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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力量-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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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黑云压城的日子，楼忠福最让东阳人难忘的举措就是加大了“软力量”的投入。他把那些本可以属于自己的利润拿来奉献给当地社会，而不是放进自己的腰包。可能是为了在那并不晴朗的日子中制造一点明媚的色彩吧，从1990年的新春开始，东阳三建一连三年都在新春期间大搞文化活动。冯巩、陈佩斯、倪萍、达式常等一批当时全国最红的演艺明星，以及浙江小百花艺术团，都曾是东阳三建大厦的座上常客★。他们为楼忠福的父老乡亲献艺助兴，与东阳三建的工人们同台联欢。此外，东阳三建还举办“东阳三建杯”全国女篮精英赛和全国散文大奖赛，让东阳三建的大名在轻松快乐的气氛中走入寻常百姓的心窝。
另一方面，东阳三建又慷慨捐助当地的社会事业，并以半卖半送的方式，为当地建造了一批学校、桥梁、道路和政府办公楼。
待到记录邓小平南方讲话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在1992年三四月间传遍了中国和世界后，楼忠福和所有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河中畅游的“鸭子”，立即感觉到春潮涌动。他仿佛回到了1984年，他似乎听到战鼓的雷动，他似乎看见了千军万马，他那个硕大的脑袋又开始高速运转起来★。
连续半个月，他天天兴奋，但却夜夜难眠，也不怎么跟别人说话，周围的人都觉得有点奇怪。半个月后，他终于开口。他已经不满足于只做单一的建筑了，不满足于在这波大潮中再驾驶一艘小轮船了。他要组建集团公司，要搞多元化经营。他把自己的想法先跟两位副经理楼正文和吴小伟商量，然后再征求吴宁镇、东阳市和金华市相关官员的意见。
他们没有觉得他的想法不好，在态度上也都表示支持，可是这事情怎么操作呢？浙江省当时有大大小小将近3500家建筑企业，比东阳三建规模大、资质高、产值多、实力雄厚的建筑企业不知道有多少，而且这些企业大多是国有的。而东阳三建不过是千余万固定资产、年产值5000多万、资质只有三级的乡镇建筑企业，这个层次的建筑企业在当时的浙江，至少是数以百计。这样一种局面，怎么可能让东阳三建来先拔头筹，成为浙江第一个建筑企业集团呢？浙江省建设厅和那么多相关管理部门能够批准吗？
楼忠福身边的智囊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具体的困难，可是他却信心十足地告诉大家：“没问题，一定可以，而时间必须快，6月份集团公司的牌就必须挂起来。”他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是4月下旬，而且整个工作都还八字没有一撇，只是他个人拍脑袋的想法。
公司的骨干们还将信将疑的时候，他却安排大家立即分头行动，并决定就在4月26日先召开一次施工队长扩大会议。他以吴宁镇建筑业管理委员会主任和东阳三建总经理两个头衔，把所有能够管得着的60多个施工队长都请来开会。他从邓小平的南方讲话讲起，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的大势和机遇，然后把组建集团公司、实行多元经营的构想和好处告诉大家。
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炼，这时候的楼忠福讲话早已不用什么草稿了，而且极具感召力和煽动力★。施工队长们个个都听得面红耳热，两眼放光。尽管他们在心里多少都有点疑问——楼忠福今次所画的饼是不是太大了一点，但是这么多年来的经历，还是让大家习惯性地相信他的本事，因为这批施工队长们几乎都是跟着他发达起来的。
“我们东阳人很聪明，也特别能吃苦耐劳。我们东阳的建筑业从唐朝起，就形成一支很专业的泥水工和木工队伍，就有了自己的风格。算起来，我们从祖宗那里继承过来的职业，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这一千多年来，建筑行当在东阳风吹不散，水泼不灭。这很不容易，这也是我们东阳人的光荣和骄傲。但是，这也是我们的惭愧，因为我们的祖宗干了一千多年的事情，传到我们手上，我们仍然干得很苦很累，而且也还很不成样子。
“这当然不能完全怪我们，这里面有很多历史的原因。但现在机会来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国大建设的高潮已经来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已经讲得很明白——中国不能再耽搁了。我们东阳人也不能再耽搁了，我们必须搞规模化经营，搞多业并举的集团式经营。我们必须把祖宗传给我们的产业发扬光大、做大做强，不仅要在国内做，还要在全世界做。这既是我们的责任，当然也是我们的希望所在，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你们都有机会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我们要有这个理想，也要有这个志气和信心！‘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看我们的集团就叫广厦建筑集团好了。这事必须快，我看我们必须在一个月内把集团公司的牌挂起来。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下个月这一天一定得把牌子挂起来。★”
“干吧，楼总！我们听你的！”楼忠福的话音刚落，会场上的施工队长就激动得按捺不住了，大家士气很高。可是，这不光是士气就能解决的问题，涉及政府审批环节都不是他们自己能够控制的。
按照当时东阳三建的规模，成立集团肯定是不够的，楼忠福管得着的另外十家公司加在一起也都还很小。楼忠福说，这个集团下面必须有20家成员公司，要搞就搞出个样子，一方面要说服其他的建筑公司加盟进来，另一方面还得新成立一部分公司。
新成立公司倒是没有问题，但说服其他公司进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时间这么短，大家谈判、算账的时间都不够。楼忠福则提出了“核心层、紧密层和松散层”的解决办法。属于他承包经营范围内的企业就是核心层，他管得着但不属于他承包经营范围内的就属于紧密层，那些他管不着的、一时难以解决清产核资问题的企业就属于松散层。反正大家先在名义上“结婚”，成为一家人，柴米油盐的细账日后再说。这样，集团的规模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实质的问题解决后，形式上还得有个章法。可是集团公司是当时中国的新事物，对于它的“五脏六腑”怎么安排、各个部件的功能如何，楼忠福和全公司的人都不懂。很多审批环节也不是东阳市的管理部门能够说了算的，而是需要地级和省级部门才有权审批的。要知道，自己都糊里糊涂的事情，到时候拿到政府管理部门那里审批，不但过不了关，而且还要耗费大量时间。大家都感到为难的时候，楼忠福又当机立断：“这好办！干脆把所有相关的管理部门都请到公司来，按照他们的要求，一次性集中起来完成，这不就省时省力了吗？”
这是典型的楼忠福思路和风格，再复杂的问题，他都能找到最简单的解决方法★。不过，要把这么多“婆婆”请动，可不是谁都能办得到的。但楼忠福能办到，至少在金华市这一级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此时的他已经是体制内外都十分知名的改革红人，他在社会上所兼任的头衔也多了起来，他和东阳三建获得的各种荣誉也比80年代更多了。1990年底他又一次被评选为第二届“浙江十佳青年经理”，这是他第二次从浙江省委书记的手上接过这个荣誉证书了。金华市和东阳（县）市这两级的荣誉，就更是十个手指都算不完的了。
楼忠福和东阳三建头上的这些改革光环，加上楼忠福在体制内外广泛的朋友圈子和良好的人际关系，至少在金华市内是可以省很多麻烦的。但到了省一级，问题就没有那么容易了，特别是作为建筑行业主管部门的浙江省建设厅，可是最为关键的一关。
建设厅是着眼全省的，它不可能给一个乡镇企业什么特殊的照顾，要照顾也先是省一级的国有企业，凭什么让你乡镇企业第一个成为集团公司呢？再说，你东阳三建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斤两，有没有条件凑这个热闹、赶这个时髦。
楼忠福在浙江省建设厅果然碰了钉子。尽管东阳市委书记童德成和金华市建工局局长也出面陪同他去申请，但是建设厅的干部并没有给什么面子。你下面地方干部支持当地企业发展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省厅有省厅的全盘考虑。“条条”和“块块”这两个屁股在这个问题上，也坐不到一条长凳上，楼忠福惟有回到东阳另谋办法。
就这么折腾了一个月，到了5月26日，金华市这一关所需要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市政府的批文也拿到了，就等省建设厅那边松口了。虽然大家都很紧张，但见到楼忠福那副辛苦操劳的样子，也不便问什么。
5月27日，楼忠福出发去奉化，参加浙江省建筑企业协会常务理事会的一次例行会议。他是这个理事会的常务理事。身边的人都觉得奇怪，这个时候还去参加这样无关紧要的会议。
其实，他并不是真正去开会，他是奔着建设厅厅长去的。他知道厅长要参加这个会议，他想当面跟厅长谈谈。会议就一天半时间，但第一天的会议议程很密，中间根本就没有机会谈话，而第二天中午会议就要结束。如果错过这个机会，那么再找时间就困难多了。
楼忠福决定夜闯厅长的房间。厅长早知道楼忠福这个人有韧劲、能磨，事业心很强，所以对他的不请自来也不反感。楼忠福单刀直入，把自己对当前改革形式、对建筑业的发展机会、东阳三建的发展情况和自己未来的构想和盘托出。这些道理厅长自然明白，也表示认同，但厅长却反问楼忠福：“你的公司在浙江既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好，你现在搞什么建筑集团嘛，等时机成熟了再搞不可以吗？”
如果是别人，听了厅长这么说也就乖乖走了，但习惯了被拒绝的楼忠福早就练就了一身“不知趣”的本事。他笑嘻嘻地跟厅长说：“厅长您说的很有道理，我们现在跟人家比确实还比不过。但是厅长啊，小平同志可是告诉我们要敢闯、敢冒的哟！那些最大、最好的企业当然最有条件成立集团，可厅长您帮我们看看，我们是否也有申请成立集团的资格。”
“资格嘛，不是说你东阳三建就没有。可是……”厅长的话还没有说完，楼忠福就插了进来，依旧是笑嘻嘻地说：“那就谢谢厅长了。我等了这么久就等厅长你这句话啊！”厅长都被楼忠福的“滑头”逗乐了，他赶紧补充说：“谢什么，我可没有批准你。”
两人都开心地笑了起来，楼忠福又乘机给厅长递过一支烟，然后又点上火。
“厅长，我们乡镇企业可不容易啊，什么都得靠自己。但我们做得并不差，要是厅里能够更多点支持，我们一定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可一样都是您手下的兵，照样给国家纳税，手掌是肉手背也是肉嘛。”楼忠福乘胜追击，“进逼”已经有点疲乏的厅长。
“楼忠福，你这话说得没错，你的意思我也明白了，对你对事业这股劲我也体会到了。我看现在也不早了，先回去休息吧，我会把你的话放在心上的。”
就这样，楼忠福给厅长留下一个不错的印象和一大堆的烟蒂后，就去睡觉了。
第二天一早，楼忠福第一个到会场，挑了一个最前面的正中位置。楼忠福要在厅长的眼皮底下听他讲话，一来是表示对厅长的尊敬、加深他的印象，二来是要仔细听厅长讲话的内容。
果然厅长在讲话快结束的时候，提到建筑企业集团的问题。但他只是简单地说说并提醒大家，搞集团公司，有条件的可以搞，但不要一窝蜂地搞。楼忠福这时候心里有数了，因为他知道东阳三建是第一家申报的，当时浙江省别的建筑企业有意向搞集团的不少，但开始申报的还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省厅不完全支持，至少不会强烈反对。
很快就到了5月30日，楼忠福再跑建设厅，但厅里主管部门仍然没有盖章。金华市那边能够盖的公章都盖了，但有的公章还得等省厅的批文和公章。6月1日，工商局也破例地先把营业执照先发了，可是省厅主管部门还没有在“准生证”上盖章。怎么办呢？大家都很着急，却无计可施，唯有等待楼忠福的安排。楼忠福经过这一个多月的奔跑，本来粗壮的身体也变苗条了。6月1日晚他再也不忙了，他只是跟公司骨干们说：“通知大家准备好，后天就挂牌！先把孩子生下来再说，不齐的手续可以再补。我看改革的春天就是最大的‘准生证’。”★
1992年6月3日上午，一个“春天的孩子”诞生了——“浙江广厦建筑集团公司”的牌子被高高地挂在东阳三建大厦的门口。楼忠福由一个乡镇企业经理，摇身一变成了浙江第一家建筑企业集团公司的总裁，手下员工1万余人，成员企业18家，集团总资产5000多万元。
1992年中国的新鲜事很多，也是在1992年的6月，中国国家足球队迎来历史上第一位外籍教练——德国人施拉普纳。这个纯粹的巧合，为一年后楼忠福又一个漂亮行动埋下了伏笔。
第二部分 向天堂的方向快跑第3节 推开自由的大门
市场经济的大旗在1992年的改革东风中高高飘扬的时候，那些支持市场化改革的老一辈经济学者都乐得像一群孩子一样。也许是太在意于“送走瘟神”的胜利了吧，他们很多人竟然一时忘记了“宜将剩勇追穷寇”的重任。倒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及时留美“补课”的吴敬琏，在高兴之余不忘记向大家含蓄地预告“重头戏还在后头”！而年轻的樊纲则单刀直入，把铜板的另一面翻开——“单一的公有制永远搞不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必然要打破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
穷寇找到了，而改革力量的追兵也立即赶到——所有制问题或者说产权问题，从1992年开始，逐渐成了中国经济改革演义中的最新剧目。其实这才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产权的明晰化和多元化不仅是企业生命力和独立性的根本保证，也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微观基础。但这个核心问题在当时还相当敏感，而且任务也很艰巨。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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