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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偏北男人带刀-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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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我和朋友在青海湖边一个蚕豆大小的车站——冈察——下了火车，徒步一个半小时来到湖边。从远处依稀可见无数的小黑点静静分布，像是一片低矮的灌木丛。及至近前，才发现是上百头的牦牛在静静咀嚼着稀疏的草叶。在巨大的背景之中，我们长时间地伫立观望，而它们则毫不在意我们的到来。那时，我们感受到了大地上生存的沉重，叹服于它们的笨重与稳健，它们的力量，它们可怕的不言不语。
青海湖，蓝色湖水溢出地面。而大地如此辽阔，它不过是众水之一滴。湖水翻卷，经幡飘扬，玛尼堆以时光的力量在堆积……而我们一去不返，这样的大地，它该有怎样的人生呢？
在塔尔寺，那些不远千里而来的朝圣者以自己的身躯在地面上磨出了两道足有10公分深的沟槽，在大地上留下了自己虔诚的印迹。在牧区，你会时不时见到镌刻着六字真言的、被赭红色或者漆黑色勾涂的石块，史前遗迹一样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那些石块垒起的玛尼堆，在山脚、峪口、旷野奇迹般地一日日增大，那是转场的牧人，在岁月的风雪中，用他们的虔诚筑起的灵魂圣坛。他们绕着玛尼堆仿佛绕着一个永恒的核心，做着灵魂的日课。这里的时间和空间似乎是永恒的，呈现着灵魂不朽的秘密。
这样的人，是离大地最近的人。
今天，我注意到了，不懈的雨水滋润着万物，而大地则回报以崭新的姿颜。雨水冲刷着万物，万物作响，一切都在生长。而这是大地的力量。大地的力量，有时也会反作用于某些人的命运，让他们一辈子都被土地绑架，无力走出更远。
事实上，以比喻的说法，我们常把天空称作是大地的镜子。大地上，我们都生活在苦难之中，但总会有人仰望星空，他们才真正懂得大地上的事情。这样的人，我们称之为赤子或大地的儿子。只是这样的人，又有几个？
大哥
写诗这回事儿，就像混黑社会，也得有个大哥罩着你。
和黑社会一样，要写诗，你就得玩命打几个码头下来，就是得找几家发东西的杂志，这才像个混的样子。打下码头，就可以收保护费，可以在江湖上扬名立万，浪得虚名。等着你打下了几个不错的码头，成了人们口口相传的响当当角色，那时你就该漂漂亮亮地再打上几场大架了吧？得好好写，弄出几个让大家看了都沉默半晌的东西。
在这后面，是大哥站着，替你撑腰，教你砍人，讲些江湖掌故，拉扯些是非恩怨，顺便把江湖上那些由来已久的规矩传授给你。大哥的身份似乎是天生的，没见他跟过什么人，只见他手下的兄弟流水般换了一拨又一拨。从穿风衣戴眼镜慢动作的知识分子形象，一直到长头发破牛仔裤眉头紧皱的愤青，从乡村学校一直到报馆书坊，到处都有大哥带出来的兄弟。大哥是牛人，在许多国家级刊物上都发了作品，还出了好几本书。说起话来，总是把手臂凶狠地向下一劈，很有气势的样子。
劈下手臂的另一种场合，是在各类名目不同的酒场饭局上。大哥好酒，一晚上可以赶四五个酒场，马不停蹄，淋漓尽致，激情四溢。大哥是酒桌上理所当然的核心人物，他开口或者沉默，都会引起其他人的严重关注。前些年，大哥在酒桌上有两大嗜好：一是唱歌，二是打手机。唱歌是因为大哥的确有一把好嗓子，把些个民歌唱得人心里慌慌的，像是魂都被勾走了。打手机是因为大哥交游广泛兼之兄弟众多，于是呼朋引伴，酒桌上像做加法，人越来越多，酒越喝越欢。大哥的日常生活就是从一个酒桌到下一个酒桌，喝完酒，或者去KTV或者去酒吧，总之夜晚会无限延长，宴席永远不散。
不过，你别以为大哥成天就是声色狗马纸醉金迷，他不露声色间就出了手，写出的壮观字数让你恍惚间以为他的时钟总比你多出隐秘的几个小时来。
大哥是有性格的人，当年在一家经济类报纸编副刊，为了纪念一个自杀的诗人海子竟弄了整整一个大版，让总编很不爽。那总编对着大哥指手画脚，口沫横飞，叫大哥劈面一拳给灭了虚张声势的威风。自然，这事儿直接影响了大哥的生计，被停职了。他在家里过了一年纯粹写作的生活，并对自己说：在这样一个时代，写作不啻一种疯狂！渐渐地，大哥独力杀出了条血路，也培养了许多自己的怪癖。手下的很多兄弟们因为这些怪癖而离去，大哥感到孤独，但仍然强硬到底。
每天伏案的玻璃板下面，大哥弄了张头发乱七八糟的爱因斯坦像，旁边是老头那句著名的话：年轻时痛苦万分，到了成熟之年就会甘之若饴。
按黑帮片的铁律，一个成熟的大哥会慢慢成长为一个教父。只是，在这中间有多少路要走，谁也不知道。
当牛肉面成为兵器（1）
〖1〗当牛肉面成为兵器
牛肉面和《读者》是兰州的两大品牌，一个满足胃口，一个滋养精神，且都是全国各地随处可见。以牛肉面为例，我就分别在山东泰山之巅和广州五羊新城见过数家面馆，足以见出牛肉面的平民性与强大生命力。但所有离开兰州的牛肉面，味道全失，吃在嘴里的，不过同任何一碗“泯然众人矣”的牛肉面一样而已。寻其原因，可能是脱离了兰州那样一个方言粗粝，饮食刺激，性格急躁的城市，牛肉面的性格也就软化，有时甚至连辣子都不放而以甜腻的辣酱代替，简直就是暴殄天物了。
在兰州，无数牛肉面馆遍布街头，面馆门口总有人手捧大碗蹲着狂饕，面中可加鸡蛋、牛肉、萝卜，面条则可随心所欲要成大宽、韭叶子、荞麦棱子、三细、二细、毛细等。牛肉面的平民性体现在这里就是几乎任何一家面馆都能有自己的特色，而那些门面堂皇的大店则总像一个阴谋，基本上吃不到正宗的牛肉面。
诗人西川上世纪八十年代去过兰州，只留下两个印象，一是满街的小伙都穿着白高跟布鞋，另外就是满大街都是牛肉面馆。事实上，西川没有发现，这两样东西正是当时兰州青年打架的新十八般兵器之中的两种。比如说白高跟布鞋，是当时兰州布鞋厂的名品，其白色塑料高跟乃是一件坚硬的凶器，脱鞋上阵，把人的头凿破应当不是什么难事。而牛肉面（带碗）则更是一件冷门兵器，果然是武林高手随手取物皆能伤人，把这种最生活化的物事变成随手可得的兵器，怎么说都是一件充满想象的事。呵呵，以前有位师兄写过：在兰州，每个城市的街角都藏着一个怀揣匕首的青年。不过，匕首都是旧时代的没有想象的事了，我们现在有了新的利器。
当牛肉面成为兵器以前我们学校里有位美女，性格是水火交融刚柔并济。有一次去吃牛肉面，她刚刚占好的位子叫几个维族青年抢了，那几个青年占了位子不说，还用那种挑逗兼挑衅的目光看着她。该美女不动声色，只对下面师傅说：“下个大宽，辣子多些，香菜和蒜苗子也都多些！”
之后，当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端到手中，该美女缓缓行至桌前，突然变招发力，以一招“天山折梅手”猛然间将一碗面倒扣在坐在她位子上那青年的头上，之后又是一碗砸在他头上。但见那时情景，真是鲜香麻辣刺激，真叫一个爽心悦目呵。那青年完全懵了，头上横流着牛肉面的滚烫汤汁，又挂着满头裹着油泼辣子的大宽面条，恍若天外来客。而那美女，早已施施然远去。
记住啊，在兰州，牛肉面（带碗）也是兵器之一种。
到
火星上去了
有段时间，我们都习惯性地把某个长时间不见然后突然冒出来的家伙称之为——“到火星上去了”。
我们相信，只有火星那么遥不可及的地方，才符合这种人间蒸发的神秘不可知。
这种人一般没手机，没传呼，没可以留言的固定电话，也没有商务通，只有一个不知道是否还在使用的免费电子邮箱。有一次，我给一个家伙发了封电子邮件，告诉他我要去他那里，让他做好迎接的准备。半年后，他给我回了封邮件。言辞间甚是亲热，问我玩得开心不开心，仿佛我昨天才从他那里离开。我立即回复这封“来自火星”的邮件，质问他这半年都跑到哪里去了。可想而知，又是过了若干时间，他从某个不可知的空间回复我，仍然是气定神闲，指东打西，只字不提他的去向与归途。我们将他称为“
外星人”，列为身边的没谱青年之榜首。
一般而言，诗人总是爱玩这种突然消失的把戏，一声不出地就去了远方。然后在某个你已经快要把他忘记的时候，突然像从天上掉下来一样，降临在你的面前。念书时，我们中文系的男生宿舍里，辗转生活着一个叫高峰的诗人。我们甚至已经想不起来他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他是谁，他是怎么住到我们那些总有某张空铺的宿舍里来的。反正，你来的时候，他就在那儿待着了。他是一颗青春痘，一夜之间就鼓出了皮肤之外，完全没有理由。那只能是一种激情的荷尔蒙过剩的产物。
他没钱，只有两件换洗衣服和一堆思想，另外，还有一双白皙修长的艺术型的手。显然，他来到这个世上，不是为了换电灯泡、修自行车、端盘子洗碗的，上帝对他自有安排，所以就没给他一双干粗活的手。我们上课时，他窝在宿舍里看书或者睡觉；我们吃饭时，他也皱着眉头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勺子，似乎不大情愿地吃着大家碗里那些寡淡的饭菜；我们吸烟时，他也跟着吸，很深沉的样子。
他总会出其不意地背诵弗洛斯特的两句诗：林中有两条路/我选择了人迹罕至的一条/于是，我看到了完全不同的风景……
有一次，他突然就不见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只带走了某位同学的一本《存在与虚无》。他离开得那么彻底，仿佛从未在我们中间生活过。一年多时间过去了，宿舍里又出现了几位新的校园诗人之后，他一脸沧桑地带着深深的疲倦回来了。从他的谈吐似乎能判断出：他去了西藏一带。
他多了一个习惯，就是夜晚仰望星空。他说，天空中最多的星星其实是六等星，就是那种粗看上去闪闪发亮而细看却近乎于虚无的星星。
他多了一句粗口：人生是个屁。来时势不可挡，却终归不会在空间里留下任何味道。
听说美国人的勇气号太空探测器飞行六个月登陆1。3亿公里外
火星的消息，我突然想起了他。在我们曾经的生活里，他曾经也像一颗遥不可及的火星，粗粝、荒凉、空气稀薄，并且充满想象。我们一直渴望接近他，却不可避免地一次次失败。等到他可亲可近的时候，才发现他果真如此荒凉。
地包天
被大家称之为地包天的人，就是下嘴唇包住上嘴唇的人。他叫易红涛——不容易的易，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红，波涛汹涌的涛。我们都这么解释他的名字。
关于他那张地包天的嘴，流传在朋友们中间最经典的段子是这样讲的：宿舍里熄灯之后，桌上点着一根蜡烛，要他吹熄了睡觉，他先是自高向下噗地一吹，烛焰纹丝不动；接着他把蜡烛拿到嘴前，再噗地一声，还是不灭；只好把蜡烛拿到与眼睛齐平的地方，再噗地来那么一下，风由下至上涌出，烛焰应声而灭。大家讲这段子全无恶意，只是觉得有趣。那年月，谁若是没有分毫特点，才是最大的悲哀。
易红涛是美术系的，美术系在校园东北角，公交车约莫能开两站地。他每天骑着个小轮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只上海牌老式黑皮包，用他著名的罗圈腿踩踏着穿过整个校园。他是个极有趣的人，画得好，会弹吉他，会唱歌谱曲，还看很多书，能喝大量的酒抽大把的烟，有不少思想。追求进步的文艺青年，若是不知道他的大名，形象便会苍白许多。他和朋友们在校园里的北京包子馆吃饭，拿两根筷子击碗而歌，就会让食客们纷纷停箸倾听。老板见他挺招人进来，也因此免了他几回单。他是校园里的传奇人物，谁若说起——地包天，马上就会有人跟上下句——易红涛，反之亦然。人长得有特点了，就容易让人记住。这话一点没错。
毕业后，他被分到一家洗衣机厂做美工，实际上也就是画画包装纸箱的设计图。在车间里见习的时候，工人师傅看不惯他的样子，就规定他早上把成品洗衣机搬到对面，下午再搬回来，说这是为了熟悉产品工艺流程。他是先锋惯了的人物，哪里受得了这鸟气，干脆利落地辞了职，去朋友开的一家广告公司里做副总经理。两年后，女友毕了业，联系到新疆某地的某所中学里去教书。他也欣然随之前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时候，辞职还是稀有的事，他却干了两把，打的还是追随爱情的旗号。地包天果真做事总是出人意料。
等他到了新疆才发现，找工作不是件容易事儿。第一年，他看了整整一年天山，从清冽的早晨一直到漫长的黄昏，他看到黑夜从地里涌出，四面合围，一直上升，把天给吞下去。第二年，他在一家幼儿园里当了“阿舅”，把孩子们调理得个个生动。在新疆，太多的景色冲上前来，根本都来不及消化，他没画几张画。第三年，他结了婚，开始过正常的家庭生活。第四年，他画了一批小画。第五年，他想想从前的同学，有的成了名，有的发了财，在大城市里意气风发着，而自己还埋没在辽阔新疆的一个小旮旯里。很快地，毕业十年了，他还在那儿待着，旧日相识都觉得这是一个奇迹。但他是谁啊，你越觉得不可能的事越是有可能发生在他身上。
有翻过两本狗屁相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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