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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怎样当农民-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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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眼前的亲人，或是向远处的亲人招手，以示诀别，并在心里祈求上苍：请照顾我的家人吧！
连他们的婚姻生活也是如此。爱斯基摩人虽然也实行一夫一妻制，但以前爱斯基摩妇女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他们的婚姻松散而随意，未婚的猎手在迁徙中遇到相中的女人，只需征得她的同意，日后他们便可以共同生活，不需要繁琐的礼节仪式。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后，女人又看上了另外一个猎手，或是男人又跟其他女人对上了眼，两人便会和平分手，互不相干。这与他们的生存状态极相吻合，在获取食物以求生存面前，任何事物都显得微不足道。
爱斯基摩人的生育率不低，可婴儿存活率却极低，所以他们非常喜欢孩子。他们至今流传这样一种习俗，不管你喜欢哪家的小孩子，只需表示领养的意思，主人绝不会阻拦你带走他们的孩子。其实，他们根本没有领养的概念，所有的孩子都是大家的。
正是这种视全民族为一个大家庭的观念，才使他们在地球最不适宜生存的地方，生存至今。
第一部分分享奉献
分享，是每一个爱斯基摩人都自觉遵守的生活原则，不仅与家人或认识的人分享，而且与全村人或遇到的人分享，颇有一点共产主义的味道。
最能体现分享精神的，是每次捕到鲸鱼后的热闹场面。
位梦华在《最伟大的猎手》中描写道：“当我跑到海边时，见那里已经有许多大人和孩子，大家喜气洋洋，像过节似的。有的老人拄着拐杖，站在岸边向远处眺望，他们都白发苍苍，却喜形于色，似乎在迎接的不仅仅是鲸鱼，还有他们几十年来许多美好的回忆和向往……两台绞车费了很大的力气，终于把鲸鱼拖到了平台旁边，这时迎来了两辆大铲车，开足了最大的马力，还是不能使鲸鱼翻身。后来又加上一台推土机，一齐努力，才终于把鲸鱼翻了个个儿，滚到了刚刚搭好的平台上，人们鼓掌欢呼。
“按照古老的爱斯基摩仪式，首先给鲸鱼洗个澡，把它的全身冲洗干净，因为鲸鱼在水里向来是干干净净的。最后又铲上一斗清水，哗地浇进鲸鱼嘴里。据说让鲸鱼喝了水，它就可以投胎转世，这样，爱斯基摩人就会永远有鲸鱼吃。
“祈祷过后，分鲸便开始了。就像中国农民在秋后分粮食一样，每户一堆，每人有份。在欢笑声中，人们将自己分到的鲸鱼拉回家……”
每个捕鲸队都有自己的旗子，一打着鲸，旗子立即竖起来，人们只要一望到旗子，就知道是哪个队捕到鲸鱼了。
捕鲸队长集能力、技术和威信于一身，每到捕鲸季节，他们自己花钱准备工具组织队伍，冒着生命危险去捕鲸。鲸鱼捕回来后，不仅要给全村人分配，而且还得招待全村的人痛痛快快吃一顿。这种时刻，就像中国人办红白喜事一样，手脚麻利的妇女会主动前来帮厨，煮的煮，炸的炸，美味佳肴摆得到处都是，大家又说又笑，又唱又跳，毫不客气地大吃起来。
即使这样，女主人还嫌不够，拿起话筒站在门外大声广播：“我们的食物已经准备好，东西很多，请大家快来享用吧！”
爱斯基摩人虽然没有文字，但爱斯基摩文化却一枝独秀，历经数千年而不衰。原因很简单，因为爱斯基摩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惟一与鲸鱼紧密联系的文化。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起居、他们的歌曲、他们的舞蹈、他们的地名、他们的音乐，甚至连他们的思维方式，都与捕鲸有密切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讲，爱斯基摩文化是由鲸鱼托起的文化。是鲸鱼的奉献精神，深刻感染了爱斯基摩人，这种感染不是浮皮潦草转瞬即逝的，而是融入血液深入骨髓的影响。
在爱斯基摩人中，至今保留着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上帝为了惩罚人类而怒发洪水时，地球上生存下来的不仅是诺亚一家，还有爱斯基摩人。当时的爱斯基摩人看到洪水来了，他们便纷纷爬上自己家的木架皮舟，随着滔天洪水飘泊而去。就在他们饥饿万分时，弓头鲸来了，在他们周围游来游去，甘愿用自己的身体为他们提供食物，使爱斯基摩人在最危急的时刻能够活下去。后来洪水消退，山头露出来了，爱斯基摩人便住在山头上，弓头鲸和其他鱼类继续来为他们提供食物。自那以后，每年春天弓头鲸就要到北极来，秋天回去，目的就是为了保障爱斯基摩人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在爱斯基摩人中，经验就意味着食物，经验就意味着生存，经验就意味着人丁兴旺。所以，爱斯基摩人很早就形成了老人优先、尊重老人的习惯。
同样，爱斯基摩老人也非常仁义，一些患病或行动不便的老人在食物紧缺的年景，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他们打理好自己的行装，告别家人，特意停留在北极熊经常出没的地方，等着让熊把自己吃掉……
他们说，虽然熊现在吃了他们，但说不定哪一天，熊又能成为他们的孩子们的猎物，这样的死，不是很值得吗？
第一部分生存之争
几千年来，爱斯基摩人寄居北极，与世隔绝，自给自足，从不曾给任何人带来麻烦，可现代文明却多次侵扰伤害他们，甚至威胁到他们的生存。你不招惹别人，别人却不让你安生。这是20世纪中叶，爱斯基摩人的生存状态。
一百多年前，当阿拉斯加作为商品在俄美之间的谈判桌上被讨价还价时，从未有人征求过爱斯基摩人的意见。
20世纪初，西方文明刚介入爱斯基摩人生活时，美国人粗暴赶杀了爱斯基摩巫师，强迫他们改信天主教或基督教。
冷战时期，美国人预测北极将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出于军事目的，他们很想搞清楚爱斯基摩人是靠什么抗御严寒的。他们猜测，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新陈代谢比其他人种快的缘故，于是偷偷让爱斯基摩人服用放射性碘同位素，以便对新陈代谢进行追踪测试，却使爱斯基摩人的癌症发病率猛增。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的土地所有权和捕鲸权利之争，让爱斯基摩人再也无法忍耐了。老实人暴发出的愤怒，有时比恶人的凶狠更有威力。
20世纪60年代初，阿拉斯加北坡爱斯基摩人居住地发现了油气田。一时间，石油公司的机器、人员大量拥入，他们随意勘探打井，如入无人之境。当爱斯基摩人与之讲道理时，他们说土地使用权归他们，因为他们已向州政府纳过税并得到准许。
这次，爱斯基摩人毫不屈服，他们自觉组织起来，去华盛顿游行抗议，到美国国会演讲游说，还重金聘请了土著律师威廉·鲍尔出面打这场官司。
在爱斯基摩精英人物的率领下，终于打赢了这场官司。1972年6月20日，阿拉斯加北坡自治区——爱斯基摩人自己的一级政府终于诞生了。土地所有权自然也保住了，还获得了数量可观的赔偿金。
另一生存之争便是捕鲸权利之争。
爱斯基摩人到达北极后，鲸鱼就是他们最主要的食物，他们将弓头鲸视为上苍赐予自己的礼物。一旦捕不到鲸鱼，全村的人就会被饿死。所以，在他们的记忆中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只有可怕的饥荒。
鉴于某些鲸鱼数量的减少，1977年，国际捕鲸委员会下令停止一切捕鲸活动。美国政府也将停止一切捕鲸活动。美国政府也将弓头鲸列为濒危物种，对包括爱斯基摩人在内的捕鲸活动进行限制。
需要说明的是，爱斯基摩人的生存捕鲸，数量有限，几千年也未对鲸鱼的数量产生影响，鲸鱼数量的减少，完全是商业捕鲸之过。值得称道的是，爱斯基摩人没有我行我素，除向有关决策机构据理力争外，为证明他们更关注鲸鱼的命运，他们与鲸鱼研究专家一起对弓头鲸的繁殖和现有数量情况，进行记录考察，亲自获取有说服力的材料。在强有力的数据资料面前，国际捕鲸委员会终于妥协，在相关文件中增加了“土著人生存捕鲸”的条款，准许爱斯基摩人每年捕杀一定限额的鲸鱼，以满足其文化和营养的需要。
接轨世界
在美国有句俗语：给爱斯基摩人送冰箱——多此一举。因为爱斯基摩人就生活在一个超级冰箱里。可现在，爱斯基摩人住上了有暖气、天然气和卫生间的住宅。现在打猎用摩托，捕鲸有汽艇，在家看电视，出门坐飞机，他们已完全融入现代社会。
不盲目排外，不拒绝现代文明，是爱斯基摩人生生不息的奥秘之一。爱斯基摩人特别注意本民族素质的提高，在北坡他们先后建成了自己的中学、小学和大学，能受高等教育的孩子也越来越多。年轻的爱斯基摩人从思维方式到生活方式已基本美国化，英语更成为他们的主导语言。除特有节目外，受本民族文化熏陶的活动只剩下捕鲸了。
现代文明对爱斯基摩人传统文化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他们认为是现代科技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和生活状态，即使失去再多，也是无可抗拒的。
宽厚大度归宽厚大度，若说对此他们没有一点失落无奈，也是不真实的。位梦华在《最伟大的猎手》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本内告诉我这样一件事。他有个叔叔，生活在卡克托维克，是个非常好的猎手，曾经养过许多狗，有个很大的狗队。而且，有好几次，是这些狗救了他的性命。有一次，他在很远的地方打猎，遇上了漫天大雾，迷失了方向，他觉得村子肯定是在右面，应该向右走，但狗队的头狗却坚持一直往前拉。最后，他决定听天由命，躺在雪橇上，让狗们来做决定，结果还是平安回来了。但是后来，他打不到足够的猎物来喂狗，曾经卖出去三只，它们又都咬断绳子跑回来了。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忍痛将它们处理掉。但他无论如何也下不了这个决心，便让本内来执行这个艰巨任务。本内将这些狗带到一个海边悬崖，躲在一个狗们看不见的地方，突然向它们开枪，把所有的狗都打死了。只有头狗留在家里，因为叔叔不忍心这样做。就这样，爱斯基摩狗都失业了，从原来一个家庭不可缺少的重要成员，变成了现在可有可无的宠物。尽管它们知道路，能将主人带回家，遇到北极熊时也能奋不顾身，舍命救主，但它们的食量太大，奔跑的速度无论如何努力也赶不上摩托车，结果还是被淘汰了。”
以往强壮的爱斯基摩人能将一千多斤重的海象扛回家，现在无论如何也办不到了。
目前全球有爱斯基摩人10万左右，一个中型足球场就可以容纳，但爱斯基摩人却感觉人口太多了，他们也开始计划生育，因为孩子太多，对他们外出旅游和提高生活质量，都是不小的负担。
第一部分英美农村：有产业，无社区
朱光磊
D博士是一个英国农民的女儿，记得1992年她在中国时，一旦外出，只要接触到农村地区，就要照些照片，让从来没有到过东方的爸爸看一看中国农村；她当时还说，如果我有机会到英国，一定带我去她的家乡，看一看英国的农村。
今天清晨，刚刚从10个星期紧张教学工作摆脱出来的D博士，开着她那辆“小福特”上路了。为了让我真正看一下英国的典型农村地区，她没有上高速公路，而是开上了两车道的地区公路。她的家乡在英格兰中部偏西北的兰卡郡，距约克市大约两小时的路程，但我们走得比较慢。
这是一片丘陵，在阳光的照耀下，一片一片的草场湛绿湛绿的，等待播种的土地是黄褐色的，只见到一群群羊在草地上慢慢吃着草，见不到一个人。走了二三十分钟，就可以见到一个小镇。所谓“镇”，也就是有一条小街。一个中等规模的超级市场，一个饭馆，一所学校，最高的建筑物，不用说，是教堂，但还是没有什么人影。乘车在蜿蜒的地区公路上，以不快不慢的速度，在一个一个西方情调的小镇中间穿行，还真是第一次，以前只在电影电视中见过。
请注意，我为什么不用“农村公路”，而用“地区公路”，为什么不用“村子”，而用“小镇”？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1998年夏天，我陪同美国的O教授和香港地区的L教授到天津某县访问。村支书向客人介绍了村民委员会建设的情况，然后，他很自然地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的村委会是怎么产生和工作的？”O教授耸耸肩，无可奈何地回答说：“美国没有村委会，也没有市民和村民的区别。”这位村支书似乎不过瘾，好像是客人不愿意回答他的问题。其实，O教授讲的是实话。
所谓农民，是指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劳动者。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存在着农业，自然就存在着农民，这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他们的农民已经非常少了。像D博士家，“坚持”做农民的只是她父亲一人了，她母亲一直是做秘书工作，妹妹从小喜欢当警察，现在在利物浦如愿以偿，她本人则当了大学教师。这几乎是一个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缩影。
在美国，农民只占全部人口的2．5％，英国占3％。显然，到了这个时候，所谓农民基本上是指农场主即农业资本家了。在他们这里，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比这个数字还是要多一些，在农忙的时节，他们是要临时雇用一些人来干活的，就像我们的新疆，每到收获的季节都会有许多内地的农村妇女赶去摘棉花一样。
这样，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个个星罗棋布的城市和镇子上，从事各种职业的人就杂居在了一起。没有户口和生活条件的差别，还有什么差别呢？在一个镇上，农场主的邻居可能是一个教授，都是开汽车去上班，都要开上四五十分钟，就是一位上楼，一位下地，也就是说，只剩下了职业的差别了，而失去了发展中国家和“二元社会”国家那种森严的身份差别。用一句话来解释，就是在发达国家，仍然有农业产业和农业劳动者，但已经没有了农村社区。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还有“村”的称谓，但就像天津河西区马场道街的桃园村一样，早已是既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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