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蛇头-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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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如此。刘先生的歌声中之所以隐含着一种独特的凄凉与悲伤，原来还有乡愁之外的因素，我暗暗点头。　　　　
　　　　“那么武先生年轻，没有家庭带来的烦恼了？”　　　　
　　　　我还有很多问题要问，所以尽量往轻松的话题上引导。　　　　
　　　　“不，我也有烦恼。我的女朋友在家乡。我来奥地利已经三年，一天天拼命地干活，现在经济上没什么困难。可是一次都没去过维也纳，因为路途往返就得三小时，我没有那些闲时间。再说，我还不能把钱花在自己游玩上，我必须把女朋友闹到奥地利。可是命运不济，我委托‘老板’两次，都失败了。所以，我的烦恼更多。”　　　　
　　　　大家都高兴地打扑克，旁边有位微笑着看热闹的38岁的黄先生。据说黄先生家乡有两个孩子，大的已经18岁，但黄先生本人性格好像也不比他家18岁的孩子大多少。他是七个月前经由匈牙利偷渡到奥地利的，但引导黄先生的蛇头好像相当能干，他们一行只在匈牙利住了一晚上，次日就顺利入境奥地利。　　　　
　　　　黄先生淡然地对我说：　　　　
　　　　“我在奥地利一个亲戚也没有。您问我为什么选择奥地利，来到奥地利共花费多少‘办人费’，实不相瞒，我什么都不知道。这些事儿都是家里的老婆管，我是只管干活的。”　　　　
　　　　黄先生自陈老婆当家，不像谎话，我瞥见那些了解底细的其他伙伴偷着笑。但他本人却脸不变色心不跳，一本正经地客观介绍，这就更让人忍俊不禁。　　　　
　　　　他到这里才20天，年龄最长，但资历最浅，似乎平时也没有讲话插言的机会，看见大家笑，不啻受到赞扬和奖赏，更来了精神：　　　　
　　　　“真的呀。我没有任何烦恼，老婆怎么说，我就怎么办，没有需要我操心的。刚来时，我在老婆的熟人开的‘天仙’（化名）饭店干——就是在维也纳13区的那家中餐馆——是吗？您采访也去过呀？那家饭店真不错，饭菜味道好极了——但是，维也纳对非法就业的管理越来越严，这话好像传到家里老婆的耳朵，她就打来国际长途，说让给我换换地方。这样，‘天仙’的老板就把我介绍到这里。”　　　　
　　　　“是吗，是‘天仙’老板介绍来的呀？那么我回维也纳要是见到‘天仙’老板，我替您问好，把您的近况告诉他。”　　　　
　　　　我漫不经心地随声附和，黄先生却慌忙阻拦：　　　　
　　　　“不，那不行，不行。‘天仙’的老板是瞒着大家把我介绍来的，您要一说，大家马上就知道，该恨他了。”　　　　
　　　　原来如此。在华侨社会德高望重的“天仙”老板，不愿卷进无谓的纠纷中。幸喜黄先生讲述他偷渡奥地利的有趣滑稽的经过，二层的氛围又恢复了原先的欢快。　　　　
　　　　因为明天还有采访，所以我告别大家先睡。　　　　
　　　　黄先生的确娶了一位值得放心的妻子，因为他虽然来到“峻岭”打工，但连每月能挣多少钱都不知道。　　　　
　　　　就寝前，到老板的卧室致谢，又谈论起黄先生。老板也证实他现在还不知道在“峻岭”打工月薪是多少，是求“天仙”老板介绍“峻岭”的黄先生的夫人直接挂国际长途，单方面决定了丈夫的待遇。　　　　
　　　　不过一介农妇，居然能逾越国境统治丈夫，必有其过人之处。可是，尽管如此，黄先生那种可掬憨态也足以登堂入室，他对远隔万里遥控自己一举手一投足的“总统”级别的夫人言听计从，不闻不问，自得其乐地每天只管干活、吃饭、睡觉。　　　　
　　　　白天晾晒的被褥干爽轻软，在那个偷渡者的烦恼化做温馨的家庭故事的夜晚，我睡得很香。　　　　
　　　　像乔装成日本人的郑先生以及那位“胃癌”偷渡者那种依靠行骗为生的人，总体看来，毕竟是极少数。正像从“峻岭”打工人的谈论中所了解的那样，多数偷渡者和郑先生他们都画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　　　　
　　　　中国有句古语，叫做“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就是说只有能忍耐非常辛苦的人，才能立于人上。华人偷渡者的座右铭就是这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吧？很多偷渡者已经横下一条心：想要过上比别人富裕的生活，那么只能尝尽别人不能忍受的酸甜苦辣。　　　　
　　　　在第四章，讲述熬过那么悲惨偷渡生活的“青田人”强调的也是这一点。　　　　
　　　　跋涉到欧洲的生活是非人的生活，欧洲的生活也不快乐，而一旦在欧洲建立起生活的基础，就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在老家青田县，我家后面那条街上，曾住着一位王先生，在老家时穷得连老婆都娶不起。但是去趟欧洲，二年后回家的时候，对青田县的女孩子，连看都不屑看一眼，说什么“我要娶一个生长在大城市的上海姑娘”。而且真就搞到一位溜光水滑的上海姑娘。回到青田县的同乡，都是大财主，脖子、手腕、手指上戴的都是重重的金首饰呀。举行豪华宴会，说句“一点小意思”拿出来的钱，就相当于国内几个月的工资。　　　　
　　　　看到这光景，大家都傻了，甚至怀疑自己的眼睛。因为就在几年前，他们也和自己一样，打发穷苦的日子，并不比自己多一个脑袋或是多两只手。他们能成功，自己为什么不能呢？自己虽不能说比他们聪明，但绝不比他们愚蠢哪！我们出去，也肯定能成功——大家都这么想。　　　　
　　　　实际上，包括偷渡者在内，在海外成功的华人非常多。到欧洲10年左右，手上积攒下来的财产以亿为单位计算的人，不在少数。我在维也纳采访时曾一起吃过饭的一位中餐馆的老板一族，就是偷渡的成功者。他偷渡到奥地利，灵活运用奥地利的法律——即使非法入境，但如果被奥地利的企业正式雇用，也可以获得合法逗留资格——首先使自己逗留身份合法化，而后把他兄弟等全族人都叫到奥地利。　　　　
　　　　刚到奥地利时，他不分白天黑夜地打工，积攒到一定程度的钱，再向亲戚朋友借一部分，就开了中餐馆。几年后，他又开业第二处、第三处。住宅也换成带有庭院、游泳池的三层楼房，据说一位刚到奥地利的熟人，看到他的豪华住宅只说句“这不是宫殿吗”，就再找不出来赞美的词语了。　　　　
　　　　这并不是什么个别的例子，山外青山楼外楼，还有很多成功者把这类老板看成“芝麻”，因为相比之下，他们的成功是“西瓜”。正因为有这些成大功、发大财的偷渡者，所以使国内的华侨神话久传不衰。正是这些华侨神话，支撑着在缅甸热带密林中下过六天人间地狱的偷渡者，无怨无悔地走完偷渡旅程，奔向那充满“希望”与“光明”的未来。　　　　
　　　　往往被我们说成是没有明天、没有未来的偷渡者，但是，只要有偷渡成功的人，在他们眼里，就无比清晰生动地看到明天，也看到未来；并且雄辩地证明即使和地狱只跬步之隔，也有着光辉灿烂的前景。正因为这些成功的偷渡，是自己过去的同乡、同学，是朋友，是亲戚，所以他们每一个成功的故事似乎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不能说偷渡志愿者的判断错了，但是人们往往忽视像那位被丈夫抛弃、被蛇头奴役、不如妓女、不如囚徒的软禁于泰国窝点的文成县女子那样的偷渡者。外国不是地狱，但也不是天堂。华人偷渡者什么时候才能明白这一点呢？


第六章　偷渡者的成功与挫折非法侨居者的梦

　　　　也有经由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香港以及南美各国流动到日本的华人。　　　　
　　　　早晨JR高田马场车站周边是寻找工作的日工聚集的场所，在那里一位接受采访的近40岁的福建人证实：　　　　
　　　　“去到美国或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华人——人数虽然不太多——为了打工，最近有不少人来到日本。由泰国或香港的蛇头引导进来的华人最多。”　　　　
　　　　另外，我还见到一位非法逗留的30多岁的上海男子，他先入境新西兰，但认为在那里干不下去，后来又用过境签证进入日本。　　　　
　　　　我还曾采访一位经由南美各国流动到日本的上海赵先生（40岁、化名）。　　　　
　　　　赵先生在上海是个体经营者，先去玻利维亚，获得定居权后赴秘鲁并搞到护照。用秘鲁护照尝试入境日本竟然顺利通过检查。赵先生来日本前还转悠过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到日本一看，据说觉得月亮都比南美圆，所以决心最大限度地灵活运用入境日本这一良机，就求东京的一位朋友介绍，到达日本的第二天就开始打工，平时在工厂干，星期六和星期日在建筑工地干，休息只限于因天气不好建筑工地没有活儿的日子。　　　　
　　　　“除了逾期逗留，我严格遵守日本的法律。只要不干什么坏事，警察也不能到我公寓搜查。我想在日本干两三年，攒上800万日元，用它作资本，再去西班牙，到那里和朋友开中餐馆。”　　　　
　　　　赵先生花费一年的时间走过从中国坐飞机只三四个小时的路程。　　　　
　　　　在高田马场车站，我还和福建陈先生（25岁）交谈过。　　　　
　　　　只受过小学四年教育的陈先生，把妻子、儿子、女儿留在福建，给蛇头120万日元，在1990年4月来到心仪的日本。为了偿还巨额债务，他争分夺秒地卖力工作。他早晨来到高田马场车站找活儿，白天在建筑工地打工，下午6点到晚上10点在六本木附近一家小酒馆当服务生。　　　　
　　　　陈先生和在福建时当警察的表兄、朋友一起住在大田区的西大井。他的表兄与朋友也是非法逗留，他们说陈先生来到日本已经很久，每天去高田马场车站都途经品川和涩谷的车站，但没有下过车，估计也没去过银座。他把能利用的所有时间都用在打工上：　　　　
　　　　“所以，他不仅还清了债务，还在老家福建盖座小楼。再打一个阶段的工，估计就回中国啦，那他可就过上好日子了。”　　　　
　　　　据说他惟一的嗜好就是租看录像和喝酒，最近接连几天“白板（无日工工作）”日，常喝闷酒。我看到在饭店里默默进餐的陈先生的侧脸，也许是精神作用吧，看上去相当苍老。农民出身的陈先生，当回到中国之后，不知他将如何回忆高田马场车站、东京乃至整个日本的情景。　　　　
　　　　旅居巴黎多年的华人作家徐刚先生，曾采访过经营未注册的皮革制品厂的老板和在那里工作的女工，他这样介绍在那里的见闻：　　　　
　　　　那个工厂的老板、员工都是浙江省温州人。老板曾是温州地方的作家，七年前受到从巴黎回国省亲的伯父“到巴黎干一番事业”的鼓动，夫妇二人决定偷渡。　　　　
　　　　按当时的行情，谈妥支付给蛇头6万法郎（当时的外汇牌价约折合200万日元）承包到底。很走运，他们跟随蛇头，一切顺利。首先利用蛇头搞到的别人的旅居意大利的签证进入意大利，然后坐着观光汽车堂而皇之地偷渡入境法国。　　　　
　　　　他们现在已经弄到合法旅居资格，公开身份是服装店的老板，但实际上经营着未注册的皮革制品厂，生意相当红火。曾经身为作家的老板，据说是这样谈论自己的信念的：　　　　
　　　　“现在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有趾高气扬的日本人和台湾人，因为他们有钱。有钱能使鬼推磨，那么当然也可以买到安全和尊严。世俗总是阿谀权势和金钱，成功还是失败，关键取决于有多少钱。”　　　　
　　　　在设于地下室的这个皮革制品厂，温州女工每天得工作10多个小时。　　　　
　　　　“习惯这种生活吗？”徐先生问。　　　　
　　　　“生活在外国，关键是能不能挣到钱，习惯不习惯并不重要。每月月初就发工资，节假日加班给双工资。这很不错了。”女工回答。　　　　
　　　　“但也不能总这么非法逗留吧？”　　　　
　　　　“攒下钱，总还有办法的。万一在西欧干不下去，老板说带着我们转移到东欧。就是最后没有挣到那么多钱，但年轻时能到世界各地走走不是也很好吗？”女工豁达地回答。　　　　
　　　　到世界各地走走，这就是温州年轻女子的梦想吗？　　　　
　　　　不仅在巴黎和纽约，无论在哪个国家，只要有唐人街，就能看到像这家皮革制品厂的老板和在那里工作的女工那样的华人偷渡者。　　　　
　　　　据侨居纽约的朋友说，在唐人街的街角，常常看见拉着自制的两轮摊车的华人，他们多是像巴黎皮革制品厂老板那样的无证非法经营者，为了逃避警察的取缔，每天利用警察出动之前的清早，贩卖从香港或中国本土进口的便宜服装、日用品和中国乡村快餐，在唐人街的中餐馆或被称为“血汗工厂”的缝纫厂打工的华人是他们的常客。到警察快要出勤的时候，这热闹的市场就像风卷残云似地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这种地方被称为“天亮街”，即“黎明市场”之义。　　　　
　　　　在“天亮街”的非法老板中，有很多曾是中国国内的厂长或处长级别的干部、工程师或知识分子。据说昔日广州某重点高中的校长就在这“天亮街”上卖鱼。　　　　
　　　　他们，还看不见明天的光明。　　　　
　　　　在“天亮街”卖油炸豆腐的广东省台山县30多岁的摊车老板苦笑着说：“家乡的人都以为我是阔老板，住着一栋漂亮的洋楼，开着锃光瓦亮的新车——你看，车倒是有，就是这摊车！”　　　　
　　　　


第六章　偷渡者的成功与挫折谋求白户口的“老”偷渡者

　　　　来到日本的偷渡者，大都像在高田马场车站遇见的陈先生那样，离开中国之前已经确定一定目标，就是拼死拼活干几年，赚上2000万～5000万日元，然后依靠这笔钱，回国度过一生不必劳动的幸福生活。当他们挣到钱后，就用各种办法把钱送到家中，建起豪华住宅。按既定方针，到这时他们该回家享清福了。但是，这时回头一看，他们大多数人发觉当初的目标太渺小，于是人生目标也水涨船高，又升一个台阶，不是回国，而是在海外经营贸易公司或中餐馆，成为可以自由周游世界的华侨。　　　　
　　　　但是，这样改变人生目标的在日华人偷渡者，却发现日本不像欧美那样，没有大赦制度（通过大赦给非法逗留者以合法侨居身份），非法逗留者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改变身份，即永远不能获得合法旅居资格。只要没有合法旅居资格，哪怕富可敌国，也不能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