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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04年第3期-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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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祭祀的事情真是由不得你不隆重，真是要多隆重有多隆重了。
因为那片树林是上塘惟一的树林，是上塘人的心肝宝贝，上塘人们看到如此凶猛的大火，纷纷扔了家里正烧着的锅底里的火。不只是上塘，坎子和徐家炉的人也匆匆跑了来。看光景的人包围树林时，这隆重带给申明辉的，并不是正面的效果，等于把他这次回乡所做的一切都抹煞了，就有人在人群看到昔日的树林变成满目焦土，一边疼惜一边说：“这申明辉是上塘的孽子，他不回来，上塘从来没起过火，他回来，把上塘树林给烧了。”
有的人于是接上，说：“他再呆下去，没准上塘的房子也保不住。”
出了这么大的乱子，镇上派出所的人半小时不到就开着警车来了，他们刚来不久，县里的警察也来了。烧了山，毁了林，是一定要罚款的，上塘人尽管不愿看到三十多年没回来的家乡人被罚，可是烧得这么惨，不罚也根本说不过去。那警察，气势汹汹地来了，气势汹汹走到人群里，问是谁放的火？看样子不但要罚，还要狠狠地罚。
可事情并不像看上去那样简单，申明辉微笑着走到警察跟前，不慌不忙从腰包里掏出一个证书，那证书上写的什么，大家不清楚，只清楚那警察认真看了一眼，立时就撒了气。警察不但撒了气，还点头哈腰说：“对不起，你是政协委员，对不起，我们不知道。”
这政协委员是个什么样的官？为什么政协委员毁林就不罚款？上塘没有人能说清。当然说清说不清，对上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此，上塘及歇马山庄许多供孩子上学的父母，一出门看到那片光秃秃的山，往往要这样问：“知道那树林是谁放火烧的吗？”
孩子说：“不知道，谁？”
“申明辉！人家是政协委员，人家政协委员烧了还不罚款。”
于是，孩子们心里边，就不免生出了长大也当政协委员的想法。
就这样，一个母亲教一个孩子或两个孩子，四十多家的六十多个母亲，口口相传，不是教育，胜似教育。这样的教育，倒不是让他们的孩子也去毁林，只是他们觉得毁了林都不罚款，是不是将来犯了别的法也没有事！所以，那一年，上塘出生的三个孩子，一男两女，名字全叫明辉，一个叫李明辉，一个叫张明辉，还有一个叫刘明辉。有一次，村卫生所的卫生员来上塘扎防疫针，登记时，写一个，一个明辉，就问，到底有多少明辉，旁边的人说：“哈，老鼻子啦。”
４
上塘的初中高中，都在镇上，两所学校在一起，叫县第十二中学。那是一所普通中学，一千多名学生。上塘每年念上初中考上高中的，加起来，也不过三五名。这三五名学生，一旦念上初中和高中，就被家里当成宝贝，似乎实现梦想指日可待。
做学生的，即使自己不把自己当成宝贝，也并不反对家里人拿自己当成宝贝。因为中学的课程，实在是太多，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历史、政治，它们你方唱罢我登场似的占领着他们的大脑，确实是太累。
实际上，那些上中学的孩子，心里是非常矛盾的，他们既希望家里人待他们好，又不希望家里人待他们好，待他们越好，越心里没底。
一个学生上了中学，即意味着已是少年，一个少年，从童年里脱胎换骨的最显明标志，就是懂得了父母的艰辛，轻易不肯打破父母的指望。再说，他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已深深懂得他们的父母实在是没有多少可指望的，所以，他们一旦读上中学，放学和星期日在家，父母不让干活，他们就坚决不干活，不管他们多么不忍心看父母劳累。父母给他们煎鸡蛋吃，他们就坚决厚着脸皮吃鸡蛋，不管吃鸡蛋时，看父母干巴巴就着咸菜下饭，心里多难过，他们宁愿让自己难过，也决不让父母难过。因为他们如果不学习而去干活，或者不吃鸡蛋而去吃咸菜，就意味着他们不让父母指望。有时候，父母还要告诉他们，说不要怕浪费电，想熬夜读书，就熬夜读书，于是他们即使头晕脑涨，不想多看一个字了，也还要把灯开到半夜，刺得他们想睡也睡不着。
这些做学生的，就不知道，他们越是不想父母难过，越是想给父母希望，自己反而压力越大。大学生的母亲鞠桂桂，在他父亲死后的当年嫁给了他的叔叔，生下两个男孩。那两个男孩，前边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大学生在那比着，从不敢在学习上松懈。他们不松懈，只是一种意志，毅力和意志却往往不能同步，学着学着，往往要自觉不自觉地就松懈下来。毅力松懈，多体现在晚饭后，他们吃了晚饭，看不一会儿书，就不想干了，就眼皮发紧大脑发胀。可是他们的父亲酣酣地睡了一觉，醒来发现，西屋的灯还明晃晃地亮着。都十二点了，他们儿子的屋子还亮着灯，欣喜得不行，第二天就到街上嚷嚷，说：“俺那老二老三，要是考不上大学，天老爷也不能让，半夜半夜地学。”
那父亲非要出来说，是因为高兴。他高兴，是因为他对自己孩子念不念大学太在乎，他的在乎，当然不是儿子将来能否将自己接走，而只是面子。他的女人和他哥哥生的孩子念了大学，和自己生的孩子要是成了笨蛋，不是太丢人现眼？然而，那“半夜半夜地学”这样的话，传到做学生的耳朵，就是给学生套上了枷锁。
在早，不关灯，是他们怕父母失望，开着灯睡觉，现在，全村人都知道自己准考上大学，怎么忍心睡觉，只有认真读书。可是往往越翻，心里越焦，心里越焦，越看不进书。他们在看不进书时，不仅想到父亲母亲看他们的目光，村里人在大街上看到他们时的目光，还想到他们的父亲青筋暴突汗流浃背的样子，还想到母亲把鸡蛋煎给他们，自己抻着脖筋嚼咸菜的样子，想到这里，就已经不是心焦，而是心乱了。心乱，眼神就散漫，不是两个字重在一起，就是一道题变成了另一道题，反正越学越糊涂就是了。糊涂了，又不敢关灯，那个弟弟就拿出一个从学生那里借的电子游戏机在被窝里玩，乱摁一气。哥哥在被窝里没有东西摁，但完全能够体会那种摁的快乐，因为那小小的游戏机里，不断地传出捧喝和棒喝，一会儿说，太棒了太棒了，一会儿又说，完蛋了完蛋了。心乱的时候，听一些与学习毫不相干的话，也算一种释放。只是这种释放，时间一长，就成了习惯，最终，高考时，真正完蛋的，是他们自己。先是哥哥完蛋了，考了个三百八十分，然后又是弟弟完蛋了，考的分数都说不出口。
一个儿子，打碎父母的希望是一次性的。两个儿子，希望是两次，打碎也是两次。那个父亲，第一个儿子考试时，他还候在家里，等待那个光辉灿烂的时刻，可是那个时刻没有光辉灿烂，黑暗无光；到第二个，再也不敢候在家里了，临考试的前一天，他跟人上海边虾圈干活去了，一干二十五天没有回来，第二十六天，当有人捎信说他的儿子没有考上，他的腿即刻就软了，拖着软软的腿躺倒在工棚里，三天三夜没有吃饭。
在上塘，不打碎父母希望的，真是微微了了，屈指可数，也就那么一个。那第二个，考是考上了，却死在考场。他们的孩子那么熬夜，那么用心，那么听话，怎么就考不上，做父母的百思不得其解。不得其解，又无处可问，因为初中高中不是小学，老师都是自己村和邻村的，可以问问。问不得，那课本里的知识又看不懂，上塘孩子的中学教育，在他们父母那里，就是要多神秘有多神秘了。神秘得解不开时，不免要去问问明白人。
上塘的明白人，自然是鞠文采，他既是大学生的舅舅，又是那一对笨蛋的舅舅，那舅舅，真的是十分清楚压力的反作用力，可是他既然是明白人，就一定明白那父亲要强是为了哪一宗——是和死去的哥哥比着。你去劝他不要因为和哥哥比着给孩子增加压力，岂不是揭了短，伤了人家的自尊！再说，那个比自己小两岁的姐夫，娶了一个现成的女人，那女人又跟杨跺脚私下里通，本来就伤了自尊，怎么可以再伤！所以，往往话到嘴边，说不出口。就只有胡乱地说，那是命定，认命吧。
于是，上塘考不上大学的孩子和父母，最后大都能想开，因为都归结到命，只要是命中注定的事，谁还扛得住？！你扛不住，就只有认！
５
说起来，在上塘，最有力量也最有效果的教育，还是发生在刚下学的女孩子中间。这些女孩子，在校时，学个物理化学，让她们背个某某定律什么的，简直难死了，可是一下了学，不再念书了，想学个什么，就容易得好像不是原来那个人了。
比如那个春节回家拜年，冯哥一个电话就把叫走了的张家二姑娘，刚下学时，是一个又害羞又胆小的嫩伢子，天天在家闷着，不愿像母亲那样出门一身汗进门两脚泥，又不知道怎样才能不出门一身汗进门两脚泥，有一天，她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文章里讲，一个乡村女孩只揣了三十块钱进城，不到三年，就挣了六万。那女孩拿着六万元回家，把钱摆在爸妈眼前时，爸妈看着钱，哭成了泪人，边哭边问：“你干什么能挣这么多？”
那女孩说：“给人洗头。”
那爹妈说：“洗头能洗出这么多钱？”
爹妈问，是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可是女孩以为是爹妈知道了什么，禁不住哭了。
二姑娘读到这里，也跟着哭了。二姑娘哭，并不是理解了女孩的哭，她没有出去，根本无法知道洗头意味着什么，她哭，是想起了自己的爹妈。她的父亲，是个身板虚弱的庄稼人，因为身板虚弱，出不了民工，只能挨村挨户捡破烂卖，家里的两间房子被破烂堵的，像个狗窝。她的母亲，因为患有糖尿病，脾气不好，天天发火，一火，就没好气地喊：“好好念书离开这狗窝——”可是这二姑娘在学校时，从没在意这话的含义，下学后在狗窝里闷了几天，隔断了与学校的联系，从一个学生过渡到一个青年，再读那篇文章，居然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居然一下子就想到了爸妈，想到自己要是那个女孩子，挣下六万，多么好，给爸妈在上塘盖两个好房子也绰绰有余。
一个从不关心爸妈的人，因为一篇文章，而学会关心爸妈，这种教育是想都想不到的。在学校里，这样的文章这样的故事，老师是不肯讲的，因为怕打击学生积极性。要是告诉他们考不上也没什么，还可以挣大钱，岂不是挖了学生墙角。所在，老师即使讲，也是从相反的角度讲，讲女孩在外打工的苦楚，如何被人轻贱，如何受人欺辱，反正不管怎么样都是不好的，不风光的。
那二姑娘，在家闷了几天，看到那篇文章，当天晚上就跟爸妈说了想法，要出去赚钱，只跟爸妈要三十块钱。虽说三十块钱也得卖两只鸡，爸妈还是同意了。谁知，一向胆小的二姑娘，因为有那个文章中的女孩做榜样，离开上塘往外走时，头都没回，好像外面有一个伴儿在等着她。倒是上了大客，客车在官道上飞起来那一瞬，心口突突直跳，有些害怕，但一过了县城，就眼前一片光明了，因为她知道就要到那女孩打工的城市了，那城市一定到处都是洗头房。
二姑娘就是带着十分美好的心情来到城里的。刚下汽车那一瞬，她有些晕，眼花缭乱，在车站的胡同口走了好几个来回也没看到洗头房三个字，转到下半晌，肚子饿得不行，要找饭馆吃饭，进一家饭馆，在里边东张西望看有没有便宜的东西，突然有一个烫着金色头发的女人问，你是要来招聘的吗？她刚想摇头，觉得不对，立即又点点头。原来，这是一家很大的酒店，只是她看有人吃饭，把它当成了小馆。
这个张家的二姑娘，在城里吃了多少苦头，是可想而知的，那苦头，曾经读过的那篇文章没有写过，也多亏它没有写，要是写了，她是肯定不敢来的。她既然来了，也是轻易不能回去的，就像她明知自己学习不好，考不上大学，也轻易不敢提出不念一样。好在在城里，不像考学，心底知道自己考不上，是已知的，这城里边，饥饿也好，劳累也好，想家也好，一天站十几小时也好，在来到之前都是未知的；而来到了，你忍受了，最终那结果也是未知的，你不知你是否也像那女孩一样，一年能挣五万。当一个月过去，只开了五百块钱，换算一下，一年下来才只能挣六千块钱，与理想的目标差着十万八千里，就有些急了。急了，也没想去找洗头房，因为饭店里的同行说，那洗头房之所以挣钱，是挣卖身的钱。她想赚钱是真，可从没想以卖身赚钱。就暂时留了下来。谁知这一留，还真的留对了，遇到了小老板冯哥。
冯哥虽是生意人，又刚甩掉一个妖冶的女人，但冯哥说喜欢她，被喜欢就不能算是卖身。关键是她也喜欢冯哥，不是说他给她买了两千八百块钱的手机她就喜欢，不是。那冯哥跟那妖里妖气的女人厮混时，她就觉得他有些可惜了，觉得他可惜，其实就是觉得他好。他个子虽不高，但人精神，还憨厚，小眼睛一说话先笑，一点看不出生意人的奸诈，她一直想不明白他怎么会和那样一个女人搞到一起。
她和冯哥搞到一起才知道，冯哥原来也是乡下人，老家是黑龙江那边的，小时吃的苦比自己还多，到大连做水产生意，是在做了多少年卖鱼卖虾地摊生意之后的事。他知道自己没根没底，就一直没把老婆带来。偶尔寂寞了，耐不住，就找小姐解解闷儿。谁知冯哥命不好，这第一个解闷的小姐，就把她缠上了，非要他给她买栋房子，他坚决不买，说他们不过是玩一玩，那女子就气走了。结果三天没过，就来了这妖冶女人，打电话时，说是冯哥朋友的朋友，见了面，还要请冯哥吃饭，说也做水产生意，主要是倒虾，可是谈着谈着，就虾似的坐到冯哥怀里，不由分说。
冯哥是个讲义气的人，吃了人家饭，又亲了人家的嘴，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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