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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力量-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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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楼忠福而言，这个“坚硬铁匠”的儿子，却十分清楚“打铁需要自身硬”的道理。他跟公司内外的朋友都说：“要打造最锋利的剑，就必须先有最坚硬的锤子。一个企业的好坏主要看企业经营者的能力。我们乡镇企业不像国有企业背后有国家做靠山，我们是没有妈的孩子，死活是没有人管的，必须自己找饭吃。”
那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中，国有经济所占比例虽然呈下降的趋势，非国有经济力量（含准国有的集体经济）的比例在不断超越国有经济力量，但是国有经济仍掌握着整个中国的经济命脉，在体制中仍享受着一贯的“贵族”地位。而与国有经济相适应的旧经济体制仍然运转着，对非国有性质的国内企业的各种制度性歧视、观念性歧视仍然非常普遍。
尽管东阳城关建筑公司这顶“红帽子”能够成为他们闯荡市场的通行证，但是这张通行证在等级森严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名分”的级别还是太低了。“名分”级别低就意味着禁区更多，市场自由度和空间狭小，所以这个问题必须尽可能快地解决。
1985年中，东阳县所属的金华地区变更为金华市，地区变换为市本身就是中国政府为了适应经济改革需要而进行的调整，所以很多东西都可以跟随着一起变化。楼忠福看到了这个机会，不失时机地把东阳城关建筑公司更名为“东阳县第三建筑公司”。“名分”由镇级提升为县级，意味着自由的增加，意味着很多原来不能做的事情现在可以做。而且好处立即就得到体现——公司更名升级后，很快就把东阳另外一个乡镇建筑公司——卢宅建筑工程队兼并了进来。东阳三建也由一艘孤单的木筏，变成了两艘捆在一起的木筏。
但是楼忠福知道，两艘木筏捆不成一艘大船，他并不满足于这个“名分”的小小提升，他清楚自己经营的这个企业如果要真正在市场上站稳脚跟，还必须做到名实相符。他清楚自己公司的家底，承包的时候城关建筑公司总资产不过80万元。除了几栋两层的办公楼、几处构件工场等不动产外，就是一些比较简单的电动机械设备，如刨机、搅拌机、卷扬机等。设备数量只有十几台，无法满足工程量增加的需要，设备资产加起来也就十几万元。职工队伍倒是能够凑个一两千人，但都是些干粗重活的农民子弟和一部分有盖房经验的水工、木工，整个公司连个工程师都没有，员工最高学历也就是高中文化程度。卢宅建筑工程队被兼并后，资产稍微增加了一些，但并没有实质变化。
要在短期内改变整个公司的状况是不可能的，这不是光有想法就可以实行的，还必须有真金白银，需要专业知识和专业人才，但是承包经营才刚刚开始，哪来的资金呢？银行只是老百姓的储蓄所和国有企业的贷款机，对于他所承包的这个乡镇集体企业自然是“金口难开”的。而一个以农民为主体、有工开则聚无工开则散的乡镇建筑企业，又凭什么去招募和吸引人才呢？又一个“阵地”摆在面前，考量着这个东阳“战士”。
第一部分 时间开始了第6节 狼群里有一头狮子
人与人的不同，只有在困难挑战的试金石面前，才能分辨。正因为这个道理的支撑，“是驴是马拉出来遛遛”，才会成为南北通用、永不过时的中国俗语经典。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确实是一个能够遛出驴和马的年代和场所，因为在此之前中国人只有一个“国家雇主”，都被装在不同的公有制“麻袋”里，都没有出来遛的机会。旧有秩序中驴和马的分类，多数都不是实际竞争中遛出来的，而是被按照某种空想和强制的标准来“指驴为马”或者“指马为驴”的。在那个“水往高处流、苹果掉到天上”的时代，即使有“遛”的机会，也只是一种“反熵”或者“劣币驱逐良币”的“逆遛”。而遛出来的结果，正如一首诗中所说的那样——“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竞技场上，游戏规则、理论依据和价值观念等一切，那时候还没有设定的权威，所有参与者都只是“驴马未辨”的“匿名少数”，都在等待着现实困难的筛选。
作为“发于畎亩之中”的乡镇企业经理，楼忠福不满足于只赚几个钱。他能够看到自己和企业的短处，并努力提升自己和自己经营的企业，显然已经超越满足于温饱和求安稳的心态。不过要把东阳三建这艘“木筏”变成可抗风浪的建筑巨轮，楼忠福还必须跃过现实深阔的“檀溪”。
他知道投资设备的风险、得失和难处，但他更从实际经营中看到严峻的现实——凭公司目前简陋的设备根本承揽不到难度稍高的工程，即使能够承揽也无法按质量要求完成。所以他横下决心以贷款来为公司添置设备。设备投资意味着当年利润的减少，很多朋友都认为他这样做是损害自己的利益，但是他看到的并不是一时的得失。他跟朋友说：“一个人有多大的胸怀，就做多大的事业。不抓设备投资今天没饭吃，不抓人才培训明天没有饭吃。企业要发展，就要有积累，利润不能都分光吃光，否则谁都吃不长。”
在贷款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动用了所有办法，在1985年内筹措了160万元购买机械设备，包括货车、拖拉机、搅拌机、卷扬机。160万元在1985年的中国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当年东阳的国内生产总值才4。8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665元，机关和国营单位职工的人均年工资才1148元，集体单位职工人均年工资不到800元。那时候绝大多数上班族每月的工资都在100元以内，能够拿到100元工资的已经属凤毛麟角了。“万元户”在当时算是中国的“顶级富豪”。
这笔投资在当时浙江的建筑界堪称壮举，因为这笔投资比东阳三建在1985年的利润还多，比公司过去十年的投资总和还多。当时浙江的国有建筑企业都很少敢这么做，那些国有企业的经理都感叹楼忠福的魄力和胆量，因为一下子投入这么多钱购买设备国有企业可是要开很多会议、作很多请示才能办到的。但楼忠福说：“我是农民，你们是机关干部。我没有什么好怕的，你们头上有乌纱帽。”★
这次投资壮举的回报效果十分明显，1985年东阳三建的产值从上年的950万元增加到1691万元，利润从上年的67万元增加到139万元。
头一年经营的成功让楼忠福投资设备的决心更坚定，在接下来的三年中，他又投入了800多万元添置机械设备，使东阳三建公司的机械设备在数量上超过1000台，在数量、技术含量和种类方面，都超过同等级别企业，一下子把竞争力的差距拉开。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物资仍然非常短缺，建筑企业的生产还都相当粗放，设备也相当简单，乡镇建筑企业更是如此。如果把那时候乡镇建筑企业比喻成狼群的话，那么设备实力已经大大增强的东阳三建，此时显然正在长出更锋利有力的钢爪。按照经济学原理，资源在最稀缺的地方发挥最大的效用，东阳三建在当时建筑市场中的优势，显然不再是一种“数量型的优势”，而是一种“秩序型的优势”。这种优势，更像草原的狼群中突然“异化”出一头狮子，把原来的秩序都改变了。
当然“钢爪”只是东阳三建的硬件，要让硬件能够运转起来还需要“软件”升级——这就涉及人才和知识。楼忠福在公司大会上曾明确说过：“不抓好质量，今天就没有饭吃，不抓好智力投资和技术培训，明天就没有饭吃，企业就是短命的。”
没有专业知识就没有建筑工程的质量保证，这是个眼前的问题，而人才的培养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所以，楼忠福只有厚礼诚心地从国有企业中请“诸葛亮”了。人才短缺不是楼忠福单独遇到的问题，这是当时中国，特别是江苏浙江一带，所有乡镇和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乡镇企业从国有企业“借脑”的举动，在解决乡镇企业的发展障碍的同时，无意中又带出了中国另一幕影响深远的变化。
尽管那时候中国整体处于人才和知识都比较短缺的状况，但是平均主义和大锅饭思想仍然在国有企业中延续着，国有企业中的专家还没有体会到知识的市场价值。但正是许许多多类似东阳三建这样的乡镇企业的兴起，才逐渐改变了国有经济的这个传统，大批国有企业中的专家被乡镇企业厚礼重金请去当顾问，成了当时一道流行的景象。他们的专业知识，作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稀缺资源”在乡镇企业中发挥了最大的效用。这些专家的才能虽然在国有企业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抛弃“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铁饭碗的勇气和决心，他们对乡镇企业的“体制外服务”多数在周末进行。因而“星期天工程师”作为改革开放初期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出现在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最发达的江浙一带。知识的市场价值，由此开始在中国得到体现。
楼忠福“借脑”的第一个对象是浙江省钱江建筑公司的高级建筑工程师戴达云。楼忠福在1982年的时候就认识了这位高工，在出任东阳三建公司经理后，也不时请他提供智力支援，但当楼忠福提出请他到东阳三建工作的时候，他还是拒绝了。
但楼忠福看上一个人才后是绝不会轻易放弃的，经过再三邀请，最终用诚意和魄力打动了戴达云。这位老专家在1987年退休后，很快就离开省会杭州，到东阳县城为三建工作。除了戴达云，楼忠福还重金从浙江建筑科学研究所等单位聘请了一批高级工程师当技术顾问。有了专家的把关，楼忠福很好地解决了人才短缺的发展障碍，对建筑质量和技术难题再也不用过分担心了。
另一方面，楼忠福并没有放松对公司内部的人才培养，这是一件关系长远的事情，他看得跟设备添置一样重要。那时候，日新月异的改革开放局面和经济的蓬勃发展，让所有人都感觉知识不足，各种各样的培训和教育也应运而生。楼忠福鼓励公司员工参加各种知识和技能，除了组织员工参加东阳建筑工业局的各种短期培训班和夜校外，还抽调公司各部门的骨干和文化基础好的年轻职工到杭州和上海的高校深造，对学有所成者给予奖励和重用。
为了吸纳人才，他甚至做了一件高成本的“傻事”。1987年他给新筹建的金华城乡建设学校捐资22万元，条件是对方必须保证每年输送10名毕业生给东阳三建。可是这个新建的学校要到1990年才有第一届毕业生，那时候楼忠福的承包期正好结束。这岂不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外界都认为他是个“傻瓜”。可他却觉得一点不傻，不管将来谁承包，反正培养了人才都是为社会做贡献。他对人才培养从来就是这么慷慨。
如果把设备添置、知识和技能的提升以及人才培养看作是企业的“三大内功”，那么楼忠福作为建筑公司的经理，他关注的不仅是企业的“内功”还有公司的“外形”。1986年底，他决定让东阳三建有一个更好的“外形”——盖一栋当时在东阳最气派的办公楼。
他的这个决策遭到不少同事、朋友和政府干部的反对，因为当时东阳三建的日子并不宽裕，一下子搞了这么一栋办公楼似乎没有必要。那时候，多数中国人还没有“外形包装”的市场意识，“一流产品，三流包装”的传统还在延续。但楼忠福却看到了“内功”与“外形”同样重要，不能偏废，他说：“我们是建筑企业，不是去讨饭，如果自己的办公楼都那么陈旧、矮小，客户跟你谈业务都没有信心。有了气派的办公楼，每个业务部门和每个工程队都有自己的办公室，客户到来就立即有深刻的印象，对我们也有信心了。”
三建大厦1987年动工，第二年投入使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东阳市最气派的标志性建筑。
就这样，东阳三建这艘“木筏”在“船长”楼忠福的经营下，很快变成了一艘能抗风浪的“轮船”，从内到外都得到了空前的改善和提升。
第一部分 时间开始了第7节 “合作秩序的扩展”
如果把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经济改革；看作是一场没有“标准动作”的“自助舞会”；那么这场舞会显然是没有“舞师”；也没有“乐师”。
30年的计划经济不仅把资产阶级消灭了；也把“皮上的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学说一起“剃”得“无发无天”。所以“舞会开始之后”；吴敬琏等“乐手”都深感学力不逮；年过半百也不得不漂洋过海；短衣匹马地去寻找已成绝响的“高山流水”。周其仁、汪丁丁、钱颖一等一批上世纪90年代后才成为“舞会鼓手”的学者，此时几乎都在美国当学生。
这样，改革大军中的“匿名少数”，实际上是在“二胡的悠扬旋律”中寻找“圆舞曲的节拍”，在“功夫的拳脚功架”中探索“华尔兹的舞步”。
“合作秩序的扩展”
1988年，气派的东阳三建大厦启用后，楼忠福特意在大厦一楼设立了一个在当时整个东阳城区都算很上档次的宾馆。这个宾馆既是员工平时用餐的食堂，也是好客大方、广结人缘的楼忠福招待客人、接待朋友的主要场所。
很多后来成为楼忠福下属和朋友的人，他们跟楼忠福的“情感历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浙江新闻界、文化娱乐界的很多人都记得楼忠福对他们的诚恳邀请：“到东阳来，不管公事私事，随时可以到三建大厦的宾馆来住宿、用餐。”他们并非对“免费午餐”特别在意，倒是楼忠福的大度豪爽和真诚坦率让他们印象深刻。
楼忠福对朋友的热情当然并非始自出任经理之后，而是由来已久。1981年楼忠福在当材料科科长的时候，曾经当过他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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