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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共识-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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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就有很大的变化，根据2002年的进料加工计算，每出口一美元的产品，进口是064美元，有了一个036美元的空间。客观上讲，华南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因为外资进入带动当地产业的发展，然后当地产业的发展又带动大量的外资进来，产业聚集效应已经显现。
外资优惠政策反思
《21世纪》：在外资经济蓬勃发展的今日，民营经济的发展已经得到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明确认可和政策支持，在处理外资与民营这两种非公经济的待遇上，需要进行整体的政策反思。
石小敏：问题就在于，我们在发展民营经济，或者是在发展中小企业方面，我们的政策不到位，有多种多样的限制，导致延长产业链条的外部环境没有形成。
路 风：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关头，技术进步形式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时代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技术进步的主体变成了竞争性的主体。在平等的市场竞争条件下，最关键的问题是能不能创造出一个平等竞争的外部环境。
石小敏：像海尔张瑞敏说“与狼共舞”，舞上十年，谁是狼就不一定了。但是从整体上看，现在尤其是外资已经开始进入的服务业领域，我们对国内的民营企业仍然在采取非常不合理的抑制态势。相比对外开放，对内开放显得更加急迫。
我国过去一方面用各种优惠政策来面对外资，另一方面，又用更多的成本，更多的代价去保护国有经济。国内土生土长的民营经济越来越成长壮大以后，这种歧视的副作用也在加大。
赵晋平：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民营经济在全社会的投资已经占到了18％左右，接近1／5。但是，流向这一块儿的资金流量占的比重充其量不会超过3％，这就说明我们在资源和要素的配置方面，最具有市场活力的经济体得不到足够的要素投入，恰恰是由于体制的障碍所造成的。
石小敏：我国还没有在足够多的环节向内资开放，一个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条就难以形成，造成就业岗位有限，收入也很有限，一个制造业可以有三个服务业这样的格局在国内很多地方难以形成。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好的民营企业往往需要借助国外的资本渠道、销售渠道和信用渠道来发展自己，依托国内的渠道就会出问题。这跟对内资的开放程度还不够充分有很大关系。
我们真正的优秀的企业家已经开始跟跨国公司贴身搏斗了，可是企业背后的国内法律、服务支撑体系太差，这种体系与跨国公司后方的金融、法律体系不可同日而语。
赵晋平：在目前多元化的体制下，有必要重新考虑我们给外商投资企业所提供的优惠政策，是否能够保证市场经济充分竞争的政策和环境，是否更多的达成企业的公平竞争。
到目前为止，外商投资企业所要支付的制度性的成本，客观上来讲还是存在的。我们国内的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在当地都有一定的人脉优势，某种程度上，保留一定的优惠政策，对吸收外资，增加新的资本要素这一点上，还是必要的。
我认为，鼓励民营经济，除了要求与外资企业同等待遇，更重要的是放开更多的准入限制领域，尤其是放开配套环境的发展，包括对服务业的大量需求。能够通过我们自身发展起来的民营经济形成的话，这种产业聚集的效果，或者是产业链条延长的效果，将会更加的明显。
我们的政策目标是比较明确的，要延长产业链，扩大产业聚集效应，但是我国很多局部的政策恰恰是和这一目标相悖的。比如说关于加工贸易管理和出口退税等政策，为了达到出口的目的，进口原材料完全可以保税进行，没有增值税增加成本，但是如果在国内采购再出口的话，恰恰不能做到完全退税，反而加大了出口成本。本来上下游两家企业，有产销供应关系，就为了得到这种政策上的优惠，上游企业就不得不把他的产品生产出来以后，到国外转一圈再回来，交给下游企业。香港有大量的“一日游贸易”，实际上是深圳加工出的产品，必须拉到香港去转一天，再回来交给下游企业，这个过程无形中加大了成本，但讽刺的是，企业却由于这个过程，减少了更多的政策成本。
第二部分：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外资崇拜”迷思（3）
内外资政策全面转向 《21世纪》：在内外资的待遇问题上，政策的调整已经势在必行，调整的取向如何呢？ 赵晋平：如果对1990年代的情况做一个回顾，我们就会发现，由于这样一些政策调整过快，或者是力度过大，导致吸收外资的增长速度出现了一个急剧的变化，最后甚至影响到国内投资，包括经济增长本身。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再重新去对这些政策进行调整，这其中的成本是相当巨大的，我觉得我国应该努力去避免这些方面的问题。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外资和内资的政策应该一致起来，但是他们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提的，不是说把外资的优惠政策拉下来，而是应该把内资的政策拉上去。 石小敏：类似的情况曾经发生过，大概1994年至1995年针对“特区要不要特”的问题，有过一场讨论。当时国内的一个倾向，就是要把特区的政策跟内地拉平。但最后的实际结果又怎么样呢？内地向沿海看齐！ 《21世纪》：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今年的经济增长率预期为7％，突出反映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赵晋平：现在工业在整个GDP里面占的比重逐渐在上升，如今已经远远超过了印度、俄罗斯这样的国家，达到52％左右。 我国的经济发展以第二产业为主，大量的高耗能的产业又是其中的支柱性产业，长此以往，对资源性的能源、基础原材料的需求越来越大。现在应该有一种观念，更多地去促进一些对资源的消耗相对比较小的行业，应该成为我们今后在行业结构调整方面的一个方向。 《21世纪》：有数据显示，1985年至2000年的15年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GDP年均增长率为87％。但如果扣除损失成本和生态赤字，即自然部分的虚数和人文部分的虚数后，这期间中国的“真实国民财富”仅为名义财富的782％。这意味着，过去15年中国GDP的实际年均增长率只有65％。 赵晋平：由于我们长期以来以GDP增长为主要目标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在公共安全、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国民的健康、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欠了很多账。即使GDP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增长水平，如果其他方面问题不解决，也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带来非常巨大的危险。SARS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所以，我们在考核GDP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把它的一些负面因素放进去，把GDP的减项因素也计算在内。比如说环境污染方面的成本，公众安全方面的损失等等，那样的话，整个GDP的增长水平会明显下降。但是GDP反映的经济发展的内涵将会更符合“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即使无法直接将这些因素计算在GDP内，我们也应当建立起一套真正反映经济和社会发展“质量”水平的指标体系和监督机制。
第二部分：难得的历史机遇国债发行与十年来最大规模税改魔方（1）
“中国的经济目前处在一个重要的关口，一方面，去年经济发展很快，效益明显提高，活力有所增强；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许多深层次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这是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时对当前经济做出的判断，他将这个“关口”和2003年SARS的考验相提并论。在此“关口”上，“投资规模过大，物价上涨的趋势比较明显”是两个重要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又同时和积极财政政策相关。 1998年以来，为了应对内部通货紧缩和外部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果断推出了以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为主要标志的积极财政政策，它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一起，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两驾马车。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一个最为明显的效应就是每年将近两个百分点的GDP附加值，8000亿的长期建设国债资金带动两三万亿的投资，最终奠定了民间大规模投资的基石。 2003年成为一个拐点。在这一年，民间投资以接近30％的速度猛涨，在中国遭遇一场“非典型性战争”之后，却有了一个非典型性的惊喜——GDP增幅达到91％，更大的惊喜是中国彻底走出通货紧缩困境。 但经济形势总是跌宕起伏，在我们走出通货紧缩之后，随即面临通胀的风险，民间投资已经出现过热趋向，央行明确将2004年的调控目标锁定在“高度重视防止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之上。积极财政政策是否要“淡出”？ 我国尚有10000亿的国债在建结转项目，已经形成一批依赖性利益集体和利益机构，财政政策甚至已经由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转变为经济发展本身的一个常量，颇有“骑虎难下”之势。 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决定批准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受国务院委托所作的《关于200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200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报告中提出：“2004年中央财政需归还到期国内外债务本金3674亿元，加上弥补当年赤字3198亿元和中央代地方政府发行的150亿元，国债发行总规模为7022亿元。” 与此同时，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税制改革已经拉开大幕，无论是出口退税改革还是增值税改革，都需要支付制度成本，这让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税改成本如何支付？ 2004年3月13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财政部综合司经济预测处处长汪义达，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人民大学教授、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安体富共聚“21世纪北京圆桌”第6期，在激辩中求解财政政策转型的答案。 国债支撑两个点的GDP增长 《21世纪》：从1998年至2003年底，我国已经发行长期建设国债8000亿，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六年来，一方面拉动了内需，带动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有评论认为，财政政策已经由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转变为我国经济发展本身的一个常量。我们首先评价一下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 汪义达：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其直接导因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和影响，当时来自国外的需求明显降低，我国外贸出口形势趋于恶化。上半年出口同比只增长了76％，比1997年同期下降了186个百分点。这直接影响着当年经济的增长速度，实际上也可能影响上一届政府头一年经济调控目标的顺利实现。 贾 康：外贸问题给当时的经济发展敲响了警钟，也是决策层下决心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1998年5月份外贸已经出现了负增长。 汪义达：那是连续22个月以来首次出现的负增长，好像是下降了15％。再加上当时宏观经济环境相对趋紧，民间的投资积极性不高，市场消费需求也比较平淡，国内物价又持续走低，并开始出现下降态势。在这种经济背景下，1998年年中，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及时果断地做出了较大力度地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力度的决策，即出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 从2003年开始，国内外需求全面恢复，特别是社会投资出现加速启动的势头，民营经济投资趋于活跃，经济增长对政府财政资金的依赖有所减弱，经济自主增长能力在明显提高。2003年GDP同比增长91％，达到1997年以来的最高增幅，与此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贾 康：对积极财政政策，总体还是要肯定的。1998年以来，五年多的增长过程中，中国经济表现这么好，应该说跟当时下决心果断采取积极财政政策是相关联的。 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表现就是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连上2004年已经有9100亿，这笔资金同时拉动了配套资金，有很强的放大效应。 发行国债也是市场经济的一种调控手段，可以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这个变量有时候表现强一些，有时候弱一些，但是不可以弃之不用。关键是如何解决过度依赖的问题，因为过度依赖就会积累过大的风险，把负效应放大。
第二部分：难得的历史机遇国债发行与十年来最大规模税改魔方（2）
安体富：国债的发行，除了对经济快速增长的拉动，更为直接的表现就是对中西部的支持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贡献。2000年中部投资高达3943亿元，到2002年底通过国债项目支持的水利建设投资达到3562亿元，相当于1950年至1997年全部投入的总和。 但是，另一方面，大量发行国债的负作用也是明显的。很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缺乏科学论证、盲目上马，形成一大批“形象工程”、“政绩工程”，2003年国家审计署对18个重点机场进行审计，发现已经竣工的12个机场当中，有9个亏损，亏损额达到145亿。 更重要的是应该防止旧体制复归问题，因为财政政策特别是国债投资偏重于政府计划调节。我们现在正在转轨过程当中，要充分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还有很大的影响，如果长期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国债投资规模不加控制，就有可能强化计划体制的作用，导致旧体制复归。 贾 康：我很赞成安老师强调的这一点，国债投资客观上助长了政府高明、政府万能倾向，鼓励了跟旧体制紧密相连的习惯做法。 高培勇：在“挤出效应”这一点上，存在“非典型效应”。典型性的挤出效应是因为政府投资加大，导致利率上升，利率上升排挤了私人投资，将其挤出投资市场。中国过去六年以来，国债投资是在非政府部门投资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出现的，非政府部门投资对于利息率的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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