮丧地一屁股坐在床边。
“里面有什么重要东西吗?”高兴觉得事情严重了。
丁小燕还是不说话。
她在努力地回想那个出租车司机的样子。
二
车到白石桥,有新的客人招手,凡三才发现后座上有只黑包。女式的,柔软,精致。他回想了一下,那应该是从火车站上车的那一对男女的。他们后来去了城西的一家宾馆。如果的确是他们的,应该不难归还。凡三把包收好,继续做他的生意。
凡三一大早就出来了,早饭只吃了两个包子,喝了一碗豆浆。现在的生意不好做,市里的车子越来越多,路也越来越不好走。就是这样,公司里的钱还一点也不能少交,不管刮风下雨,也不管淡季旺季。尤其是去年的SARS期间,一天也带不了十个客人,简直是亏得一塌糊涂。全市的出租车司机其实都在抱怨,但是没有办法。不管怎么说,人虽然辛苦,钱挣得也不算多,但总比过去在工厂里要强得多。
在那个工厂里,凡三干了二十多年,然后无奈从工厂出来了。工厂倒闭了,裁员。上千号人哪,说离开就离开了。每人从厂里只拿了一万多块钱,从此就了无干系。真的没有道理好讲啊!工人们也闹过,骂娘,甚至冲砸工厂,可是一切都无济于事。不能解决问题。那一阵子是凡三最难过的日子。从工厂回来后有好长一段时间他打不起精神来,可是一家人要吃饭呢,生活再怎么艰难,还得过下去啊。于是,他想起了开出租。
几乎向所有的亲戚都借了钱,七拼八凑,最后还拿房子做抵押贷了一点款,才算买下了一辆车。车子还不能单独办照,必须挂靠在行业公司里。然后他就开始起早贪黑地干,先要还债,然后才是养家。他有负担,上面有老父亲老母亲,妻子身体不好,也已经下岗在家,儿子还在学校里读书,更要花钱。钱,钱,钱,逼得他只有拼命地工作。
新上车的客人是个中年男人,他上了车后冷冷地说了一声:“上海路。”
那个男人上车后还是一言不发,目光直视前方。
一个人上车后的反应,可以看出他的身份和性格。比如这个人,他是坐在后排座上,基本上可以肯定他是一个有点身份的人,至少是经常坐车。只有那些不经常坐车,才会选择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沉默,刚好说明他是个稳重的人,不像一般很少打车的人,上了车就有事没事和司机瞎胡聊。
凡三不知道,这个人的确是个人物,人家是一位总经理。
总经理不高兴,心里窝着火。他在出门之前,刚刚和妻子吵了嘴。事实上,他根本不想和她发生争执,但是她却要和他胡搅蛮缠着。
老婆是个越来越无趣的女人,让他生厌。
他现在不能看她,越看越不顺眼。她现在真的就越来越像一件旧衣服。他想把她这件旧衣服扔掉,却扔哪也不合适。太扎眼了。当然,也很扎手。麻烦得很。
但是马羚却不管那一套。她才不管他麻不麻烦呢。她只反复地对他说:“你少来这一套。你快点!你别两边占便宜。你要么和她离婚,要么就不要再来找我!”周建明就说:“唉,你再给我时间。离婚哪有那么容易?不可能说离就离的。”马羚不高兴地说:“我不管!你少找借口。”
她不理解他。
身为捷迅电子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周建明现在是两边受气。
昨天他回来,他想认真和老婆谈一次,可是当晚儿子却从学校回来了。早晨九点多,儿子才又从家里出去。儿子已经是大三的学生了,在一所理工大学里。这是一个奇怪的孩子,应该说,他已经是一个成年男人了,但他却表现出对父母的关系非常冷漠。
他是知道他们的关系不好的,可他却装聋作哑,不介入。
不介入也是好事,周建明想。介入了更糟糕。儿子不介入,有助于他处理与他妈妈的关系。事实上,他在这之前,他和妻子已经谈过了,他要求分开。但是,范淑芬却不依不饶。她不说同意分,也不说不同意分。她只是一味地和他胡缠,让他和她说清楚。这种事情,怎么能够说得清楚呢?他不爱她就是不爱了,还要怎么说清楚?
这个上午,他们同样没有把问题说清楚。说不清楚,他就决定回单位。他想:一个月之内不会再回来。既然说不清楚,他就来个冷处理。可是,她却不让他走。她说:“周建明你不要走,你把话说清楚。”周建明说:“还能怎么说清楚?我已经说过了,我们过不下去了。你要什么条件,你说。”范淑芬说:“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要什么条件?是你要什么条件!你别欺负我。你把问题说清楚,你走。”
“你让我说什么?”
“说什么你自己清楚。”她说。
“这个家对你来说已经不存在了,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她说。
她说:“你要不想过了,我们就分手。但你把话说清楚。”
“我说过了,还能说清楚什么?我有事了,公司里有许多事情要做。”周建明说。
范淑芬白了脸,双手叉腰挡在了他的面前,尖叫着说:“你什么事?你说清楚。”
周建明说:“你别胡闹了!”
“什么?我胡闹?是你胡闹还是我胡闹?你太不要脸了!你说这样的话,还算是个人吗?”她大声地责问。
周建明一把拨开她,强行就要走。范淑芬趔趄了一下,拉住了他的衣襟。周建明就狠狠地摔了她一下。她又趔趄了一下。她在趔趄了一下的同时,大概知道自己的力气不敌,所以顺手就抢过了他的皮包。
门在身后咚的一下就很响地被带上了。
周建明不想再和她纠缠。
纠缠下去没有任何意义。
他下了楼,看到了自己的那辆黑色别克。车是开不成了,她把他的包抢去了。车子钥匙什么的都在包里。
算了,不开车也行。他想:可以打车。
周建明就这样步行出了富丽山庄。
范淑芬的眼泪,在他刚刚跨出家门的一刹那,一下就夺眶而出了。她心里的所有委屈好像都随着泪水涌了出来。看着那个豪华的家,显得空荡荡的。而且,苍白,冷漠。他们的婚姻真的到了没有办法再维持下去的地步了。他们结婚已经有好多年了,儿子都上高中了,她都不敢想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现在回忆起他们的相识相知到结婚,真的就有了恍如隔世的感觉。
范淑芬感觉周建明这一辈子是对不起她的。她自认为无论从哪方面说,自己都是一个好女人。当时他们恋爱的时候,她家里的人并不是很支持。她的女伴们也都感觉她完全可以找一个条件更好的。是的,当时周建明什么也没有,夜大学历,单位也不好(一个半死不活的企业),人长得也一般。但是她看出了周建明内心的精明,她相信他将来一定能出人头地。
她的预测和眼光后来得到了证明。
周建明在与她结婚后不久,就不再满足于在那个工厂的科室里当一个普通科员了。事实上他也不能再呆下去了。厂里正对有关科室进行改组,能升的升,不能升的就调到其他部门或者车间。周建明对自己的前景预测不是很乐观,于是他就伙同另外两三个也是可能会有着相同命运的男子汉跳了出来,合伙开了一个小公司。
那段日子范淑芬觉得自己承受的压力很大。人们看待她的心态是有些不正常的,也许是她过于敏感了。他们不相信她的丈夫能干好。自己开公司前途未卜,就如同下岗一样。不要说是别人,就是她的爸爸,也心有不满。“好好地在厂里不干,出来以后就一定能干好?”说真的,她也是捏了一把汗的。可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她只能力挺他干下去了。
这一干就是没完没了。
周建明和人合伙的公司几经风雨,受尽了折腾。合伙人散了,公司倒了。经济和法律上的麻烦不断。那时候周建明整天都不回家,偶尔回家一趟连一个整夜觉都睡不成。所有的家务都是范淑芬一个人。特别是儿子刚生下来的那会,她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她妈妈来,一边心疼,一边抱怨。
但所有的一切范淑芬都忍了。
这样的生活是她自己选择的,所以,她忍。她只有咬着牙拼了。儿子小学毕业了,他们的生活开始出现了曙光。一方面儿子不需要太多的照顾了,家务少了很多;另一方面周建明自己开办起来的公司走上了正轨,开始赚钱了。
范淑芬在升起的曙光中,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眼角的皱纹。不知不觉中,她已经成了一个中年女人。她所能做的,就是买一些新衣服穿在身上。多贵的衣服她也敢买,因为周建明现在有钱。周建明积极地鼓励她买衣服,有时她舍不得买,他就非逼她买,主动给她买,不买不行。也许,对他来说,买衣服是他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也是对她过去的辛劳所做的一种补偿。
可是,再贵的衣服穿在身上,她也还是一个中年女人。每当她穿上新衣服到单位去,总会引起一些女性的惊叹。她们惊叹式样的精致,惊叹质地的优良。可是,她已经穿不出那种漂亮的感觉了。穿上新衣服,引人注意的只是衣服了,而不是她本人。单位里的那些年轻姑娘或年轻的少妇,即使穿着只是一百块钱左右的衣服,也照样显得特别的鲜亮。那么,自己所做的,不过就是一个活动着的衣架子而已。
范淑芬不再买新衣服了。
所有认识范淑芬的人都开始羡慕她了,尤其是她过去的那些女伴。她们夸她命好,找了这样一个能干的丈夫。他们家的情况不由人不眼热,买了房子(不止一处)。他们住着的房子是在市内最繁华的地段,复式结构,一百八十多平米,装修豪华。然后,又买了车子(从普桑到丰田,再到现在的豪华别克)。在这样一个城市里,也许他们还算不上特别有钱,但是说他们是中产,一点也不为过的。周建明的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顺,光公司员工就有近百人。范淑芬也是心满意足了。
在这样的一个家庭背景下,范淑芬回家了。丈夫和儿子都要求她回家。她再在单位里呆着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按过去一个女人的理解,她什么都有了,什么都不缺。回到家里挺好的。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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