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力量-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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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很多人对“没有任何借口”，“把信送给加西亚”这种话题非常反感，认为这是老板为了奴役员工而采取的精神洗脑和奴性宣传；此说并非无理，有些老板确实有些过分。但是这种看法和认识绝对是对“没有任何借口”、“把信送给加西亚”精神的一种错误解读，因为你会从无数取得事业辉煌成功的企业家身上，都会发现这种十分可贵的精神品质，而恰恰是这种“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企业家精神使他们能够脱颖而出，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商业奇迹。虽然他们当时可能身处社会最底层，终日为三餐奔波忙碌，但是他们首先把自己修炼成“中国式罗文”，锻炼自己在各种条件都不成熟的情况下，圆满完成任务的本领，一旦机会来临，他们就象大鹏展翅一般，一飞冲天，震撼世界！　　　　
　　　　这里先看一个著名企业家的真实案例，看看中国式罗文是怎样完成任务的：　　　　
　　　　80年代初，一位已经有两个孩子的父亲外出打工，谋到一份再普通不过的建筑小工的工作，但是此小工非彼小工，这个粗短结实、长着一颗硕大的脑袋的家伙，把握机会的能力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在那个物资极度短缺的年代，从木材到沙石、水泥、红砖等等物资，都得通过物资局的计划指标来调配。而这些物资的短缺常常是导致工程进度拖延的主要原因，所以领导一直盘算着应该从小工中提拔一个比较能干的人来专门负责材料购买的事情。领导就对大家说：“公司决定从小工中选择一个人来当材料科长，我现在出一个题目考考小工们。”　　　　
　　　　“我的问题是，如果公司缺少木材，而只知道什么地方有木材，你们需要公司给什么条件，才能把木材弄回来？”　　　　
　　　　“那肯定需要请领导去跟物资局做工作要指标才可以，”一个小工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领导不做工作也行，但必须有东西给我们去做这个工作，否则谁能够拿到物资局的指标批文呢？”另一个小工也说出了自己的答案。　　　　
　　　　“我什么条件都不要，只要知道哪里有木材就可以了，因为其余的工作都是负责这个工作的人必须完成的，”这个小工冷静地回答。　　　　
　　　　领导见他这么干净利落，也就立即乾净利落地宣布：“好，既然你能这么痛快地完成工作，那这个科长就让你做了，从明天起你就不用做小工了，你就是我们公司的材料科长了。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给我去东阳水库边拆一个老祠堂，那个祠堂现在已经荒废很久了，有很多砖和木材都可以拿来做我们的建筑材料。你明天就出发！”　　　　
　　　　大家一听，都觉得好笑，以为这下这个小工可有好看的了。祠堂可不是一般的地方，是供奉祖宗“神主牌”的地方，虽然解放后中国人早已经破除了封建习俗，但这种地方多少还有点神秘、有点骇人的。那个祠堂原本是属於一个村子的，但因为修建水库，村子搬走了而祠堂还留在那里。从来没有人再去过问过它，但是关於它的鬼鬼怪怪传说不少。但这个小工並没有犹豫，第二天他就出发去拆祠堂了。几天后，就顺利地把砖瓦和木材都运了回来。　　　　
　　　　大家猜猜这个小工是谁呢？他就是福布斯富豪榜的老牌富豪，广厦集团的掌门人楼忠福！正是这种“中国式罗文”的精神使楼忠福能圆满完成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而不断获得更大、更高的平台来施展自己的才华，进而获得事业的辉煌成功。　　　　
　　　　因此不管你是在打工还是在创业，以楼忠福为标杆首先把自己打造成“中国式罗文”，啃下一块块硬骨头，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才能在机遇到来时从容不迫，气定神闲地把握住机会，把自己不断地推向成功的颠峰！　　　　
　　　　这个小故事选自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宝利嘉文库联袂推出的畅销书《中国力量》，此书引经据典，气势磅礴，号称企业版的《往事并不如烟》。书中以楼忠福和广厦为坐标，解读了共和国的历史起伏和中国企业及企业家的命运。除了宏大叙事，类似的楼忠福的这些小故事深深震撼了我，实际上无论你在为谁打工、还是创业，能否把自己打造成“中国式罗文”，直接决定着事业的成败！


书评第2节　楼忠福的中国功夫

　　　　楼忠福做为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福布斯富豪榜的老牌富豪，其创业的传奇经历和商业智慧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和热门话题，尤其是他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与体制共舞，吃透政策方面更是登峰造极，而这些智慧无论对于现在还是将来要创造自己事业的人都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和实用价值。近日读社科出版社《中国力量》一书，感受良多。梳理出来几条，供大家参考：　　　　
　　　　一、顺着体制的河道行船　　　　
　　　　从小作为农村“黑五类”，就被排除在体制外的楼忠福，对传统体制不但没有抵触情绪、更没有认识障碍，相反，在处理与传统体制力量的关系时，显得轻车熟路、游刃有余。这实在不能不让人感叹企业家才能是天生的，而非在学校教育出来的。　　　　
　　　　二、硬汉子偏爱软力量　　　　
　　　　在大多数人还毫无感觉的时候；这个惯用“硬功夫”的铁匠之子，不仅能够　“估量”出文化活动的“价值”，而且还深谙文化“软力量”的运用之道。他能够把与粗重的建筑业毫无瓜葛的文化活动，天衣无缝地“化入”企业经营当中，让张弛的文武之道，共化为事业之凤的双飞彩翼。　　　　
　　　　从为东阳乡亲免费放电影到在浙江电视台独家点播电视剧；从“演播静物”升级到转向“交结活人”；从举办“东阳三建杯”全国散文大奖赛到利用“文小姐”的“武功”展开舆论攻势，实施危机公关，楼忠福的“软力量”大大促进和保护了其事业的飞速、健康发展。　　　　
　　　　三、吃饭筷子可撑船　　　　
　　　　中国各地的中小企业是否能够做大、做强，发展成大企业，非常关键的一点就在於它们能否超越两座大山——“血缘人伦的条条”和“地方主义的块块”，把市场半径延伸开去。　　　　
　　　　楼忠福成为东阳三建掌门人后，很快就提出“从撸Щ髡较蛘蟮卣阶�变”的战略调整，並大胆地把“吃饭的筷子”伸进浙江建筑市场最大的两张“八仙桌”——省会杭州和第二大城市宁波，但楼忠福这些浙江人在市场上让外面感觉意外的，还不止能够在国内伸长筷子吃饭，他们的筷子还可以撑着船儿漂洋过海，甚至让他们够得着异国他乡的美味。在新战略思路的指导下，东阳三建在阵地战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乡镇企业擅长的传统游击战也捷报频传。到1988年，东阳三建的“吃饭筷子”已经伸进了北京、上海、江西、安徽、湖北、陕西、青海等7个省市，在浙江省全部11个地级市中也处处开花结果。在体制的条条块块随处可遇的上世纪80年代，一个资质为“三级”的乡镇建筑企业的“吃饭筷子”能够伸得那么远的，在浙江之外的中国其他地方恐怕並不多见。　　　　
　　　　四、既有绣花功又有劈柴力　　　　
　　　　接受体制、融入体制所解决的只是外部障碍和阻力的问题，但一个乡镇企业能不能发展，更重要的因素是企业团队内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楼忠福虽然是个硬汉子，但是非常关心员工日常生活的琐事，楼忠福团聚人心，凝聚人气就是从这些润物无声的“细节”开始的。但感情的付出，不仅需要细微处的关心，更需要有大肚能容的气量。当楼忠福遭遇政府的“拉郎配”婚姻，指令性兼并另外一家建筑工程队时，楼忠福既有“先斩后奏”的劈柴力，又有“新婚”磨合期收服人心的细腻的绣花功，整个兼并过程有惊无险，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楼忠福团聚人心、凝聚士气的深厚功力。　　　　
　　　　同时楼忠福对企业内部利益激励问题也有清醒认识，要凝聚人心士气，激发团队战斗力，归根到底还得靠合理的利益激励。所以一出任经理，他就对职工说：“集体企业没有靠山，也没有铁饭碗，我们是靠自己双手拼搏吃饭，不是靠着政府吃大锅饭，所以我们的待遇一定要比国有企业好。我们要让承担经营责任风险的施工队长们首先成为万元户。”　　　　
　　　　这些与企业经营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看来是莫名其妙的，即使在以引进外资为主的“珠江模式”下的广东人看来，也觉得陌生。但是这些“二胡旋律中的太极功架”，却是完全依靠自身力量从零开始的“浙江模式”必不可少的生存之道。没有这些“中国功夫的招式”，浙江人的企业家天赋根本无用武之地，乡镇企业也无从“扩展合作秩序”，实现做大做强的发展。


前言第1节　没有中国企业家就没有中国未来

　　　　历史的教训是沉痛的，但更为可悲的是，我们往往只承受了历史的沉痛而不接受历史的教训。所以说，今天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如果能够被我们的社会更好地容纳、理解和尊重，这与其说是他们这个群体的幸运，不如说是我们的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希望。　　　　
　　　　我是一个历史感特别强烈的人，作为一个常常奔走于内地与香港地区之间的香港传媒记者，我一直感觉自己像是掉进了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时间隧道”。　　　　
　　　　作为“时间隧道”的行者，我一直用左眼看着香港，用右眼看着内地。2003年，我的左眼看到了香港政局的纷争，而右眼看到了中国内地民营经济力量从历史的后台走向时代的前台。　　　　
　　　　所以在2003年底，我的老毛病又来了。我叫自己写两本书：一本名为《香港：一个城市和一个国家的命运》，另一本是《民营企业家：一个群体和一个国家的命运》。但是这么多年来，动不动就想写书的我却像个习惯性流产的妇女一样，“怀孕”很多，但从未成功“生产”。　　　　
　　　　不过，这一次却因为很多偶然的因素改变了我的“习惯性流产”，因此便有了这本书。　　　　
　　　　2004年3月，全国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召开期间，参加会议的六位浙江民营企业家全国人大代表举行专场记者招待会。因为民营企业家和全国人大代表的双重身份所散发的新闻魅力，加上这是整个人大会议期间的首个专场记者招待会，所以两百多名中外记者蜂拥而至。其间，德国《明镜周刊》的记者向他们提问：“如果马克思到浙江，你们说他会有什么感想？”　　　　
　　　　这是一个看似无趣但却十分刁钻、严肃的问题。向来务实、习惯在无趣和无聊面前慷慨“装傻”的浙江企业家们，本想以笑声和打哈哈来消解这个看似无趣的问题，但广厦控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楼忠福却不肯因为表面的无趣而丢掉一个严肃的问题，等大家打完哈哈之后，他主动接招。　　　　
　　　　他说：“我再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想马克思如果到浙江，看到浙江经济发展得这么成功，首先肯定会很高兴。第二点，我想他老人家也会很惊讶，因为他看到我们的实践已经超越了他的理论。”　　　　
　　　　马克思仍然是一个沉甸甸的、能勾起无数往事的中国历史和现实关键词。楼忠福是在内地具有标杆意义的民营企业家之一。民营企业家群体是分量越来越沉甸甸的、能寄托很多梦想的中国未来关键词。　　　　
　　　　因此这个看似波澜不惊的简短对答，对于一个有宏大叙事毛病、常常在“时间隧道”中穿行的我，有如巨石击水，久久不能停止思索。这一幕不仅冲击着我的内心，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我写《民营企业家：一个群体和一个国家的命运》的愿望。　　　　
　　　　无巧不成书。两会归来一个月后，我的同事——《香港商报》总编助理、《香港商报》浙江记者站主任周建顺先生；正打算写一本关于楼忠福的传记，而且邀请我一起合作。于是我的写书计划再向前走了一步。　　　　
　　　　通过几个月的调查和采访，我们被楼忠福先生充满传奇的人生经历和创业经历深深吸引，被他以及其他浙江民营企业家身上健旺的企业家精神深深感动。楼忠福先生不仅个人命运曲线的起伏跟新中国的国运曲线完全吻合，而且他个人经历中的很多细节也跟国家当时的变化起伏丝丝入扣。　　　　
　　　　选择了渐进改革的中国，每一个阶段的进步，都离不开在体制边沿上创新的中国民营经济力量。而中国民营经济力量每一阶段的成长，又反过来推动了旧体制的变革。一个令世界惊诧的中国经济奇迹，一个日见其好的改革开放局面，其实就是一场体制内外力量协调的“双人舞”。　　　　
　　　　正当我们为楼忠福艰难曲折的早期人生经历、筚路蓝缕的创业经历，以及他身上所蕴涵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的伟大精神而激动不已的时候，素来对内地民企极端不友善的个别香港学者再次向内地民营企业“发炮”。其后，其剑锋直指中国主流经济学者，以及整个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一场始料未及的争论，就此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爆发并迅速蔓延。　　　　
　　　　如果见诸媒体的报道属实，那么最让我们始料不及的是，号称给外国学生讲中共党史的个别香港学者不仅全盘否定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而且否定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甚至连整个中国改革的大方向都否定了。　　　　
　　　　与此同时，历来对改革开放政策持全盘否定态度、主张关起门来自力更生的个别北京学者也在振臂高呼——“我们不仅需要中国的普京”，而且还要“展开系统的‘秋后算账’”——言辞之激烈，大有“金猴奋起千钧棒”的气势。　　　　
　　　　如此情景，真让我们有“今夕是何年”的感慨！如果说这场争论刚开始的时候还有点探讨问题的味道的话，那么到后来，就完全是意气之争和主义之争了。　　　　
　　　　个别学者愿意过什么样的生活、喜欢什么样的明星感觉，是他们的自由和权利。但中国改革的大方向、国企改革的大方向、民营企业家的巨大作用——这些事关重大的问题，是不能含糊，也是含糊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