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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蛇头-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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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这就是和其他地区相比，福建人具备信息、人际关系与财力这三个条件。
很多国家都有福建来的华侨，福建华侨之多以致福建省被称为“侨乡”即华侨之乡。因而，即使没有受到很多教育的福建省农民，也掌握着高于其他地区几十倍的有关海外的信息。我以前采访了几十位福建偷渡者，尽管他们只读过小学二三年级，有的人甚至家乡的住址都不会写，但是他们通过小道消息或侨居海外的亲戚、朋友、同乡，却比较准确地掌握日本、德国、美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偷渡目的地的工资、工种、生活等信息。从这一点看，好像也不能断言偷渡者都是无知的农民。
但是，只掌握海外信息，还不能成为偷渡者。蛇头归根结底不过是引导偷渡之人，他不会关照偷渡者在海外的扎根与生存。为了在语言不通、地理不熟的异国他乡生活下去，特别是熟悉周围环境的前几个月，如果没有一个可以依靠、出主意的亲戚、朋友或同乡，即使偷渡成功，也仍可能踟蹰街头，沦为流浪者。在日本或美国，福建和广东的人多；在西欧，浙江人占压倒多数，而且几乎都是浙江省温州地区以及青田县周边的人，即偷渡者倾向于集中到有同乡的老华侨的地方。
中国实施经济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把目光转向海外的上海人和北京人，因为从北京或上海去到海外的老华侨少，所以不得不独辟蹊径，开拓定居地。上海人乘日语学校或英语学校外语学习的浪潮，拥向日本或澳大利亚，在那里发展自己的势力。近十年，以日语学校就学生的身份来到日本的华人，之所以没有集中到有中华街的横滨、神户、长崎，而是集中到日语学校多、容易找到活儿干的东京、大阪、名古屋，原因也正在这里。
另一方面，俄罗斯、东欧完全成为北京人的势力范围。以前的蛇头几乎都是出生于广东省、福建省的中国南方人，但是，现在在俄罗斯、东欧各国却是北京人蛇头占绝对优势。
最后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为了偷渡必须付给蛇头巨额的成功报酬。蛇头也是先确认偷渡志愿者的经济实力再决定是否引导偷渡。在第二章已经涉及这个问题，1992年11月，在莫斯科接受采访的浙江省温州人林老板，曾坦率地说出选择偷渡志愿者的条件：“没有经济实力的人家，支付成功费时，往往酿成事端。所以，我只选择那些家庭可靠、家境殷实的人。还有一条，如果不是对我伙伴讲的话百依百顺的人，那我也绝不带他出去。”
因而，没有经济实力的人不能成为偷渡者。在偷渡案件中，之所以很少见到来自中国内陆地区的华人，是因为沿海和内陆地区的收入差别。倘若内陆地区的人也像福建、浙江、广东一带农民那样富裕，估计他们的目光也将转向海外。
在福建、广东、浙江等输送偷渡者的中国南方省份，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如果个人兴办企业或商店，那么很难找到愿意借钱援手的。但是偷渡志愿者提出借钱时，却有很多人痛痛快快地拿出来巨款，这是因为看到偷渡志愿者有偿还债务的能力。这种情况是出现在第一章的肖先生介绍的。
第七章 国际盲流与出国热国内盲流转化为国际盲流
以往偷渡案件中出现的人物，其出生地几乎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总体来看，这些人的素质和国内的收入水平，无论哪一方面都大大高出中国全体农民的平均值。
在中国，一方面吵嚷劳动力过剩，但同时又呼吁“中国奇缺需要的人才”。不能看书、不会写字甚至最低的职业训练都没有接受过的众多的农民，看来很难逃脱被将来的中国产业淘汰的命运。
现在游荡于中国各地或沿海地区寻找职业的“盲流”，倘若收入增加，那么肯定把目光越过大洋投到海外。在莫斯科面向华人的简易旅馆“四海旅馆”，我曾遇见由十几个人组成的湖南偷渡集团，“四海旅馆”的有关人士异口同声地说“这是首批湖南省偷渡者”。国内盲流是国际盲流的预备军，这支预备军已经开始向国际移动，今天的国内盲流，就是明天的国际盲流。
福建和浙江的农民能够走向海外，是因为他们相对富裕。尽管是借钱出国，但是他们毕竟有能够借到钱的经济实力作后盾的信誉。这对于国内的盲流群体来说，目前还可望而不可即。
我在布达佩斯的街头，曾遇到一对来自中国内陆地区兰州市的年轻夫妇，我当时的惊诧，现在记忆犹新。在今后的十年内，出国群体的主力仍然是沿海地区的人。但是再往后，比起已经富起来的沿海地区亦不逊色的、逐渐增长经济实力的内陆地区，也必将输送更多的出国者。
倘若国内盲流群体变为国际盲流，那么除了偷渡之外，他们没有到海外的手段。
第七章 国际盲流与出国热工人的国际化流动
但是，如果说华人偷渡的原因全在中国国内，则不敢苟同。要想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应该站在世界的高度，分析华人偷渡案件多发的前因后果。
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总部在纽约）发表的以人口移动为主题的《世界人口白皮书》（1993年）推定，居住在出生国之外的国际移民占全世界人口的2％，近1亿人。明细分类为：难民1700万人，近9成产生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3500多万人来自非洲南部；1500万人来自亚洲和中东。他们从农村移动到大城市，从贫穷的国家移动到富裕的国家，从战争地区移动到安全地区，在东西方冷战结束的地球上，到处都能见到民族的大迁移。
其中，对包括华人偷渡者在内的国际移民，人们往往不适当地强调他们追求西方国家富裕生活的一面，但却忽视西方先进国家这样的事实，即社会老龄化，本国青年人远避脏、累、险的工作，造成劳动人手不足，因而也需要从发展中国家来的移民当工人。
例如，在日本东横线沿线一个车站附近的商店街，有一家快餐食品店，干活的是清一色的华人，雇佣经理是福建人——逾期逗留者，其他几名打工的店员都是偷渡入境的福建农民。如果把他们全部揭发取缔，那么这家工作累、劳动时间长、工资低的快餐食品店除了马上倒闭再无其他出路，因为招募不到干活的。
据说歌舞伎町有1/3到1/2的店铺是由华工等外国工人支撑着，而且这些外国工人几乎全是非法打工者。当然，娱乐场所倒闭不倒闭也无关痛痒，但是，分布于千叶县、NBC4B玉县的中小企业、支撑日本人饮食生活的渔业，主要也都依赖外国工人运营。如果失去外国的工人，中小企业的存在就岌岌可危，那么对日本经济自然要带来相应的负面影响。
因而，前文联合国人口基金编写的《世界人口白皮书》指出外国工人国际间移动的价值：“迁居是开发的一个过程，迁居利大。”
另一方面，移民送回本国的钱，一年约660亿美元，超过政府开发援助（ODA）的总额。送出移民的各国，因为这笔汇款受益匪浅。
但是，正如《读卖新闻》1993年7月7日的社论所指出的那样，由于世界范围的经济不景气，移民问题和接受国日益深刻的失业问题纠缠在一起，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也成为一个政治化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不是只靠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可以解决的，需要以地球规模进行探讨。整个国际社会都要制定规则，采取有效措施。
国际社会在考虑对国际移民制定规则、采取对策的时候，首先必须搞清楚国际移民的现实状态、迁居途径。为了能够制定出来无论对包括华人移民在内的国际移民，还是对迁居目的地的各国都有利的规则，这个作业极其重要，必不可少。
偷渡本身是违法的，它给对方国家造成很大被动。但是人有基本的移动的权利。偷渡者即使有过错，但他毕竟是一个人。
第八章 偷渡在继续新的偷渡路线——韩国
非法逗留者和打工者没有正规的身份证，他们的住处也不想让人知道，通过正规的银行汇款很不方便，就选择地下银行。地下银行稳如泰山的运作，自有一番特殊的方法。
日本华人社会黑吃黑性质的犯罪与日俱增，手段也更加恶劣。日本社会歧视华人或亚洲人、无视外国人人权的言行，助长了这类性质的犯罪。华人偷渡得不到釜底抽薪的解决，日本华人黑吃黑的犯罪案件就无法断绝；如果华人社会对这一类犯罪不做斗争，仅靠日本警察的力量，是无济于事的。
1997年8月上旬的一天，黎明前，海面上浓云密布，黑得像锅底一样。一艘离开济州岛的韩国籍渔轮，凭借暗夜的掩护，朝福井县面对日本海的敦贺港偷偷靠岸。
东方的天空露出鱼肚白，表情兴奋紧张的年轻人一个接一个地下船，他们的剪影在迎接黎明的东方地平线上倏忽一闪，就消失在黑暗中。
这是偷渡者登陆日本的紧张的一瞬间。
一行34人，全都来自中国的福建省，离开中国沿海港口，这是第四天。登陆后，他们径直奔向附近的车站，乘坐始发电车，星散到东京等各地。警察接到偷渡者登陆情报时，为时已晚，只在车站逮捕了等待下趟车的五个人，其他的偷渡者都似泥牛入海。
这韩国路线，是华人蛇头和韩国黑社会联手开辟的新的偷渡路线。日本海上保安厅和警察的眼睛死死盯住九州方面，因为在那里登陆的华人团体偷渡船只特别多，但是对被称为日本“海上庭院”的福井县等地方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特别是对韩国籍的船只疏于警戒，这就让蛇头钻了空子。
警方早在两三年前就掌握情报，说有经由韩国的偷渡入境者，但是由于一来觉得不过癣疥之疾，二来又人手不足，所以不大放在心上，没有侦破并摧毁这条路线。
而以前利用韩国路线的偷渡者，原本多是偷渡到韩国的人，其中一部分在韩国打工过程中，了解到近邻的日本赚钱更容易，所以决定去日本。换言之，这是韩国的“喜新厌旧组”，人数有限。
但是，这次案件与以往不同，福建偷渡者的最终目的地直指日本，如果不侦破并摧毁这条韩国路线，那么大量的偷渡者必将源源不断地拥进来。警察和法务省入境管理局都深感问题严重，对韩国路线不敢掉以轻心，决心认真对付。
一旦着手侦探，警察惊异地发现通过这条路线已经入境大量的偷渡者，而且国籍形形色色。
1997年9月22日清晨，东京入境管理局的警察突然搜查群马县伊势崎市八斗岛町的一家独门独户的出租住宅，共拘捕18名偷渡者和非法逗留者，其国籍为巴基斯坦、伊朗、斯里兰卡、菲律宾等国。其中10名巴基斯坦人有偷渡入境嫌疑。经审讯，5人承认是“从韩国偷渡入境”。但是经过再三盘查，据说和他们一起登陆的竟有90人。
显然，韩国已经不是单纯的偷渡中转地。
根据韩国统计厅的统计，截止1996年年末，韩国非法逗留的外国人为129054万人，按国别分华人“荣登榜首”，是50620万人（截止1997年7月底则为53479万人）；菲律宾“屈居榜眼”，14602万人；孟加拉“夺得探花”，9610人。
这就是说，在韩国存在着13万人的“见异思迁”“高攀”日本的偷渡预备军。
在韩国非法逗留的华人，1991年不足2万人，但是到1995年时就达到现在的人数。尤为严重的是这些数据都是以通过合法手续入境韩国的人为基准统计的，如果加上无法统计的偷渡者，那么现在韩国究竟有多少非法逗留者，就只有天晓得。
恐怕日本人不无这样的担心，如果这些人都一古脑儿地“见异思迁”“垂青”日本，那么日本将怎么办呢？但是，问题已经远远超出担心的范围。遭受金融风暴袭击的韩国，正面临着经济的全面崩溃，韩国人自身也被置于解雇、再就业的困境，那么怎么能够保证不受法律保护的非法逗留的外国人有就业门路呢？！到头来，这些失去工作的外国人，无论是非法逗留者，还是合法侨居者，都将不谋而合地“思迁”日本，方法当然是偷渡。
以往向日本偷渡，只是由蛇头引导的华人或泰国人等特定国家的“散兵游勇”，而如今利用韩国路线的偷渡者，则是“偷渡的多国部队”。为了取缔这种偷渡，日本方面的困难是不难想见的。
第八章 偷渡在继续新的偷渡路线——柬埔寨
问题远不止于此。我手头有一本手册的复印件。
里面长长地列着下面的内容：
9月9日，××（人名）机场税（因签证逾期）1000美元
9月13日，××（人名）为10人担保1000美元
9月20日，××（人名）三人出发携带25万美元
……
手册的主人是以柬埔寨为据点的、大量输送华人偷渡者的华人蛇头。
人们很难把内战狼烟滚滚的柬埔寨和华人偷渡者联想到一起。但是，近几年来柬埔寨的确成为华人偷渡者的重要中转地。1992年，PKF（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金边，柬埔寨的局势终于露出稳定的迹象。因此，以泰国华侨为首，各国华侨与中国大陆的民间企业相继打进柬埔寨。
与此同时，蛇头也进入恢复和平的柬埔寨。与柬埔寨接壤的泰国，本来就是与香港齐名的两大偷渡地之一，正像本书第二章与第三章阐述的那样，自从开通与西欧陆路相连的俄罗斯路线之后，蛇头不大使用泰国路线，曾有一个阶段偷渡者锐减。
但是，由于俄罗斯国内治安状况恶化，蛇头自身常常遭受俄罗斯秘密组织的袭击，于是，就看中逗留费用低廉的柬埔寨，马上在那里设立新的偷渡中转地。
或许有文字表述的问题，但仔细阅读蛇头手册，仍然能够了解柬埔寨偷渡商贸活动的机制。
例如，在9月份，像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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