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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剑桥-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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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吗？”，她替我“包办”了所有的行李，把我“劫持”到了她的房间，在那儿我遇到了带她来的大人——一个比她矮了三分之一，瘦了二分之一的二十多岁的黑人姑娘曼德琳。为了躲避又一次热情的“侵袭”，我主动地伸出了右手。
第一次和两个黑人“同处一个屋檐下”，生活得倒也“有滋有味”。曼德琳把她男友的照片不远万里地带到巴西，放在床头柜上。每天我们换衣服，她都会把照片正面朝下放倒，并郑重地告诉我：“他很害羞，看到你们会不好意思的。”没多久的一天，她的“男朋友”忽然失踪了，当我在她床底下找出照片时，便冲她大叫：“曼德琳，你男朋友害羞得钻到床底下去了！”
Iren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她的笑容总像阳光一般明朗。唯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她喜欢“拥抱”我的习惯，让我喘不过气之余，还有一种“暗香浮动”——她每天早上都要把十几个小瓶里的香呀霜呀之类的玩意儿往身上擦。其中几个小瓶上的英文标签竟是防晒增白露——黑人也能增白？——世界真奇妙！
尽管生活方式有些差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友情的发展，很快我们三个就打成一片了。可一天晚上，房间里却闹出一点小小风波：我睡得膝膝陇陇问，看到曼德琳和Iren从门外进来。便问她俩晚上去哪了，她们谁也不回答我。我提高声音又问了两遍，她们依然像没听见似的。Iren还用取笑的声音说：“瞧她还爱说梦话呢！”我气得从被窝里“嘈”地蹦了起来。“你们去哪儿了？”声音大得把她俩吓了一跳，我自己也猛然清醒——“梦里不知身是客”，我一直在和她们说中文。此时的房间里响起了曼德琳充满同情的声音：“哦，可怜的孩子，她居然还梦游！”
两个埃及“老爸”
我学校的一位好友对埃及文化崇拜得五体投地，她曾与我侃侃而谈埃及男人的面目特点：直挺的鼻梁。深邃的眼眸。微厚的嘴唇……所以当我第一眼看到Gamal的时候，我就一下想到了好友的话。“你是埃及人吧。”我笃定地说。这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瞪大了写满问号的眼睛，“你是会看面相的小女巫吗？”“不，我只是个中国小女孩。”我笑嘻嘻地望着他。“这位是中国小女巫！”从此后他逢人就这么介绍。一天晚上他跑来找我，脑门上肿了一大块。“小女巫，我被人偷袭了，你有没有办法处理一下我的脑袋。”他痛得呲牙咧嘴。我装模作样地拿红花油在他头上抹了几下，并神乎其神地吹了两口“仙气”，大约是心理作用，他居然说不疼了。他用埃及腔的英文一字一顿地对我说：“我在楼下花园散步，有人拿石头从树上砸我。”
“你是黑帮头目吗？”
他摇摇头。
“你是政治领袖吗？”
他摇摇头。
“你是百万富翁吗？”
他又摇摇头。
“那肯定没人谋害你。”
他固执地拉我到楼下看“偷袭”他的物证。在黑漆漆花园的树下我“搜索”到了一个熟透的芒果。“这就是那个偷袭你的敌人？我来帮你报仇”。我将芒果剥了皮，塞迸嘴里。“你吃东西的样子很像我的女儿。”从那天起他便以我的“埃及老爸”自居。
另一位埃及老爸是一位可爱的牧师（英文中牧师一词为 “Father”，与“爸爸”的拼写完全相同）。萨尔瓦多夏日炎炎，气温高达35℃，几乎所有与会者都穿T一shirt，唯有这位牧师先生天天都穿着长袖黑袍，整个人遮得严严实实。我以为“侍奉”上帝的人到底不一样——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后来见他在餐厅里猛灌冰可乐，原来他也并非“酷热不侵”的。牧师先生有两句口头禅：一是上帝保佑；二是我太太说……一日，他问我牧师和中国的和尚是不是一回事。我告诉他至少有三点不同：一、中国和尚一般不喝可乐；二、中国和尚绝对不吃猪排；三是中国和尚不可以有太太。“哦……”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那还是做牧师比较好。”
第四部分：告别剑桥秘鲁追问狂——民主与集中之辩（1）
中国的青少年几乎没有不知道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可当我从一个国外的孩子口中听到这样一个名字时，惊讶之余顿时有了“他乡遇故知”的感觉。这个戴着一副大眼镜的秘鲁男孩看上去文质彬彬，他好学的样子令我谈兴十足，于是便跟他大侃特侃“毛先生”及中国现代史。当我兴奋地“手舞足蹈”、“慷慨激昂”了一番后，他居然“虚心”地向我请教了一个让我目瞪口呆的问题——共产主义是不是说你们中国人都拿一个大锅吃饭？我开始为自己“对牛弹琴”的傻气而后悔了，可还“为人师表”地摆出了个“诲人不倦”的微笑：“世界上有这么大的锅吗？把你们秘鲁所有的钢。铝合起来打口锅也不够中国人装饭的。”“共产党是不是就是搞集权？你们应该和我们这些国家学学民主嘛。”第二个问题简直让我火冒三丈：“集中不等于权。”“这不过是换种说法不是吗？”他紧追不舍。我心里暗暗骂着“孺子不可教也”，口中还耐心地向他解释：“共产党是在民主的基础上用集中的方式统一人民意见，而不是超越民主地实行专制。”说到这里我意识到这话太教条了，他恐怕领会不了。怎样才能深入浅出地让这位“勤学好间”的国际学生开开“窍”呢？我有些犯难了。
那天下午的小组讨论会我恰巧与这个秘鲁男孩分在了一组。整个讨论会由于各人意见不统一开得极不顺利。六点钟吃晚饭，六点半了会议还在艰难地“磨蹭”着。最后我行使了临时小组组长的权利，挥手阻止了他们无休止的辩论，并结合大部分人的意见做了扼要总结。“散会！”话音刚落，大家便“呼啦”冲向饭厅。我拍拍秘鲁男孩的肩：“瞧见了吧，一味搞民主只会让大家吃不着晚饭，民主的基础上有集中，我们才能填饱肚子嘛。”“咕、咕”他的肚子替他说声“Yes！”
这就是International（国际化）
国际会议参加第二届青少年国际网络会议的代表一共47名（25名青少年，22名成人），他们来自美、德、巴西、菲律宾、隆巴迪等大大小小近30个不同国家。会议的正式语言就有四种：英语、法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所以每天人会场前都要去领同声翻译器。一次，一个罗马尼亚男孩来间我借一盘中国民乐磁带，迸我房间的却是三个人——他和两个翻译。他用罗马尼亚语告诉翻译A，翻译A用法语告诉翻译民翻译日再用英语告诉我，一句话转了三道弯，够复杂的！最“酷”的是这次大会的主席，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太，他一人包囊“四项全能”——一天换一种语言在大会上发言，“今天，请问我该用哪国语说话了？”每每她问起这个问题，台下人都用掌声代替回答。
国际市场我从万里之遥的中国拎来的大箱子，有三分之一被小礼物占满了。为了给每位参加会议的人都留一件中国纪念品，临行前老妈从夫子庙到新街口疯狂大采购。“这是中国人的一片情意嘛——万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可我到了这里才发现：各国青少年都比我具有“经济头脑”。头一天，一个布隆迪女孩来敲我的房门，由于语言不通，她一句诸不说就把一条漂亮的手织围巾放在了我手里。我开心地连忙冲她点头微笑说谢谢。她却不紧不慢地竖起了十个手指，嘴里蹦出一个英文单词：“Dollars（美元）”。我连忙把围巾送回她手中，打着手势跟她说我不需要。女孩既不介意更不生气，收回围巾上另一个房间推销去了。
在会议中心的走道里，摆满了各地与会者设置的摊点，整个儿一“世界贸易街”；波利维亚的笛子、索罗门岛的彩裙、肯尼亚的挂坠、斯里兰卡的明信片……只是价格大都不菲。在如此这般“世界商品大潮”的冲击下，我也有些动摇了：到底是随波逐流“下海经商”，还是坚持老爸老妈的“中国情意论”？我最终还是没有将这些“万里鹅毛”们当“烤鹅”去卖——送“鹅毛”是纪念品，更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宣传——金钱诚可贵，友情价更高！
“鹅毛”全送出去后的那天晚上，布隆迪的小姑娘又来敲我的房门——手腕上带着我送她的景泰蓝手镯。她把那条手织围巾又放在了我手里，我正为国外人也懂几分“礼尚往来”而惊奇，她又一次竖起了她的手指——不是十个——只有五个！原来是削价大“甩”卖啊！
国际茶社
“秘鲁男孩事件”使我意识到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实在少之又少。为了给他们来点“文化熏陶”，我在房间里开设了个“国际茶社”，并特意在门外写了一张大海报——“Tea is Free”（茶免费），茶社“开张”第一天，各地“茶客”就络绎不绝。我左手拿着碧螺春的罐子，右手拎着热水瓶，口中轻吟——“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满以为“国际茶客们”会陶醉在中国绿茶的清香中，飘飘欲仙。没想到他们却都好像刚从阎罗殿里爬出来一样，个个面露痛苦之色。一个巴基斯但男孩对我说：“李娜，我认为你以及所有与你有关的事物都美好极了，但，”他举了举手中的茶杯，“中国茶除外。”一个阿根廷女孩“可怜巴巴”地跑来问我要糖：“哪有人喝茶不放糖的广她满脸疑惑地望着我。“哪有人喝茶放糖的？”我匪夷所思地盯着她。但最后还是把一颗大自兔奶糖“贡献”了出来。于是我的“国际茶客”们都好像“心有灵犀”似的，一个接一个来向我要糖，并众口一词：“哪有喝茶不放糖的？”“大白兔”全被他们“抓”走了，我只好重写了一张海报“茶免费，糖自带”。可打这之后，“茶社”生意顿时冷清了下来，不久我只好“关门大吉”了。
Miss China（中国小姐）——我最自豪的名字
临去巴西前我去办公室和各位老师辞行。一位老师以极严肃的口吻对我说：“出去以后你就不仅仅代表自己更代表着中国了。”初初听来多少觉得这话有些“大道理”，可直到我真正走出国门，代表五千万中国青少年参加这样一个国际会议时，我才深切地体会到“代表中国”这四个字所包含的份量。
每天清晨当我步人会议大厅的时候，首先寻找的便是那个放着“China Li Na”的座位牌的位置。青少年国际网络会议，今年已是第二届。可放有“China”字牌的椅子却是第一次出现在这样一个会议上，而且只有唯一的一张。
会议开始的头一天，我便经历了一场“特别的考试”。身着民族服装的我刚刚落座，大会主席就向我提了一个问题：请谈谈你对21世纪儿童生存状况的看法。问题刚刚问完，全会场的人都将目光投向了我。我微笑着望着主席（妈呀！出这么个“馊”问题来考我，想来个“下马威”吗？）镇静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迈着中国女性传统步伐（小步走路延长时间思考），优雅地（这是后来那些“老外”们评价的）走上讲坛。台下众多电视记者打起的灯光让我觉得晃眼，但此时发言的大致要点已在我脑中形成了（曹植七步成诗和我十六步成文其根本原因恐怕相同——急中生智）。我用英语谈了三大方面：一是青少年保护法的建全，即不仅把青少年权利挂在嘴边，还要白纸黑字写进法律里，不仅写进法律里，更重要的是让法律得以实行；二是关于社会范围对青少年的关心，这其中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和文化建设等方面；最后我又强调了青少年的一种自我觉醒，我们不仅仅是被保护者，还要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斗争，而且在向社会“要”的同时，我们也应勇敢地承担起所应承担的责任。此外，我又举了大量实例，借机谈了中国在青少年发展建设方面的成就，这是我在会议上第一次为中国做“国际宣传”。当“China”这个单词不时从我嘴里蹦出来的时候，我看到许多代表赞许地点头，心里特“过瘾”。当天下午，大会主席找到我并郑重地通知：与会代表一致推选我做大会开幕式与闭幕式的主持人，同时兼任亚洲地区特别代表和报告发言人——我挺开心的，那场“有惊无险”的考试的成绩单已放在了我的面前。
第四部分：告别剑桥秘鲁追问狂——民主与集中之辩
以后的日子里，我每天忙得像陀螺：大会开完了，开特别代表会，特别代表会结束，亚洲地区会议又“开张”。为了将10名亚洲代表的意见集中扼要地反映到论坛上，我晚上常常要顶着瞌睡虫的侵袭奋战到11点多——朋友们都当我到巴西旅游，天知道我比上学还累。
在一次大会上，当我做完有关亚洲地区青少年工作成就的介绍后，照例是自由提问与答辩时间。这时，会场上响起一个极不友好的刺耳声音：“我听说你们中国孤儿院里不是有残杀孩子、虐待孤儿的吗？”接着他又开始向与会者解释他所听说的内容。我当时的感觉是义愤填膺，我毫无淑女风度地冲到他面前，不客气的抢过话筒，打断了他的话：“先生，我想请问您是从哪里听说这一切的，是中国孤儿的口中还是西方媒体的宣传？先生，我再请问你去过中国没有？没有。没有，你就没有发言权。我从中国来，我是中国人，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我想在座的恐怕没有谁比我更有发言权了。”我从背包里翻出随身带着的一叠照片，其中有几张便是我在初三时和同学们去儿童福利院帮助孤儿们时照的。“每一位拥有眼睛的人都可以从照片中看到这位先生问题的答案。”那位“慷慨激昂”的先生由吃惊到沉默，一脸的尴尬，口中不停重复着“I am sorry。”
一位德国记者向我提了一个有关性教育的问题：“众所周知，亚洲地区的性教育比起我们西方国家要落后得多。我听说中国的性教育更为闭塞，不知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是的，我们不讳言中国中学生性教育的缺乏。但我倒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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