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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念想-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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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飞到北京后的第二天,便由社科院袁良骏教授陪同,坐火车往石家庄去,当晚住歇在河北省政协招待所。那晚在招待所遇见了一位从美国来的工程师,原来也是台湾留美学生,而且是成大毕业。他知道我为了朋友到内地访医特来看我。我正纳闷,这样偏远地区怎会有美国来客,工程师一见面便告诉了我他的故事:原来他太太年前车祸受伤,一直昏迷不醒,变成了植物人。工程师四处求医罔效,后来打听到石家庄有位极负盛名的气功师,开诊所用气功治疗病人。他于是辞去了高薪职位,变卖房财,将太太运到石家庄接受气功治疗。他告诉我每天有四五位气功师轮流替他太太灌气,他讲到他太太的手指已经能动,有了知觉,他脸上充满希望。我深为他感动,是多大的爱心与信念,使他破釜沉舟,千里迢迢把太太护送到偏僻的中国北方去就医。这些年来我早已把工程师的名字给忘了,但我却常常记起他及他的太太,不知她最终恢复知觉没有。几年后我自己经历了中国气功的神奇,让气功师治疗好眩晕症,而且变成了气功的忠实信徒。当初工程师一番好意,告诉我气功治病的奥妙,我确曾动过心,想让王国祥到内地接受气功治疗。但国祥经常需要输血,而且又容易感染疾病,实在不宜长途旅行。但这件事我始终耿耿于怀,如果当初国祥尝试气功,不知有没有复原的可能。    
     


第四部分(念想)树犹如此—纪念亡友王国祥君(10)

     次晨,我去参观那家专门治疗“再障”的诊所,会见了主治大夫。其实那是一间极其简陋的小医院,有十几个住院病人,看样子都病得不轻。大夫很年轻,讲话颇自信,临走时,我向他买了两大袋草药,为了便于携带,都磨成细粉。我提着两大袋辛辣呛鼻的药粉,回转北京。那已是九月下旬,天气刚人秋,是北京气候最佳时刻。那是我头一次到北京,自不免到故宫、明陵去走走,但因心情不对,毫无游兴。我的旅馆就在王府井附近,离天安门不远。晚上,我信步走到天安门广场去看看,那片全世界最大的广场,竟然一片空旷,除了守卫的解放军,行人寥寥无几。那天晚上,我的心境就像北京凉风习习的秋夜一般萧瑟。在内地四处求医下来,我的结论是,中国也没有医治“再生不良性贫血”的特效药。王国祥对我这次内地之行,当然也一定抱有许多期望,我怕又会令他失望了。    
      王国祥的最后一个生日    
      回到美国后,我与王国祥商量,最后还是决定服用曙光医院吴正翔大夫开的那张药方,因为药性比较平和。石家庄医生的两大袋药粉我也扛了回来,但没有敢用。而国祥的病,却是一天比一天沉重了。头一年,他还支撑着去上班,但每天来回需开两小时车程,终于体力不支,而把休斯的工作停掉。幸亏他买了残障保险,没有因病倾家荡产。第二年,由于服用太多激素,触发了糖尿病,又因长期缺血,影响到心脏,发生心律不整,逐渐行动也困难起来。    
      一九九二年一月,王国祥五十五岁生日,我看他那天精神还不错,便提议到“北海鱼邨”,去替他庆生。我们一路上还商谈着要点些什么耍。“北海鱼邨”的停车场上到饭馆有一道二十多级的石阶,国祥扶着栏杆爬上去,爬到一半,便喘息起来,大概心脏荷负不了,很难受的样子,我赶忙过去搀扶他,要他坐在石阶上休息一会儿,他歇了口气,站起来还想勉强往上爬,我知道,他不愿扫兴,我劝阻道:“我们不要在这里吃饭了,回家去做寿面吃。”我没有料到,王国祥的病体已经虚弱到举步维艰了。回到家中,我们煮了两碗阳春面,度过王国祥最后的一个生日。星期天傍晚,我要回返圣芭芭拉,国祥送我到门口上车,我在车中反光镜里,瞥见他孤立在大门前的身影,他的头发本来就有少年白,两年多来,百病相缠,竟变得满头萧萧,在暮色中,分外怵目。开上高速公路后,突然一阵无法抵挡的伤痛,袭击过来,我将车子拉到公路一旁,伏在方向盘上,不禁失声大恸。我哀痛王国祥如此勇敢坚忍,如此努力抵抗病魔咄咄相逼,最后仍然被折磨得形销骨立。而我自己亦尽了所有的力量,去回护他的病体,却眼看着他的生命亦一点一滴耗尽,终至一筹莫展。我一向相信人定胜天,常常逆数而行,然而人力毕竟不敌天命,人生大限,无人能破。    
      


第四部分(念想)树犹如此—纪念亡友王国祥君(11)

    送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夏天暑假,我搬到艾尔蒙特王国祥家去住,因为随时会发生危险。八月十三日黄昏,我从超市买东西回来,发觉国祥呼吸困难,我赶忙打九一一叫了救护车来,用氧气筒急救,随即将他扛上救护车扬长鸣笛往医院驶去。在医院住了两天,星期五,国祥的精神似乎又好转了。他进出医院多次,这种情况已习以为常,我以为大概第二天,他就可以出院了。我在医院里陪了他一个下午,聊了些闲话,到晚上八点钟,他对我说道:“你先回去吃饭吧。”我把一份《世界日报》留给他看,说道:“明天早上我来接你。”那是我们最后一次交谈。星期六一早,医院打电话来通知,王国祥昏迷不醒,送进了加护病房。我赶到医院,看见国祥身上已插满了管子。他的主治医生告诉我,不打算用电击刺激国祥的心脏了,我点头同意,使用电击,病人太受罪。国祥昏迷了两天,八月十七星期一,我有预感恐怕他熬不过那一天。中午我到医院餐厅匆匆用了便餐,赶紧回到加护病房守着。显示器上,国祥的心脏愈跳愈弱,五点钟,值班医生进来准备,我一直看着显示器上国祥心脏的波动,五点二十分,他的心脏终于停止。我执着国祥的手,送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雾那间,天人两分,死生契阔,在人间,我向王国祥告了永别。一九五四年,四十四年前的一个夏天,我与王国祥同时匆匆赶到建中去上暑假补习班,预备考大学。我们同级不同班,互相并不认识,那天恰巧两人都迟到,一同抢着上楼梯,跌跌撞撞,碰在一起,就那样,我们开始结识,来往相交三十八年。王国祥天性善良,待人厚道,孝顺父母,忠于朋友。他完全不懂虚伪,直言直语,我曾笑他说谎话舌头也会打结。但他讲究学问,却据理力争,有时不免得罪人,事业上受到阻碍。王国祥有科学天才,物理方面应该有所成就,可惜他大二生那场大病,脑力受了影响。他在休斯研究人造卫星,很有心得,本来可以更上一层楼,可是天不假年,五十五岁,走得太早。我与王国祥相知数十载,彼此守望相助,患难与共,人生道上的风风雨雨,由于两人同心协力,总能抵御过去,可是最后与病魔死神一搏,我们全力以赴,却一败涂地。    
      我替王国祥料理完后事回转圣芭芭拉,夏天已过。那年圣芭芭拉大旱,市府限制用水,不准浇灌花草。几个月没有回家,屋前草坪早已枯死,一片焦黄。由于经常跑洛杉矶,园中缺乏照料,全体花木黯然失色,一棵棵茶花病恹恹,只剩得奄奄一息。我的家,成了废园一座。我把国祥的骨灰护送返台,安置在善导寺后,回到美国便着手重建家园。草木跟人一样,受了伤须得长期调养。我花了一两年工夫,费尽心血,才把那些茶花一一救活。退休后时间多了,我又开始到处收集名茶,愈种愈多,而今园中,茶花成林。我把王国祥家那两缸桂花也搬了回来,因为长大成形,皮蛋缸已不堪负荷,我便把那两株桂花移到园中一角,让它们入土为安。冬去春来,我园中六七十棵茶花竞相开发,娇红嫩白,热闹非凡。我与王国祥从前种的那些老茶,二十多年后,已经高攀屋搪,每株盛开起来,都有上百朵。春日负喧,我坐在园中靠椅上,品茗阅报,有百花相伴,暂且贪享人间瞬息繁华。美中不足的是,抬眼望,总看见园中西隅,剩下的那两棵意大利柏树中间,露出一块愣愣的空白来,缺口当中,映着湛湛青空,悠悠白云,那是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    
    


第四部分(念想)我的昆曲之旅(1)

    ——兼忆一九八七年在南京观赏张继青《三梦》    
      一    
        很小的时候我在上海看过一次昆曲,那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梅兰芳回国首次公演,在上海美琪大戏院演出。美琪是上海首轮戏院,平日专门放映西片,梅兰芳在美琪演昆曲是个例外。抗战八年,梅兰芳避走香港留上胡子,不肯演戏给日本人看,所以那次他回上海公演特别轰动,据说黑市票卖到一条黄金一张。观众崇拜梅大师的艺术,恐怕也带着些爱国情绪,景仰他的气节,抗战刚胜利,大家还很容易激动。梅兰芳一向以演京戏为主,昆曲偶尔为之,那次的戏码却全是昆曲:《思凡》、《刺虎》、《断桥》、《游园惊梦》。很多年后昆曲大师俞振飞亲口讲给我听,原来梅兰芳在抗战期间一直没有唱戏,对自己的嗓子没有太大把握,皮簧戏调门高,他怕唱不上去,俞振飞建议他先唱昆曲,因为昆曲的调门比较低,于是才有俞梅珠联璧合在美琪大戏院的空前盛大演出。我随家人去看的,恰巧就是《游园惊梦》。从此我便与昆曲,尤其是《牡丹亭》结下不解之缘。小时候并不懂戏,可是《游园》中《皂罗袍》那一段婉丽妩媚、一唱三叹的曲调,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以致许多年后,一听到这段音乐的笙箫管笛悠然扬起就不禁怦然心动。    
      第二次在上海再看昆曲,那要等到四十年后的事了。一九八七年我重返上海,恰好赶上“上昆”演出《长生殿》三个多小时的版本,由蔡正仁、华文漪分饰唐明皇与杨贵妃。戏一演完,我纵身起立,拍掌喝彩,直到其他观众都已散去,我仍痴立不舍离开。“上昆”表演固然精彩,但最令我激动不已的是,我看到了昆曲——这项中国最精美、最雅致的传统戏剧艺术竟然在遭罹过“文化大革命”这场大浩劫后还能浴火重生,在舞台上大放光芒。当时那一种感动,非比寻常,我感到经历一场母体文化的重新洗礼,民族精神文明的再次皈依。大唐盛世,天宝兴宝,一时呈现眼前。文学上的联想也一下子牵系上杜甫的《哀江头》、白居易的《长恨歌》:“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等到乐队吹奏起《春江花月夜》的时刻,真是到了令人“情何以堪”的地步。    
      从前看《红楼梦》,元妃省亲,点了四出戏:《家宴》、《乞巧》、《仙缘》、《离魂》,后来清楚原来这些都是昆曲,而且来自当时流行的传奇本子:《一捧雪》、《长生殿》、《邯郸梦》,还有《牡丹亭》。曹雪芹成书于乾隆年间,正是昆曲鼎盛之时,上至王卿贵族如贾府,下至市井小民,对昆曲的热爱,由南到北,举国若狂。苏州是明清两代的昆曲中心,万历年间,单苏州一郡的职业演员已达数千之众,难怪贾府为了元妃省亲会到姑苏去买一班唱戏的女孩子回来。张岱在《陶庵梦忆》里记载了每年苏州虎丘山中秋夜曲会大比赛的盛况,与会者上千,彩生雷动,热闹非凡。当时昆曲清唱是个全民运动,大概跟我们现在台湾唱卡拉OK一样盛行,可见得中国人也曾是一个爱音乐爱唱歌的民族。由明万历到清乾嘉之间,昆曲独霸中国剧坛,足足兴盛了两百年,其流传之广,历时之久,非其他剧种可望其项背。而又因为数甚众上层文人的投入创作,将昆曲提升为“雅部”,成为雅俗共赏的一种精致艺术。与元杂剧不同,明清传奇的作者倒有不少时进士及第,做大官的。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也写过传奇《续琵琶》,可见得当时士大夫阶级写剧本还是一件雅事。明清的传奇作家有七百余人,作品近两千种,存下来的也有六百多,数量相当惊人,其中名著如《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早已成为文学经典。但令人惊讶不解的是,昆曲曾经深入民间,影响我国文化如此之巨,这样精美的表演艺术,到了民国初年竟然没落得几乎失传成为绝响,职业演出只靠了数十位“昆曲传习所”传字辈艺人在苦撑,抗战一来,那些艺人流离失所,昆曲也就基本上从舞台消失。战后梅兰芳在上海那次盛大昆曲演出,不过是灵光一现。    
      


第四部分(念想)我的昆曲之旅(2)

    南京在明清时代也曾是昆曲的重镇。《儒林外史》第三十回写风流名士杜慎卿在南京名胜地莫愁湖举办唱曲比赛大会,竟有一百三十多个职业戏班子参加,演出的旦角人数有六七十人,而且都是上了妆表演的,唱到晚上,“点起几百盏明角灯来,高高下下,照耀如同白日。歌声飘渺,直入云霄”。城里的有钱人闻风都来捧场,雇了船在湖中看戏,看到高兴的时候,一个个齐声喝彩,直闹到天明才散。这一段不禁教人看得啧啧称奇,原来乾隆年间南京还有这种场面。夺魁的是芳林班小旦郑魁官,杜慎卿赏了他一只金杯,上刻“艳夺樱桃”四个字。这位杜十七老爷,因此名震江南。金陵是千年文化名城,明太祖朱洪武又曾建都于此,明清之际,金陵人文荟萃,亦是当然。    
      二    
      一九八七年重游南京,我看到了另一场精彩的昆曲演出:江苏昆曲剧团张继青的拿手戏《三梦》——《惊梦》、《寻梦》、《痴梦》。我还没有到南京以前,已经久闻张继青的大名,行家朋友告诉我:“你到南京,一定要看她的《三梦》。”隔了四十年,才得重返故都,这个机会,当然不肯放过。于是托了人去向张继青女士说项,总算她给面子,特别演出一场。那天晚上我跟着南京大学的戏剧前辈陈白尘与吴白两位老先生一同前往。二老是戏曲专家,知道我热爱昆曲,颇为嘉许。陈老谈到昆曲在内地式微,忿忿然说道:“中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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