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力量-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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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逃跑呢，还是把问题摆出来争取对方的谅解和补偿呢？　　　　
　　　　然而，麻烦大了，有时候事情反而好办。楼忠福无奈之下，只好到北京找建设单位说明事由。对方也知道情况属实，虽然双方签有合同，但是如果只是单方面强调合同，而不考虑实际存在的问题，显然对双方都有麻烦。最后北京方面从实际出发，补充了一个协议，东阳三建继续抓紧施工，保证工程按时间、按质量完成，当然对方也要确保三建不赔钱。一个天大的麻烦，一转眼就变成了柳暗花明★。　　　　
　　　　事情并非总是如此，同年发生在宁波的另一场麻烦，可就没有这么顺当了。东阳三建是在楼忠福出任经理后才开始进入宁波的，经过一年多的开拓，1986年基本站稳脚跟，业务也开展得不错。能成此局面，宁波施工队长李昌仁功不可没。这年他负责的一个工地，由于管理上存在众多漏洞，工程还没有完成一半，资金就超过预算。可是李昌仁还没有觉察，这个情况是由公司会计发现的。根据会计的初步估计，整个工程可能要亏损50万左右。　　　　
　　　　这个消息在公司内部引起了极大震动，楼忠福立即从东阳总部派出“老建筑”杜洪寿为组长的工作小组进驻宁波工地，一方面是核查账目，另一方面是保证工程继续顺利进行。　　　　
　　　　但是工地一线民工早已成了惊弓之鸟。他们判断，整个工程亏损这么大，哪还有钱发工资，就算发得起工资也很低，赶紧走人吧！所以工作组还没有到，他们就已经卷起包裹一哄而散了。集体企业的灵活性，在这个时候成了一种“负优势”。当然这也不能怪这些农民兄弟，他们不是国有企业的“工人贵族”，有国家的大树可靠、有旱涝保收的铁饭碗保障，他们才刚刚成为脱离集体的“自由人”，风险自担、冷暖由己。　　　　
　　　　自由的和尚是可以跑的，但东阳三建的庙不能跑，楼忠福这个方丈更不能一走了之。工程还必须继续，进度还必须保证。这不仅是亏损多少的问题，更是关系到公司信誉、名声和未来发展的问题。这个烫手山芋，楼忠福和三建公司必须继续抓着。东阳工人不愿意干，就到温州、江西、安徽等地去找愿意干的人。为了稳定军心保证进度，楼忠福下令保证工人工资及时足额发放，干一天发一天的工资，干得快干得好的还有奖励。　　　　
　　　　最后，工程按时、合格完成，而整个工程亏损则是87万元。87万元正好是楼忠福1984年出任经理的时候，城关建筑公司的资产总值。这一仗自然是损失惨重了。　　　　
　　　　年来年去，冬去春来。1987年，还是在宁波，东阳三建的麻烦又来了。这年8月，《宁波日报》头版登出了一篇题为“黑手莫伸，伸必被捉”的新闻。熟悉中国政治文化的人，从题目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关于官员贪污的新闻。这标题本身就是一句20世纪50年代的毛主席语录，所言说的对象就是开国第一贪污案的主犯刘青山和张子善。　　　　
　　　　宁波这个案子中，被抓的受贿官员是一个负责工程发包的老干部，而行贿者中就有东阳三建宁波工程队的副队长。新闻公报之后不久，宁波城乡建设委员会就展开建筑市场的“治理整顿”工作，下令把那些“作风不正”的工程队驱逐出宁波建筑市场，其中东阳三建就是“被逐之客”。　　　　
　　　　“治理整顿”是中国上世纪80年代非常流行的一个政治名词，也是非常流行的一种行政手法。这种从革命运动的传统中演化过来的简单化的“一刀切”运动，常常被应用来处理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特别是民营企业参与比较多的行业，而后果往往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宁波这次因贪污案而起的建筑市场的治理整顿，就是简单化地采取“一刀切”的清退方式来治理建筑市场的不正之风。　　　　
　　　　尽管这种行政手法有诸多的不合理，但是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威是不容一个外地乡镇企业质疑的，更何况东阳三建宁波工程队确实有行贿的“硬伤”。　　　　
　　　　宁波是东阳三建市场战略布局中的三大主战场之一，楼忠福十分明白被逐出宁波市场意味着什么。所以他赶紧向东阳县建工局汇报情况，希望通过体制内对话来化解这场危机，但宁波城乡建设委员会不为所动。　　　　
　　　　楼忠福的脑子立即转到另外一个渠道上去了，他想到通过新闻舆论的力量来改变宁波建委的决定。因为这次清退行动的影响面是巨大的，不仅东阳三建，还有其他一批建筑工程队，一批工程项目的建设方的计划也被打乱了，而且这些都是宁波市的单位。　　　　
　　　　新闻记者了解到情况后仗义执言、主持公道，一连发了数篇报道和评论，分析和点评宁波建筑市场“治理整顿”措施的是非得失。这些文章一下子把一个独立的事件，提升为浙江省的一个宏观问题、一种改革开放中必须关注的现象，同时也把事件的“政治温度”迅速提升上去。　　　　
　　　　此时东阳县县长童德成觉察到了事态的进展，凭他在体制内历练多年的经验，他“嗅出”了新闻报道烧起来的“政治温度”已经到了“临界点”。他让东阳三建在言语上和新闻报道上赶紧“抽柴熄火”，否则“整锅饭就烧糊”了。　　　　
　　　　“一波还未过去，一波又来侵袭”——真像这段流行歌词所唱的那样，宁波的“波”还没过去，杭州那边的“潮”又侵袭了过来。1987年9月，东阳三建杭州第三施工队在送“试块”去杭州市建筑工程管理站检验的时候，被发现问题。所送的三块“试块”中，有一块居然是旧品。“试块”检验是建筑工程质量监督中的一个必要但并不困难的环节，具体做法，就是要求施工单位在开工前做好三块不同标号的混凝土样品，样品经过管理部门检验测试，如果合格，就可以按照样品标号开始施工，如果不合格就重新做样品再检测。这个队长之所以图方便、敢以旧当新，是因为跟管理站内一个职员比较熟悉。熟人好办事的中国文化心理，超越了规则和程序的要求，所以这家伙无视“红绿灯”的存在，可没想到这次值班的不是熟人，而是别人，结果被逮个正着。　　　　
　　　　拿旧品充当新品送来检测，明摆着是弄虚作假、蔑视监督管理，这还得了？管理站人员发现问题后，上报杭州建筑工程管理局。管理局立即对东阳三建杭州工程队作出处罚：东阳三建在杭州施工面积减少一半。那时候，一个建筑公司能够在一个城市内接多少工程，不是公司自己说了算，还需要官方管理局的“批准”，否则公司能力再大也没有用。　　　　
　　　　处罚当然不单是减去一半施工面积，整个事件还要在行业内通报，这下子损失就不仅是经济上的，还加上了整个公司和楼忠福个人的声誉。楼忠福年初刚刚被评为首届浙江十佳经理，在体制内声誉正隆。现在这个十佳经理的公司居然在质量问题上弄虚作假、妄顾质量安全，这不是天大的讽刺吗？十佳经理还有何脸面见人？　　　　
　　　　清退问题还没解决，现在又飞来一个丢人的“试块”事件，前后夹击中的楼忠福，顿时焦头烂额、气急败坏。他赶紧把杭州的问题连同宁波的问题，一并汇报给东阳县县长童德成。一个乡镇企业的生死好坏，本与一个县官的政绩前途没有多少直接关系，但此时童德成却像个“弱国大使”一样，跑完宁波跑杭州，低声下气地为东阳三建去“游说诸侯”。当然童德成并不只是一味“呵护”着东阳三建和楼忠福，作为父母官，他另一方面必须“关起门来教子”——让楼忠福和东阳三建认认真真直面自己的问题、吸取教训、提高觉悟、整顿队伍★。　　　　
　　　　经过童德成的敲打和点拨，“坚硬”的楼忠福茅塞顿开。他在诚惶诚恐中明白，田间地头、小街窄巷中的“村夫对话”，与冷峻石狮把门的高墙阔院内的“体制对话”是完全不同的。东阳三建要把“合作秩序”扩展到东阳之外，就少不了与陌生的地方政府和官员进行“体制对话”，要进行“体制对话”，就必须掌握和使用“体制语言”。楼忠福立即行动，在宁波和杭州先后展开“体制对话”，用“体制语言”说话。　　　　
　　　　在宁波，楼忠福带着公司随从跑去跟宁波城乡建委认错、致歉，同时以书面的方式检讨东阳三建的错误、汇报公司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和公司内部纪律的整顿情况，并保证日后绝不发生类似事件。然后，楼忠福在宁波召开了一次全公司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这是一次声势浩大的“整风会议”，出席者除了东阳三建全体施工队长以上干部外，还有东阳县和宁波城乡建委的一批官员。会场内挂出红色横幅标语，奏起《义勇军进行曲》，主席台上端坐着宁波和东阳的“首长们”，台下是东阳三建的“八路军干部”各就各位。一派严肃认真的“体制气氛”，与乡镇企业的农民建筑工平日吆五喝六、长呼短叫的作风完全两样。　　　　
　　　　楼忠福在会上通报了公司对宁波工程队的行贿事件的处理情况，对行贿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并强调公司今后要着重整顿“重产值轻质量、重速度轻安全”的经营作风。东阳县的官员以及东阳三建其他一些代表也在会上作了发言，围绕“整顿作风”的主题谈想法、表决心。　　　　
　　　　通过这番“体制语言”的表述，宁波城乡建委也转变了态度，不久就取消原来的“清退令”，允许东阳三建继续在宁波承建工程。　　　　
　　　　在杭州，“试块事件”的处罚虽然已经被长袖善舞的童德成县长解了围，但事情已经通报曝光，舆论影响还在。所以楼忠福在宁波“整风会议”后接着在杭州使用“体制语言”来向业界说话。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请客户揭短”，出席会议代表主要是东阳三建几年来的客户、东阳县官员、杭州和浙江省建设行业管理部门的相关官员，以及浙江部分新闻单位的记者。　　　　
　　　　楼忠福对“揭短会”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他并非只是为了“做戏”。他在会议开幕发言中诚恳地邀请各位客户朋友、领导干部毫不留情地对东阳三建“开炮”★。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就是这样可爱，当一个人真诚地邀请你向他开炮的时候，大家即使有炮要开，也立即客气、委婉起来。代表的发言几乎都是以表扬、理解为主，即使有提意见的也是欲扬先抑，相当委婉。　　　　
　　　　楼忠福趁热打铁，在会上宣布三大措施：第一对所有已建和在建工程进行一次质量大检查，不合格的坚决返工；第二组织“客户访问组”定期对已建工程进行回访；第三在东阳、宁波和杭州开通监督电话，客户发现问题随时举报。　　　　
　　　　楼忠福的这一系列动作，在上世纪80年代是很好的新闻题材，所以“揭短会”的消息，很快就成为行业内和浙江主要媒体的新闻。“试块事件”的负面影响，至此也算转化出一个正面的效果了。　　　　
　　　　当然，这些“体制语言”的使用并不仅仅为了解决临时的问题，对一个粗放的乡镇企业、对于一支刚刚从涣散的农村文明中“洗脚上田”的建筑队伍，这些动作对他们意识观念的转化也具有极大的作用。


第一部分　时间开始了第12节　吃饭筷子可撑船

　　　　韦伯、余英时和梁漱溟等大学者之所以认为中国即使再独自发展5000年也无法发展出资本主义来，其原因除了中央皇权对私有产权的侵犯和压抑外，另一个重要障碍就是儒家文化中的家族伦理观念。这种以血缘亲疏为基础的人伦关系，在地理空间上有一个对应的产物，就是地方主义。　　　　
　　　　血缘人伦和地方主义的观念，对中国各种事情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谁也无法用“数目字”说得清楚。一生都与天、地、人相斗的毛泽东，也曾感慨“条条专政”和“块块专政”的厉害。当然让毛泽东大感头痛的“条条”并不是有血缘关系的“家族藤条”，而是从中央直贯到地方的行政管理系统。不过在计划体制的大家庭内，不同行政系统倒十分类似于同祖同宗的“家族藤条”，只是“身体发肤的血缘”，换成了“行政上下关系的血缘”而已，两者在精神上仍可说是同种同源的。　　　　
　　　　总之，中国人的“精神地貌”让一个伟人都感到行走困难，尚且无法“铁马从容杀敌回”★，一个企业要在这样的背景中展开分工和合作，其难度自不待言。所以中国各地的中小企业是否能够做大、做强，发展成大企业，非常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它们能否超越两座大山——“血缘人伦的条条”和“地方主义的块块”，把市场半径延伸开去。　　　　
　　　　作为一个乡镇企业，东阳三建的“吃饭地盘”，本来就在东阳一县之内，最多也就是偶尔到邻近的县去“客串”一下，地区一级的金华市的市界绝对应该是他们市场半径的终点了。乡镇企业被称为社队企业的时候，他们这一级别的企业的活动范围，就基本是这样被政府限定的。1984年之后这个“紧箍咒”虽然被搁置起来，但是传统习俗和文化心理上的制约仍然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现实的障碍更是摆在眼前。　　　　
　　　　不过东阳三建与众多的浙江乡镇企业一样，即使在社队企业时期，他们也显然不是受“紧箍咒”制约的“悟空”，而是被压在五指山之前、能够上天下海、能够翻筋斗云的“齐天大圣”。也许是因为经历过民国时期工商业文明洗礼的缘故，东阳三建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社队企业时期，其市场半径就超出本县、本市和本省。　　　　
　　　　早在1970年，16岁的楼忠福跟着当时的城关修建社到嘉兴做建筑小工，嘉兴是浙江东北部一个地级市。其后城关修建社不仅走出东阳和金华，还走出浙江，到湖北、江西等省承接工程。1984年楼忠福出任经理前，城关修建公司在浙江的磐安、义乌、富阳、德清和江西、安徽、湖北都有业务开展，虽然业务量不大，但是涉足的地域范围却相当广泛。　　　　
　　　　楼忠福在1984年底出任经理并承包经营后，东阳三建在市场领域的拓展上更是雄心勃勃。公司过去的活动范围也不算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