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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共识-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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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志龙：关于生产资料涨价向CPI的传导，理论上讲是有可能的，但这种可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现实还要取决于多方面因素。 按过去的情况，上游产品涨价传递到下游产品只需三至六个月，进而引起物价总水平的大幅度上升，即全面通货膨胀。但这次情形不同，没有出现以前的现象，究其原因，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一是企业效益普遍比较好，这使企业有能力消化一部分涨价成本。二是从居民消费情况看，食品消费比重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其他消费品中相当一部分消费品的价格是下降的，加上近来居民消费增长比较平稳，不易引起消费价格的全面上扬。三是我国外汇储备充裕，有能力通过国际市场进口国内短缺的产品，这一点也是以前不具备的。可以设想，如果2003年以来国家不大量进口一部分短缺物资，目前有些上游产品的价格会涨得更凶。 王大用：历次经济波动中的经验，投资扩张在先，经济增长加速随后，经过半年到一年的时滞，通货膨胀率逐步升高，通胀率的上升通常是先缓后快。目前投资的过快扩张已经发生，现在的形势与1992年上半年有些类似——前两个月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已经高于50％，改革开放以来，这样高的投资增长只是在1992年发生过；GDP的增长率已经升高到有点过热的水平；价格指数由负转正也快一年了，而且明显地在继续升高。经济波动的趋势已经日益明显，到了需要充分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时候了。 投资过热与调控之道 《21世纪》：2004年一季度，制造业投资增长758％（其中钢铁、水泥行业投资分别增长1072％和1014％，电解铝的投资也达到393％），而第一产业投资只增长04％，第三产业（包括房地产）投资增长377％。投资快速增长的根源在哪里，它又造成了哪些问题呢？ 卢中原：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带来重工业化、民间投资活跃、城市化进程加快，还有一些周期性因素迭加在一起，都带来了投资的加速。 王大用：2003年以来，能源供应部门已经显出瓶颈约束。2003年全年发电量增长了154％，依然有将近2／3的省份有限电现象发生。这几年已经形成的高耗能的产业结构难于在短期内调整回合理的原位，如果今年GDP增长加速，能源的瓶颈制约将更严重。 这两年经济快速增长的突出特征是高耗能工业大投资、大增长。1978年至2002年这24年电力弹性系数（用电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是081，可2000年后已经四年高于1，2003年更高达165。其直接含义是每消耗1吨能源创造的国民收入减少。问题在于，“重化工业”带来的国民收入在边际意义上是递减的，所形成的国民财富积累也是低效率的。现在投资搞得太猛，带起来的是一个浪费型的结构。 刘福垣：我的看法是从发展看经济运行。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如同一个阴阳盂，一半阴，一半阳，一半已经进入市场经济，另一大半在小农经济时代，要保证经济的发展，最低标准就是要每年增加就业量，每年减少农民，如果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所吸收的就业抵不上农民进城的增加数量，就没有发展。
第二部分：难得的历史机遇中美贸易博弈棋局（6）
从2003年开始，应该说经济总体形势是相当好的。投资增长速度不能以高低论，43％不见得就高。治大国如同烹小鲜，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不要太急。要认识到目前的问题仅仅是投资结构问题，不是经济冷热的问题。 我认为“政府不热，经济不会热，要冷静观察，慎出新招”，这话是我在去年春天说的。到年终总结的时候，发现这个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 王大用：从实践操作角度来讲，在这种时候，国家的政策信号越清楚越好，一定要明明白白向社会表明政策信息，否则，政策信号不明显，造成严重的后果之后中央再采取严格的措施，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一起使，被迫停下来的项目会形成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刘福垣：现在看不准，可别折腾，别出招。政府真正该做的是，趁这个机会赶紧抓社会保障、抓医疗、抓教育，这样资源结构就发生变化了。 地方政府投资热探源 《21世纪》：有关调查显示，目前的这一轮投资过热政府行为占了相当的比重，一些地方政府在整个投资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王大用：许多地方的各级政府仍然在把表面的GDP增长和城市“形象工程”等看做执政的主要业绩表现，政府官员的业绩表现冲动是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迄今为止经济波动的转折点往往发生在政府换届之后的前两年。 其次，银行体系的主体仍是未经彻底体制改革的国有银行，而全社会的债务融资仍基本上依赖银行体系完成，官办、官营的国有银行经营行为非理性化、管理非专业化，此问题依旧很突出，它与政府官员的不合理行为互相结合，互相提供不恰当的发展信号，产生投资扩张中的正反馈刺激，一旦开始出现过热苗头，会促使投资进一步走向过热。 《21世纪》：调控投资首当其冲的就是解决地方的冲动，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政府该如何作为呢？ 卢中原：首先要明确一点，无论是大规模投资还是对投资的调节，目的都在于良性的发展，最后达到结构优化和效率提高。为了达到目的，一定要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具体而言，就是政府对不同行业的投资，要提供充分的市场信息，完善信息环境，不要老停留在以往的体制上来讨论怎么调节和能否调得动的问题。 政府还要完善市场竞争秩序，制定行业的准入标准。但是，制定行业准入标准，不是提高行政审批门槛。比如现在所谓控制重复建设，我曾经问过有关官员，有没有哪一个部门或官员能说清楚，这个竞争性行业进入多少，退出多少企业就不存在重复了，对方给我的回答是没有哪一个部门或哪一个官员能说清楚。 《21世纪》：对部分行业投资过热的调控，是不是客观上造成了一些部门权力的回流？ 刘福垣：谁来改革，谁是改革的动力，谁是改革的主角？这些问题都要明确。但是，现在往往让执法者来立法，那当然就不行了。比如投资体制改革，现在问题的关键是由谁来改的问题。 卢中原：一种说法是，现在地方政府不再和国有企业结盟了，它和私营企业结盟了，结盟以后，为大量的私营企业创造条件，大干快上。本来私营企业确实是比较清醒的，按照市场规律，按照市场供求状况，合理经营，也是可以的。但是，地方政府介入之后，就有可能有区别了，可能就变成裙带资本主义。
第二部分：难得的历史机遇中美贸易博弈棋局（7）
《21世纪》：对这种地方政府跟私营企业结盟的情况，应该如何解决？ 卢中原：如果我们考虑从经济角度来解决问题，就要使各级政府更多地撤出它所干预的一些领域。 通货膨胀有多远 《21世纪》：未来一年的经济，通胀的可能性如何？哪些因素决定未来经济走势？ 卢中原：对经济走势，看到各种各样的分析，我们发现大家对内在周期性因素分析很少，而这恰恰是我们国研中心宏观部注意的一项工作。 我们认为要关注当前经济中出现的一些周期性的因素进入收缩期：第一个就是企业库存调整，现在已经达到了顶点，我们预测2004年下半年就会回落。按照我们的实证测算，大概上升期两年，回落期两年，本轮是2002年上半年开始回升的。 另一个周期性因素就是固定资产，基本上升期是四到五年，回落又是四到五年。回升期是从2000年开始的。 现在看两个周期性的因素本身进入下滑阶段，考虑宏观调控的力度，紧缩不能太严重了，但是也不必太扩张，因为投资需求很猛。现在因为能源、交通出现短缺而引起的经济减速趋向，也要注意。 除了周期性因素要关注以外，还要关注政策性因素，政策效应现在还在释放。按照我们的测算，城镇50万元以上的投资增长速度，一二月份是53％，三月份是40％，一季度增长速度是478％，可见三月份是有所回落的。 第三个因素就是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产业升级，带来的技术进步，这一段周期因素会推动经济增长十年到八年上升。因此，我们对未来中国中长期发展前景是看好的。中国是市场大国，劳动力成本低，这两个要素就是一种自然禀赋，得天独厚。凭这两点，可以给中国经济提供非常强劲、持久的动力。因此，中国经济不会掉到哪儿去。我们预测一直就是85％，但是我们向中央建议就是7％，纯粹是留有余地地引导目标，目的在于不愿意对地方看热、企业预期看涨带动太大。 另外，就是投资和消费需求相比，现在消费需求相对投资需求来说还不够，就是无法消化投资增长带来的新供给，也需要加大消费的刺激力度。 在目前的情况下，对已经出台的一些措施，总体上可能还得把握好避免总量紧缩力度过大，我想还得保持适度的调整，就是微调和预调，小步有序，少用猛药，这样一种态势可能比较好。 彭志龙：我认为，下一阶段通货膨胀的走势主要取决于粮食和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情况。从粮食方面看，关键是2004年的供给能力是否能跟上。具体来讲有三点：一是2004年的粮食生产情况，最近中央国务院正在采取多项措施增加粮食生产，估计2004年的粮食生产形势会略好于去年。二是动用库存。在这方面，国家有一定的调控能力，如果粮食供求形势进一步紧张，完全可以动用一部分粮食库存。三是进口粮食。国家在这一方面的能力也是比较大的。因此，从供求形势看，粮价进一步上涨的空间有限。当然，还要加强粮食流通环节的监控，及时应对人为扰乱市场的行为，在舆论上从正面引导，稳定居民对粮食安全问题和粮价上涨的预期。 从生产资料方面看，其价格主要取决于2004年的投资形势。2004年一季度投资出现了高速增长的情况，这并不是预料之外的事情。因为当国家紧缩投资的信号发出后，地方政府出于本地区利益的考虑，会抓紧时间上项目、抢进度。这种心态自然会在短期内加快投资增长，但不可持续。2003年第四季度以来，国家陆续出台了一些紧缩政策，包括限制过热行业的投资，严格用地制度。最近，人民银行又决定从2004年4月25日起再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在此之前已采取了包括差别准备金率在内的一系列措施，这些政策估计会在下半年起作用。如果投资增幅下来了，生产资料价格也会相应地下来。 我的总体判断是，2004年上半年通货膨胀率是一个高点，下半年稳定下来，明年开始趋缓。 注：后来的事实表明，2004年4月开始以行政为主的调控措施很快对已经过热的经济起到了“降温”的作用，而行政手段的大量使用也由此而备受争议，宏观调控采用“行政手段”还是“市场手段”，过热主体是地方政府还是民营经济，成为下一轮争论的焦点。
第三部分：中国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地位溯源
2004年5月14日，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在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谈时表示，新加坡决定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成为继新西兰之后第二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 此前的几个小时，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为时一年多的所谓中国彩电对美倾销案做出最终裁决，中方在这一贸易纠纷诉讼中失利。由此，不仅中国彩电出口美国市场税率减低到“零税率”的希望化为泡影，而且到6月底，美国将对价值逾276亿美元的中国彩电征收最高可达7845％的关税。 无可否认，经过多年惨烈厮杀的中国彩电业，其市场化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而恰恰就是这个行业，居然倒在了五河电子公司这个名不见经转的小公司手下。 在这个令人震惊的结果背后，并非中国彩电业大意失荆州，而是五河电子握有的强大的贸易手段——非市场经济地位，在中美的经贸关系中，此“地位”整整作用了24年，甚至可能一直延续到2015年，按照世贸组织的非歧视性原则，这种认定同样适用于世贸组织的所有成员国。 中国现有的选择是通过双边谈判，逐一突破。在新西兰、新加坡两个国家之后，对澳大利亚的谈判成功曙光在望，相信同样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还会持续增加。最大的障碍仍将来自美国，而欧盟对中国的认定将是突破性的，它的分步解决方案很有可能成为美国的范本。 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吗？在温家宝出访欧洲之后，这个问题已经凸显。欧盟将在6月底完成初步评估结果，这是可喜的一步，却也是漫漫谈判之路上的第一步。我们必须明白，“市场经济地位”之实并不在于经济，更多在于政治。 5月14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部副部长隆国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经济室主任王鹤、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办法教研室主任顾海兵共聚“21世纪北京圆桌”第11期，就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与解决路径进行讨论。 市场经济地位溯源 《21世纪》：市场经济地位在反倾销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首先讨论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由来及其影响。 隆国强：实际上，在WTO的条文里面根本没有“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一说。WTO成员原来都是市场经济国家，后来有个别国家是以非市场经济身份加入的，这才引出来非市场经济地位这个问题。 在WTO反倾销过程中，有三种不同方法来确定被起诉企业的“正常成本”，其中，针对所谓“非市场经济”的企业，采用“第三国替代”的办法，就是当反倾销案发起国的调查当局认定调查商品的出口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将引用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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