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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03年第3期-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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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担任湖北书记的肖作霖到开封主事。他和萧洒是与CC团“火并”的两个最主要当事人。随着蓝衣社的日渐没落，他们产生了一种朝不保夕的恐慌。如果说，当年他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进犯CC，是因为背后有一个气焰逼人的朝天宫的话；那么现在，四分五裂的朝天宫抵挡得住崩溃的势头吗？CC团会放过他们这些出头椽子吗？
肖作霖与萧洒一拍即合，开始寻找新的“后台”。此时，胡宗南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河南复兴社迅速倒向了“浙江派”。
当年夏秋，随着“西北剿总”的成立，蓝衣社的人流更像蜂群一样地涌进西北。“蜂群”里夹杂着刚刚撤出华北的曾扩情、蒋孝先、关麟征。原华北政训处几百人马，宪兵三团的几千人马进驻西安；关麟征1万余人的部队进驻宁夏。冬天到来时，别动队公秉藩特别支队约4千人也开赴到西北。
“西北剿总”组成后不过三月，蓝衣社以“浙江派”为主体，在西北、河南汇聚了数万成员，控制上万警察、“十万民军”和10余万精锐部队。作为一个微缩版本，“政训、特务、宪兵、警察、别动队”，蓝衣社的五大势力，西北已应有尽有。在朝天宫组织涣散、暮气沉沉时，蓝衣社的活动中心，已从长江中下游区域转移到了黄河的源头。
这个转移，就发生在史沫特莱认为蓝衣社对西北还“鞭长莫及”的时候。
史沫特莱的西安生活，开始于1936年初秋。那个鲁迅的“特殊客人”，委托人帮她“在西安十五英里以外的临潼华清寺，安排了一个工作休息的地方”。
她看到了一个动荡、酝酿大事变的西北。不久她记录道，“……10月，有3个刚到西安的学生被蓝衣社特务分子绑架到国民党省党部。少帅派部队冲进省党部放了那3个学生。这类事件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风暴前奏。”
随后，12月初，她被驱逐到西安城里去了。“一小批身穿国民党中央军服的青年军官，出现在临潼华清池，并且命令一切人等马上搬走……对住在临潼到西安的公路两边的村民，命令他们一律搬家。”
史沫特莱嘴里嘟囔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但她对中国社会已有了一些了解，得知这是因为蒋介石12月7日将下榻于此后，她很不情愿地进城了。一路上，她看到“背着行李卷、推着独轮车的人群挤塞道途，征调来的民夫村民儿童正在修路填补坑坑洼洼。公路旁边的村子里住满了特工人员。”
泥泞不堪的道路边有大批武装军警。这些人满脸阴鸷、戒备。
西安城内的气息比天气更加肃杀。“我在西安市惟一的一家现代化旅社西京招待所租了一间小房子，打算以后仍回华清池去”。但随着蒋介石身影终于迫近西安，12月7日，西京招待所又“住满了几百名蓝衣社分子。（他们还）在市内许多地方建立了活动据点。据说他们有武装和电台……国民党陕西省特别党部也警卫森严。”
在沉闷、一定会有大事发生的预感里，12月10日清晨，枪械预示着征兆。史沫特莱自从来到中国，一直带着一管袖珍手枪和几发子弹，用以防身。这时，一个“红军朋友”却把枪借走了。这个人忧虑重重地告诉她：“……据可靠的消息说，蓝衣社特务在西安警察当局的支持下阴谋闹事，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流血事件。”
西安事变，就在这样绝望的情绪里，在悲怆的古都骤然突发了。
第十九章西线惊变
1
几十年后，在台北，几十名原蓝衣社首脑总结西安事变时，认为它“之发生，力行社负有根本的责任。这不仅是对领袖的保护失责，亦是政训工作的失责……”
此时蒋介石的安全工作，由3个人负责。首先是蒋孝先。是时，蒋孝先担任侍从室第三组组长，扮演的是“带刀侍卫”的角色。几十名精干的特工，分作三班轮流负责蒋介石的居所安全。其次是戴笠。接管调查课后，戴笠多了一项特别使命，即在各地潜伏特务，监视各地军阀的“异动”，预防兵变。
但张学良替蒋介石延揽了满洲责任后，蒋介石有时谈道，“……张副司令，忠诚厚道之人，不可欺之以方”；他更告诫明瓦廊“要表示真诚的合作”。于是，“戴笠不曾在张学良身边设置伏线”（邓元忠《腾杰访问》）。
再一个负警卫责任的，是书记长邓文仪。这是由蓝衣社的性质决定的。作为“天子门生”，蓝衣社如同帝国时代的御林军，它的书记长天然地有护卫蒋介石的职责。
所谓“政训工作的失责”，指的是“王曲军官训练团”事件。按贺衷寒制定的《政工条例》，各军阀部队政训人员均应由朝天宫指派。但1936年夏，张学良却自行派人，去北平招募政工人员。结果“招考录取的二百名人员，几乎全是共党分子或‘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员”。他们使奉军大批少壮军人日渐左倾。
总政训处长贺衷寒因此有“严重责任”。贺衷寒之后，是时任“西北剿总”政训处长的曾扩情。他早已发现王曲的“异动”，曾整理密报。但密报到达蒋介石侍从室后，如石沉大海。曾扩情也就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不再过问王曲事务。
到1936年秋天，西安已成为“反政府言论的大本营”。9、10月间，在南京，张学良幕僚黎天才甚至以开玩笑的形式，对与他私交很好的刘健群说过，“刘先生，副司令快要‘红’了。……”
奉军的反蒋态度已极为明显。但深陷于腐败、倾轧、官僚主义泥潭的蓝衣社，却断然想不到东京“皇道派”军人式的兵变，会在西安上演。
12月12日子夜，西安、临潼两处的枪声一起发作。大批军人迅速占据了华清池、西安省党部、西安警察局、政训处、铁路局、电报局等据点。在警察局内，他们还查获了一个蓝衣社“特别行动中心”，没收了文件和电台。
兵变在3个小时内就终结了。但失去控制的乱兵，使这一天的西安，一片混乱。
第一个死于乱兵枪口下的，是接替蒋孝先担任宪兵三团团长的杨震亚。西北时期，杨震亚得罪了大批奉军、西北军官兵。半夜时分，一伙叛兵冲进他的房间，将他的热身子从被窝里拉出来。一个兵用手电照了一下他惺忪、惊慌的脸，说了一句“没错，就是他”，另一个兵二话不说，朝他的脑门就是一枪。
死得更惨的是蒋孝先。杨震亚与奉军的结怨是在西北，但早在北平时，一贯以“天子近臣”自居的蒋孝先，以禁绝贩毒、检查军纪等名义，屡屡闯入奉军军营，得罪了许多人。这一天半夜，他和警卫从西安驱车到临潼，路上就发现叛兵的层层岗哨，他却以为是蒋介石的警卫岗哨，丝毫没有疑心。
临近华清池，岗哨越来越森严。蒋孝先隐约发觉异常，但一群叛兵已拥了过来，询问他的姓名。他仍旧大咧咧地回答，话未落音，密集的枪声响起。蒋孝先和警卫都身中几十弹，几乎被打成一个筛子。
随后，衣裳不整头发蓬乱的肖赞育和曾扩情被关押进陕西交通银行地下室。
特务处的王新衡10日才抵达西安，此时成了遭殃池鱼。他被关押在乱糟糟一片的西安警察局。在这里，特务处西北站几十人员、政训处几百人员、别动队近千人员，像羊肉串一样地被麻绳连着，在大批看守森冷的枪口下，密密麻麻地蹲了一院子。
覆巢之下无完卵。当夜，在兰州的于学忠同时动手。一队军人冲进甘肃政训处大院，像抓鸡一样地揪出了躲在里头的赵龙文。随后关闭城门，进行全城大搜捕。
西北蓝衣社的首脑中心被一举摧毁了。天亮后，张学良押解着蒋介石，从临潼进入西安。此时飘零着雪花的西安，街道仍然是湿漉漉的，但街上除了横冲直撞的叛兵外，空无一人。店铺的门板不敢卸下，居民不敢出门。
枪声仍然零零星星。杨虎城部队纪律较为松懈，其所属的一伙士兵，先后洗劫了几条街道。另一伙人冲进了西京招待所，逮捕了几百名蓝衣社人员后，甚至顺手把史沫特莱的钱物劫掠一空。
这混乱的一夜，究竟有多少蓝衣社人物被枪毙逮捕？没有人能够知道。
别动队的西安负责人公秉藩，几乎是枪声刚刚响起，就在城里的一处民房潜伏了下来。搜捕结束后，他化装成赶驴人混出城门。然后又变卖了驴用作盘缠，逃到洛阳。
别动队的另一负责人唐汝昌，在事变当夜趁乱逃出西安。他一路鼠窜，到达陕西商县后才给康泽打电话汇报事变。
马志超则趁乱化装成一个女人，连夜逃出西安。
兵变当夜，叛兵立即控制了西安电报局，西安与外地的通讯被全面切断了。但这一夜，仍然有一份绝密电报，飞越重重关山，把消息带到了朝天宫、鸡鹅巷53号。
2
拍发密电到南京的，是奉军交通科长蒋斌。这个满洲土生土长的子弟，早已被原调查课收买。是这封电报，使朝天宫比整个南京早7个小时获知兵变消息，它极大地影响了事变进程。
12日下午4时，邓文仪、戴笠同时收到蒋斌密电。一接收电报，邓文仪即以书记长身份，命令西安一带部队开赴咸阳，围攻西安；同时占领潼关，扼守天险，以“应付变乱”。
随即，邓文仪召集蓝衣社的紧急会议。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混乱不堪的朝天宫整整耗费了几个小时，才通知到30余名魁首。当夜8时或9时，会议在明瓦廊举行。
邓文仪简洁扼要地通报了事变。随后，已有一年半和朝天宫不相通气的戴笠，也通报了西安消息。会议确定了三个主题，“营救领袖”、“稳定局面”和“敉平叛乱”。
关于“营救领袖”的方略，武力解决迅速成为压倒性意见。桂永清、潘佑强更主张包围西安，以“实力和行动监视张杨叛军”。
干国勋后来写到，谈及武力解决时，“贺衷寒态度表现最积极”。
接下来是“稳定局面”。这是一个后来使南京哗然的讨论，在贺衷寒的提议下，他们以南京、武汉、上海、开封、北平为五个中心，“检讨了在全国内能控制的区域范围”。
兵变仅限于西安、兰州。按贺衷寒的解释，这么做，是防止各地军阀的连锁反应。但在座30余人都心知肚明，各地军阀“异动”的前提是蒋介石死于西安。也就是说，“检讨区域”为的是控制“蒋后”的中国。
最先检讨的是南京。所谓的“南京区”，含长江下游江苏、安徽两省。这个检讨极其简单，贺衷寒一锤定音：对其他派系，蓝衣社在南京区有着绝对优势。上万名军校在校生，桂永清精锐的教导总队，吉简章的宪兵团，以及数以十万计的内外围成员，足以使南京区一夜变色。
比起南京区，复杂得多、也要紧得多的，却是武汉区。贺衷寒谈到，武汉区“为国家安危所系之地”。它是南京屏障。但要命的是，当时担任湖北主席的，是桂系“三人组”中的大哥黄绍宏。湖南主席何键也被认为“态度难定”。因此，武汉区的讨论整整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蓝衣社在武汉的主力，是俞济时36师、丁炳权保安处，以及人马已多达3万余人的禁烟缉私处。此外，武汉绥靖主任何成睿的部队，在政训处、调查课的多年经营下，已“皆属可靠”。三镇以外，蓝衣社在宜昌、沙市、鄂东武穴、鄂北的襄阳和老河口等战略要地，也都被认为“有相当力量”。
略略检讨后，大多数人都赞成“拥护何成睿”以稳定武汉区。但，一个野心勃勃的决定也被心照不宣地通过了。贺衷寒用了春秋笔法，他谈到何成睿“一向有鸦片嗜好”，每天都到中午才能起床，“紧要关头时，不能负起瞬息万变的责任”。“为策安全”，在何成睿“不能负责”时，应“以俞济时为总指挥，丁炳权为参谋长，干国勋为秘书长”。
三个人中，当时参加这个会议的，只有干国勋。贺衷寒语气严峻深冷地对他说，要“担负起华中党政军大责”！
同时，干国勋被命令10小时后坐早班飞机到武汉，向何成睿转交一封由邓文仪、贺衷寒共同具名的信。这封信把干国勋明确为朝天宫的“驻汉代表”。也就是说，“皇亲国戚”俞济时掌握的只是军事，不能调度蓝衣社的湖北人马。
对上海、北平两区的讨论相对简洁。上海区含浙江、江西，复兴社与别动队势力均极为庞大，“万无一失”。北平区只有特务处势力，不足应付巨变，要务是派出特使，以“安抚”宋哲元、万福麟两部。
开封区的势力，一是肖作霖、萧洒负责的河南分社，另一是蓝衣社完全控制的洛阳空军学校和洛阳机场。由于当夜河南分社无人与会，而能够迅速威胁西安的是空军。于是，开封区的讨论，围绕洛阳的那几十架飞机。
蒋坚忍受命于次日驾驶飞机前往洛阳，一是调动洛阳飞机“监视”西安，再是随时待命，“轰炸西安”！
紧接着，会议讨论的是如何“敉平叛乱”。在武力解决的方针确定以后，它只是一个军队调度的问题。会议先是决定派出几十人作为蓝衣社特使，分赴各省，与各部队长官“联络”；随后，决定桂永清的教导总队三天内出发，以教导总队、关麟征师、胡宗南一部为主力，进击西安。
会议进行到深夜11点的时候，一阵急促的电话惊醒了烟雾腾腾的会议室：张杨“八项主张”的电报已抵南京，引发恐慌。南京各首要人物将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对策。
贺衷寒当即指令：桂永清作为蓝衣社代表，前往列席，随时通报情况。而其余人“继续开会”。
与蓝衣社召集疲塌、却论调鲜明的会议相反，在丁家桥的联席会议，进行得极为迅速，不过半个小时后，一百多人都匆忙赶到会场，但这个大杂烩般的人群，出现了激烈的争吵。孔、宋家族等贵戚力主“设法安抚”，认为这是蒋介石的惟一生机；更有影响的如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军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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