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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0-单腿站立-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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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里亚教授的这封来信，就像他后来写给我的许多封信一样，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和支持，坚定了我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决心。在医院时，我是个病人，对这类问题疑惑不解、惊慌失措，尝试着做些调查归纳。现在，我恢复了医生和研究者的身份。我是多家医院的神经科专家，数百名患有各种各样神经紊乱和疾病的病人在接受我的治疗。我可以对这些病人进行最细致的观察研究——根据与患者的对话和身体检查进行临床调研，根据一系列电子生理学技术进行生理研究，包括对受损的（或者说不活跃的）神经和肌肉的电能潜在性、脊髓和大脑所谓的“唤醒潜能”，特别是感觉大脑皮层、大脑“终端站”，即神经活动形成物体的“身体影像”的区域等等方面的研究。
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了这样的病痛，我想自己可能不会开始这个领域的研究。因为我之前的研究方向与此相差甚远。之前，我的研究主要涉及偏头痛、帕金森神经机能障碍、脑炎后遗症以及图雷特氏症候群（多发性抽动症）。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了这次如此严重的身体影像紊乱，我可能对此不会产生兴趣。但是，自己亲身经历了，并完全得不到理解，这让我非常渴望去了解事情的真相，希望通过临床实践和生理研究找出其真相，如果可能，争取获得根本的理解。这难道不正如鲁里亚先生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吗？
如果说我的亲身经历诱发了我的研究，它同样也是我研究工作的一个非常特别的先决条件。因为，不像我自己的医生以及大多数“兽医”似的医生（鲁里亚这样称呼他们），我能向我的病人们敞开心扉，深刻体会他们的感受，愿意进入令他们感到畏惧的领域，我会倾听他们在患病期间结结巴巴、含糊不清的表达，因为对此，我本人曾有过太深的感受。
当时，我不清楚是否有前辈做过这方面的研究，直到几年之后，我才发现他们有关这方面的记述。我在《伦敦书评》（1982年第11期第4卷）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描述了这个奇怪的状况：
在遭遇那次意外的三年后，我才知道曾有过和自己的情况类似的记述。我接连很快发现三处类似的记载：米歇尔①医生根据美国南北战争的经历写成的著作；巴宾斯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写成的整部著作以及里昂特夫和扎伯洛茨根据他们在二战期间对两百名士兵的观察经历写成的著作……虽然他们都是非常杰出的作者，他们的著作也非常重要，但我周围的人没有谁听说过这些作品，更不用说阅读过了。甚至连作者本人对自己的作品及研究成果也产生了奇怪的健忘症。米歇尔“忘记”了他的“负面的幻象”，巴宾斯基“忘记”了他的“生理综合征”，②鲁里亚教授也“忘记”了里昂特夫的研究成果——虽然这项研究工作是受到他的鼓励，事实上是献给他的。
①米歇尔（Weir Mitchell，1829…1914），美国费城的名医——译注。
②巴宾斯基在此提到了“第三领域”。从传统神经解剖学的意义上讲，这既不是歇斯底里症，也不是“生物体”的病变，而是由于休克以及脊髓和外周机理的大面积麻醉引起的一种严重外伤后的生理紊乱。我自己的“生理紊乱”现象明显属于这“第三领域”——译注。米歇尔医生的著作特别有趣。作为一名年轻的神经科医生，他医治过许多在内战中遭到截肢命运的伤兵，发表了一本名为《乔治·戴洛的案例》的“临床小说”。这是一部充满想像力的案例小说，描写了一位四肢全部惨遭截肢的病人的经历。在他的小说里，医生身份的病人乔治·戴洛这样写道：
我时常惊恐地发现，自己的意识在削弱，对自身存在的意识在削弱。这种感觉非常奇怪，让我困惑……我知道这听起来可能很荒谬，所以我没有说出自己的感受，只是努力去分析它……我把它称之为“个体自我情感缺乏症”。
戴洛继续把我们现在称为“身体影像”和“身体自我”的严重缺乏症的这些感觉归结为“四肢神经中枢的……永久性静默”。很有趣的是米歇尔首先把这种研究成果发表在这篇“临床小说”中，之后，他才勇敢地提出了自己著名的医学研究成果“幻肢”学说。或许，他觉得公众是一群想像力丰富的读者，会认真考虑这个现象，而他的同行可能会对这一希奇古怪的想法加以排斥。
几年来，我研究了大约四百个病例，完成了临床对话和检查，如果可能，还为患者做了录像，并进行了电生理学的研究。其中，一位患者很具代表性。她是位老妇人，左腿萎缩瘫痪。第一眼看到她，我以为是中风留下的后遗症，后来，才知道她的臀骨曾遭受严重的断裂，不仅做了手术，而且很长时间被绑在夹板里不能动弹。虽然手术已经过去三年了，她的那条腿依然没有任何功能和知觉。从解剖学上看，腿部神经没有损伤，神经传导速度也很正常，但肌肉完全没有张力，表现出一种神经支配功能的彻底缺失，即完全的“电动静默”。她自己感觉那条腿像是“丢失”了。传递感觉的脑皮层的唤起潜在性也是空白的，表明那条腿的神经信息缺失，即身体影像出现裂口。（虽然无法有意识地活动那条腿，但有时会出现一种自发的、不受意志控制的抖动，脚会随着音乐敲击。这意味着可以采用音乐疗法，而常规的物理疗法是不起作用的。通过使用一个支撑物，如学步车等，我们一步一步地让她跳舞，虽然那条腿已经三年没用了，最后，基本上完全康复了。）
我研究了近五十名因患糖尿病导致外周神经严重损伤，手脚感知力（运动感知）严重削弱的病人。所有这些病人都感觉他们的手脚“丢失”了或变成了粘在他们胳膊和大腿根上的“异物”。同样，唤起潜意识的研究表明在相对应的传递感觉的脑皮层区域存在严重的感知信息或表象缺失以及手脚影像明显的消失现象。
有二百位病人患有脊髓损伤、疾病或感知缺失症。我们鼓励病人自由大胆地说出自己的感受，（一般的神经科医生是不会这么做的。）病人对自己的状态都做出了奇形怪状的描述。有些患者断了脖子——正如亨利·海德在《神经病学研究》著作中描述的一个病人——感觉自己“只是头和肩膀”组成的。这种灾难性的身体影像缺失症可以很容易通过唤起潜在性的研究得到证实。
我调查过遭受一个或多个肢体截肢的病人，他们呈现出正面幻象、负面幻象或者正负两面幻象。同样道理，他们身体影像上存在的奇形怪状、令人害怕的混乱和缺陷也对应地反射出接收和发送信息的脑皮层同样存在紊乱现象。
多年的观察和研究为我的第一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决定性的答案：身体影像和身体自我的严重紊乱是外周损伤、疾病或障碍引起的结果吗？答案是绝对肯定的！正如鲁里亚教授所说的那样，如果外周感知力或行为遭到的破坏达到一定程度，这种紊乱现象是很普遍的，可以说，几乎是不可避免、无处不在的。
那么，进一步对另一方面的问题暗示了答案：如果这种混乱现象如此普遍，为什么在医学著作中没有经常描述？我允许我的病人不受任何神经学理论的约束，完全自由地说出自己的感受，我一次又一次地从他们口中得到强烈的情绪和状态描述，这些都是我从未或很少在神经学著作中发现的。身体影像存在混乱的病人，他的身体自我同样存在混乱。很显然，每一位这样的病人都要经历一个深刻的本体论过程，身体受损的部分出现分解、减弱乃至湮灭的症状，伴随着出现怪异的不真实感和疏离感，以及同样离奇的焦虑和恐惧情绪。如果患者侥幸恢复之后，同样会出现一种神奇的“重回现实感”和欢愉情绪。用中世纪的术语说，这种经历是一种“自我试验”，即：身份和自我人格的奇异改变，完全与有机神经学的基础格格不入。神经学是以经验为依据的科学，怎么会认可这种事实或身份的彻底改变呢？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接受这样的经历？
经典神经学建立在功能概念的基础上，比如：传感功能、运动功能、智力功能等等。在英国，这个学派的杰出倡导者是亨利·海德爵士（1861…1940）。在海德爵士众多的研究兴趣中，对感知力本质的研究一直是他持久不变的关注领域，在此领域，他是一位勇于创新的先驱者。他早期的一些观察成果来自对其自身的实践。他在自己的胳臂上切断一根传感神经，并对此产生的效果做了极其详尽的描述，通过对感知力的研究，得出了他的最著名的“图像”概念，或者说是大脑中的身体影像，通过这些影像，身体可以“知道”或“控制”自身的运动。经过近二十年的观察研究，他写成了巨著《神经病学研究》（1920年）。让我们看看海德先生对严重的感知紊乱所做的描述：
这类患者完全感觉不到自己下肢被放置的位置。即使大幅度地移动他的脚踝、膝盖和臀部，他依然感觉不到。如果他闭上眼睛，可以把他的腿向任何方向拉伸，把他的膝盖弯曲四十度角，而他自己却完全感觉不到这些移动，还以为他的肢体依然平放在床上呢。当他睁开眼睛，他惊恐的表情更充分证实了他感知混乱的严重性。
《单腿站立》第三部分第七章 启示（二）
多么准确生动的描述啊！让我清晰无误地回想起我叫苏露护士移动我伤腿时的情景。描述绝对正确——但足够吗？
我有个病人，出现完全相同的病变：几个传感神经受损以及几节脊椎骨断裂导致恶性移位病症。但她的症状更奇怪、更吓人、更让人震惊。“我的大腿消失了！”她说，“感觉就是这样。”海德先生所使用的术语是经典神经学的术语，可以刚好描述出功能完全丧失的病症，但无法表达像这样的“消失”征兆，因为，这种“消失”出现在功能丧失之后，但又不仅仅是功能的丧失，比功能丧失严重得多。
海德先生把自己局限在神经功能的研究上，所使用的术语也限制在这个范围，因而，他的著作中便规避了一些很重要、很特殊的病症。现在，让我们把他的神经学语言先放在一边，简单来看看他书中的病人是怎么说的。这种时候（虽然很少），一种非常惊奇的状况便浮现出来。于是，我们读到（《神经病学研究》1920版 412页）那位病人抱怨他的“右腿感觉完全像软木似的”，还有那位在飞机上遭到撞击的W中尉（529页）意识到自己的脊椎受伤了，因为“他感觉自己只有脑袋和肩膀了”。我们不能说海德爵士对他的病人没有表现出个人兴趣。我父亲六十五年前曾是他的见习医生。父亲告诉我海德爵士“充满好奇和同情心”，被病人向他描述的奇怪的病症强烈吸引着。但是，作为一位神经学家，他忽略了这些病例，只是非常偶然、不经意地做了些描述，没有给予足够的强调和重视。这是经典神经学普遍的做法——全力以赴建立起严密的功能研究科学，排斥功能研究以外的任何观察成果。当经典神经学偶尔忘记了自身的这个宗旨，它描述的观察结果会真实、透明地反映患者的病症，一旦回到它以经验为依据的严格信条，这样的描述便模糊不清了。
似乎有点自相矛盾的是，就在前科学时代的黎明之际，在各种学派死抱着自己的信条之时，神经学却敞开大门，容纳各派思潮。于是，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内战期间，米歇尔医生提出了“幻肢”的概念，并通过作品中的人物“乔治·戴洛”生动地描述了感知消失症状。米歇尔在几百名患者身上发现了这种病症。然而，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类似的描述却非常罕见。现实存在的病症在神经学中没有了一席之地。
经典神经学的地位勿庸质疑，对“低层”功能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但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需要一种新的方法、新的科学。这种需求在二战期间尤为突出。神经心理学作为一种新科学萌发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源于苏联，其开创者是鲁里亚父子（R。A。鲁里亚和 A。R。鲁里亚）、里昂特夫和伯恩斯坦等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神经受伤病人的医治方面，传统神经学感到力不从心。通过物理疗法，希望时间和自然能让患者康复。二战中，对“神经疗法”的需求使得“神经心理学”诞生了，提出了超越经典神经学功能的概念。脑部受伤和神经受损的病人在某些行动上表现出特别的困难。神经心理学旨在成为一种行动的科学，它的中心宗旨不是“功能”，而是“功能系统”和“行为表现”。
经典神经学从本质上讲是静态的：它的模型是建立在一个固定不变的中心和功能的基础上。相反，神经心理学从本质上讲是动态的：它由无数个系统组成，而这些系统又不断互相作用、互相影响。“机体是一个统一的系统。”鲁里亚教授写道，这正是神经心理学的信条。这一信条的提出带来了一个恢弘的、自律的、动态的学说。这一学说的伟大理论家伯恩斯坦（Bernstein）是控制论的真正创始人，比诺伯特·维纳（Norbert Weiner）早十五年。
这个学说就像一部庞大的机器，有“编制活动”、“记忆痕迹”、“内在影像”、“图表”等运作方法和程序，这些是可分析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操作的。在某些领域，经典神经学感到“功能减弱”，表现得相当无助，而神经心理学却对患者伤痛有建设性的判断系统、互相作用的系统，试图通过建立一个新系统，一个系统中的系统，达到神经系统的“自由”和“可塑”。不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讲，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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