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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8-蝴蝶飞过苏醒期-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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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是肯德基的汉堡和鸡翅。我才看清楚热东西是汉堡，小东西是鸡翅。我又问林枫阳你给我这些东西干什么，他说你吃啊，你把它们都吃了。我慢慢低头，一口口啃这些东西。
我听见林枫阳对王涔涔说：“我们也吃吧，吃吧……”
参加完赵染的追悼会我才知道，卡车司机当时吓得跳车而逃，半个月之后被公安机关抓获，是个外地来京的打工者。据他陈述，他那天中午喝了点儿酒，迷迷糊糊看到一个人从路边的小卖部走出来。因为离得不远，就踩了刹车，没想到他把油门当成了刹车，一脚下去，卡车像头出笼的猛兽直蹿出去，正中赵染。
学校领导知道了，同学们知道了，所有人都知道经济系的赵染因车祸而死去。在校领导和经济系老师的强烈要求下，法院判处肇事者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我一直没有去法庭，我怕自己看到那个打工者会按捺不住，会不顾一切地杀死他。
是我和打工者一起害死赵染的。现在的生活对我来说失去了本来的意义，我第一次有了厌世的情绪，活着真的没有意思，充满了痛苦。我也深深后悔，为什么我没有对赵染说一次“我爱你”，原来我是这样的爱她，原来她已经成为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人，成为我的精神支柱，一旦坍塌，我的整个人生就没有了丝毫色彩。张家义和何毅轮番来到医院劝我想开点儿，他们说天涯何处无芳草。我一直沉默，直到最后何大班长说了一句：“哥们儿，这世界上三条腿儿的蛤蟆找不到，两条腿儿的女孩儿到处都是，甭在一棵树上吊死。”我愤怒地抄起水杯向何大班长扔去，水杯砸在墙上，粉身碎骨。我喊：“你们给我滚！”他们又像猎狗一样在病房里徘徊了一会儿，从我眼前消失了。
时值四月初，我悄悄回到学校。在学校里转了一圈后发现到处都是赵染的影子，食堂里有她；图书馆里有她；后花园里有她；教学楼里有她。但我一靠近，她就消失了。我用积攒下的零用钱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地下室，趁大家上课时从宿舍搬出来，关掉手机，每天躲在房间里睁着眼睛睡觉。我每星期只是去学校小心翼翼地逛一次，也不去上课。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自己的话多了起来，我每天最爱做的事情就是去附近的广场，和一些陌生人随意攀谈。我经常穿着沾着血迹的毛坎肩，■着一张下巴上遍是胡须的脸和不同的陌生人交谈，且只和陌生人交谈。他们当中有老人、孩子；有女人、男人；有公安民警；有武警战士；有行色匆匆的推销员；有不三不四的小青年。总之，我自己已记不清到底和多少人聊天，但聊天的内容几乎是一致的，您好，有空吗？跟您打听点儿事儿，我女朋友离开我了，她不知道去哪里了，您看见她没有？她穿着白色毛衣……有人骂我神经病，也有人很认真地听我讲，对我说哥们儿，给你点儿钱，怪不容易的，扔下两块钱走掉了。我记得一个正在巡逻的武警战士用警惕的眼光盯着我，我还向前凑，想和他说话，他一伸胳膊，问：“同志，您有什么事情？”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让我的心打了个寒颤，我说：“您好，我找人，您看见我女朋友了吗？”
“你女朋友是谁？”
“我女朋友就是我女朋友，你看见她了吗？她穿白色毛衣。”
武警战士摇摇头，肯定地说：“没看到。”
我说：“要是看到了告诉我一声好吗？”
他问：“你女朋友叫什么名字？”
我挠挠脑袋，说我忘了。于是我就笑了起来，我忘了。我猜想那武警战士是知道我女朋友在哪里的，要不，他怎么趁我发呆时回头多看了我一眼呢？
那天我的确是没想起来赵染的名字，后半夜我从香格里拉饭店门口的喷水池旁爬起来时我看到好多蝴蝶，蝴蝶在空中飞着，喧嚣着，我才想起来，她叫赵染，她不知道在哪里躲着我。毛坎肩上赵染的血已经成了黑色，我一直抱着它才能睡着。我总是会梦见赵染躺在我怀里，浑身是血。
每天早晨醒来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哦，原来赵染死了，出车祸死了，就死在我怀里。我慢慢哭了一会儿，抽支烟，再睡觉，再醒就是晚上，记得向嘴里塞一些东西，却又忘记赵染去哪里了。她为什么不想见我呢？我感觉赵染没有死，她肯定被医院救活了，只是她不想天天见到我，大概是觉得我可怜，再见面会过意不去。
我只有在给父母打电话的时候才能苏醒。我瞒着他们一切，在电话里听到他们的声音，心情就平静许多。他们的声音柔和沉稳，给我带来一种安全感。我抽着烟和他们聊天，一聊就是一个小时，我经常提一些小时候的事，我妈问我怎么问那么多过去的事，我说我想知道，我想知道你们的一切，我想你们。我听见我妈在电话那边抽泣起来，她说不知道是你长大了还是我变老了，我最近怎么总是会哭呢。我说是我长大了，妈你不老，你永远都不老。她说：“唉，傻儿子，我的傻儿子。”
我在这种半清醒半糊涂的状态下度过了两个多月。期末考试后，我再回到学校，我曾以为自己会被学校开除，没想到教务处的一个年轻的男老师给了我一张缓考通知书。他说知道你生病了，考试等下学期再说吧。我奇怪地问我有什么病了？他说好了好了你别多问了。他拉我出了人多口杂的办公室，在走廊的拐角里告诉我一个姓林的男生已经替我办了休学和缓考的手续。我想到了是林枫阳，我又问：“老师，他是怎么办的？”男老师皱了皱眉头，支吾着说：“这年头有钱能使鬼推磨，不过我没收什么好处，都是上面拿了，你可不要乱说。”
《蝴蝶飞过苏醒期》第三部分蝴蝶蝴蝶你哭啦（十一）
6月的一个周末，我把自己洗干净，剪短了头发，坐上火车回到江南小城。母亲一开门就叫开了：“呀，你怎么这么瘦？比上次回来瘦多了。”
我告诉她我学习比较累，可能瘦了点。她心疼地摸摸我的脸，“什么瘦了点？”她说，“瘦了好多，这可不行，你每天都吃什么？在食堂吃吗？”
我支吾着：“在，每天就是那几样菜。”至于是哪几样菜我都不清楚，自从赵染死后，我再也没有去过学校的食堂，早就忘记学校有什么菜了。
“不行，你别省着啊，以后每个月我多给你些钱，你拣些好菜吃，多吃肉，看你瘦的。”看到父母后我拧碎的心才完整一些，神经也松弛下来。家里的灯光比阳光还要温暖，我知道赵染已经死了，克制自己不去想赵染。晚上吃饭时我对父亲说喝点儿酒吧。他说好。
很久没喝过酒了。我拿起一杯啤酒说：“爸妈，敬你们。”我放到嘴边一饮而尽。
那天晚上我不记得我喝了多少，我妈一个劲儿不让我喝了，父亲却说没关系，让我们爷俩好好喝一顿，你不是要去楼上李大妈家拿新做的被单吗？我妈有点儿生气，拗不过我，骂着“有什么老子就有什么儿子”的话，一个人出了门。我妈刚出门，父亲站起来顺手锁上门，坐稳后问：“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我拿着酒杯摇摇头，含糊不清地说：“爸，继续喝啊。”
“你瞒得过你妈还瞒得过我？”父亲说，“你心里有事，大事，我看得出来，说吧。”我不说话，继续喝着酒。父亲等了一会儿，点上根烟，说：“你要是不想说我也不逼你，但是我告诉你，你已经22岁了，不是小孩了，有什么事发生得自己挺着，得自己化解，这世上没有解不开的疙瘩，什么事儿都得往开处想。”
他顿了一下，又补了一句：“是不是失恋了？”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鼻子酸疼酸疼的，又低头喝了一大口酒。
“失恋有什么大不了的，女人嘛，不至于的。”父亲哈哈笑着，“好女孩儿多的是，不值得为这事伤心。”
我“啪”的放下筷子，喊了一声：“没有。”我的举动使他吃了一惊，我又说：“爸，我想休息一段时间。我想去外地呆一段时间。”
“去外地？”他重复着我的话，沉吟了一会，问，“去哪？”
“不知道，还没想好。”
他给我的酒杯里倒满啤酒，说：“人啊，总得面对现实，逃避不是办法，懂吗？”
“我不是逃避，我只是想思考一些问题，找个清净的地方。”
“什么问题？”
“痛苦和幸福。什么是痛苦？什么是幸福？我要追求的是什么？”
父亲长叹一口气，说：“这你得自己去体会。”
整个夏天我几乎都在找蝴蝶，我发现那只又白又大的蝴蝶不见了。我走遍了附近的小山和野地，哪里也没有它的影子。我记得它每年夏天都会出现，我像丢掉一件宝贝似的着急，可着急也没有用，它始终没有再出现。
我想念白蝴蝶的时候，我的锁骨就万分疼痛。九月份来临的时候，当我拿着花500块钱买来的肝炎病假条，戴着口罩去学校教务处之后，就得到了半年的自由时间。大四的上半学期我终于可以暂时离开了。我换了一张神州行的手机卡，用公共电话给宿舍打电话，告诉林枫阳他们我要休息一段时间，不等他们追问我就挂断电话。我站在公共电话亭里听着电话铃声一遍遍地响起，像是为我弹奏的送行曲。我听着铃声，用新的手机号给王涔涔发短信：“我是白长安，我要离开学校一段时间，不要告诉任何人。”她的电话立刻就打来了，我挂掉，又发：“不要通电话，有事短信说。”
她的短信很快就过来了，你在哪？这些日子上哪去了？你要去哪？
我给她回，我很好，别问那么多了，有空再联系，关掉了电话。我揣着平时积攒下来的5000块钱，加上父亲给我的5000，带10000块钱走了。
《蝴蝶飞过苏醒期》第四部分蝴蝶问（一）
我从北京火车站出发，背着硕大的旅行包。我先到了天津，清晨在马路边啃当地的小吃煎饼果子，闻到带着咸腥味道的大风。第五大道上的欧洲建筑充满了哥特式和仿曼尔屋顶突出入口导向的诱惑，它们构成了很多私密性的花园情调，深邃和幽静成为历史憔悴的守候，仿佛每个班驳的铜门，每扇雕刻花纹的窗户都在倾诉着一段古老的故事。透过矮矮的院墙，满园的花木尽在眼底，很多扇挂着蜘蛛网的百页窗紧紧闭着，如同一个被封锁心灵的少女，只能用偷窥的窘迫来掩饰内心的荒凉。道路两旁种植着高大的法国梧桐，它们婆娑地伫立于风中摇曳起稠绿的裙摆。如果从城市上端的一角俯视下去，整个天津就像一只巨大的海螺，躺在渤海岸边沉默不语，而第五大道则是这个海螺中的一颗耀眼的珍珠。早已经习惯这一切繁华胜景的人们，清晨从家中走出，骑上自行车摇摇晃晃地去上班，路过一个早点铺就去买一套煎饼果子，再经过这些道路时，只是专心致志地啃着手中的吃食，却忘记擦去嘴边残留的褐色甜面酱痕迹。
如果在上学和上班的路上能经过小白楼商业区的话，很多人会坐下喝一碗豆腐脑，当吃得满头大汗畅快淋漓时环顾左右，依稀还见到历时久远，斑驳殆尽的英文店名或广告。早期开辟清朝租界的洋人们留下了呛人的鼻烟油和廉价的香水味，他们将很多散乱的小商品零碎收集起来，挂上外卖的牌子，就成了一个百货云集的商业区。住在这里的人们被它们深深吸引，于是天津早在很多年以前便摩登了起来，我身边的一个抽烟袋的老人还用很纯正的天津话讲着天津卫，买卖多，要嘛都有。
我有意和他攀谈起来，十分钟以后我们聊到人生和幸福，老人敲着手中的烟袋，唾沫四溅地说幸福是嘛？幸福就是身体健康，嘛病没有。我问他就这么简单吗？那还有嘛比活着重要？他反问我，我今年71了，就想多活两天，别的嘛都不重要。
“那您年轻时有过爱情吗？”我问。
“当然有，我老伴死的早，可她年轻时倍儿漂亮，号称‘津门一枝花’呢！”
“那您心里不痛苦？”
“痛苦啊，怎么会不痛苦呢？可日子还得过啊，我知道我老伴在天上看着我呢，她肯定希望我活得时间长些，要不等我将来上去了，她一准得把我踢下去，还得说死老头子你怎么也上来，别叫我看着腻歪，滚下去。”说完老人捋着花白胡子呵呵笑了。
我看着他也笑了。
在太原旁边的一个小县城，我坐上一辆出租车，头发乱糟糟的司机问我去哪里，我说去五台山。他说我先去接个人行吗？先不给你打表。我说行吧。他把车开到一个小排挡的旁边，一个像蛇一样的女人从车门外游了进来，坐到副驾驶的位置上。她嘴唇血红，画着黑色的烟熏眼，仿佛刚刚吃过了死去的婴儿。司机淫笑着问：“小翠，最近怎么样？”
“还不是老样子，玩男人呗。”
“赚了多少？”
“昨天晚上玩儿了七个，累死老娘了。”
“那今儿陪我玩玩儿？”
“那得看你出多少钱了，少了可不行。”
“我什么时候亏待过你？嘿嘿。”
我对司机说停车，他回头诧异地问：“不是去五台山吗？”
“不去了，下车。”
我蹲在一棵柳树旁边，看着出租车在阳光里消失，进入阴影，忍不住呕吐起来，大口吐着，将早晨吃的面条全部吐了出来，它们淹没了树下的两个蚂蚁窝。一个小姑娘掩着鼻子从我身边跑过。我看到濒临死亡的黑蚂蚁在我的呕吐物里挣扎，挥舞着脚爪，我扔下去一根稻草，向蚂蚁们说对不起。
风起来的时候我感觉稍微好了一些，扶着柳树站起来，慢吞吞地走进路边的小旅馆。
我有点累。
有一天我在郑州的某条小巷子听几个老人唱着响亮的河南梆子，听到入神时，不小心撞到了一个拿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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