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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0-单腿站立-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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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种经历应该成为训练所有医生的必修课！——作者注。大多数成年人很多时候都经历过错乱的感觉。许多人睡觉时，压住了一只胳膊，阻碍了神经和供血，醒来发现胳膊神经麻木，感觉上好像不再是自己的胳膊，只是耷拉在自己身体上的一块肉而已，让人恐怖①。大多数成年人都清楚在牙医注入局部麻醉剂后的感觉，好像嘴、舌头都消失了，或者相反地感觉到嘴、舌头都肿胀变形了。当然，许多孕妇在脊椎麻醉下进行生产——现在通常使用硬脑膜的轻微麻醉，而以前使用的整个脊椎麻醉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身体影像的改变，感觉肚脐周围神经死亡了，肚脐以下的身体像石头或蜡像一样毫无知觉，毫无生命，完全不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追溯到多年以前，在包扎室里，当我发生病变的左腿首次除下石膏夹板时，我看到它“精致、毫无生命，像解剖博物馆里的精致蜡模”。现在，从手术台的镜子里看到的我的双腿也是这个模样。我像是个局外人，愉快地观察着这次手术，好像它完全与我无关、毫无关联。正在动手术的不是我的腿，而是一件与我无关的复制品。
这次是右腿受伤，没有像第一次受伤时那样出现大面积的淤伤和水肿，也没有对大腿骨神经造成严重损伤的迹象。手术总体说来比较简单、直接，前后用了不到两个小时。随后，他们给我了一只助行拐杖，第二天，便指导我站立、行走。这与我上次手术形成了强烈对比。上次手术后，我有十五天时间躺在轮椅中或床上，不能动弹，痛苦不堪。
第二天，我真的站了起来，抓着助行器，走了几步，但这就够了——足以证明十年前的那番可怕的情形并未重现。我虽然非常虚弱，但懂得怎样行走，感觉那条腿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没有疏离的迹象。这样一来，就容易了，回到床上，我开始做腿部的运动，拉紧四头肌，恢复肌肉力量。这很简单，我用那条好腿站着，用臀部摇摆那条做了手术的腿，来回摇摆，保持肌肉的良好状态。理疗师对我的恢复进展感到满意，并鼓励我说：“你属于幸运的那群人，没有出任何问题。”
“什么问题？”我查问，“不幸的一群会怎么样？”
“噢，你绝对不会相信的，”她回答说，“随着情况的发展，有些四头肌受伤者会说他们感觉不到自己的腿，感觉腿好像不再属于自己了，无法动弹，他们忘了怎样用腿。你绝对不会相信这些的！”她反复强调。
①我最近收到一位神经学同事克罗拉多大学SJ伯桑博士的来信。信中，描述了在一次看似非常简单的矫形手术后，她需要进行多么复杂的重新练习过程。信中她写道：
四个月以前，我的三角踝破裂，关节囊完全被撕裂。虽然我没有出现您所经历的那种严重的疏离感，但我还是把自己的脚踝称之为“它”，对它没有信任感。我以为通过PT可以恢复运动和肌肉力量，但我发现这还远远不够。我同样需要反复学习和演练以前完全是自动的动作，我不敢骑自行车，不敢让自己陷入一些以前可以反应很快的情境。
她感觉这些动作的意念消失了，需要在脑海中再次“编程”。这的确是卧床不起或矫型束缚带来的危险。由于身体不能做出复杂动作，内在也没有得到训练，（一个人很难想像出身体上无法实现的动作。） 几周内，人便忘记了这些动作，从神经学上或神经心理学上讲，这个动作都成为不可能了。——译注。
②鲁里亚教授曾在1974年问我是否认同腿的左边意识更重要些——比如，是否当右腿受到损伤或动手术时也会出现类似的综合征。当时，我不能给他一个肯定的答复。但当我发现自己正巧面临这样的经历时，不禁又重新想起了他的这个问题。诸如“漫不经心”、“感受缺失”以及疏离感等综合征（普斯氏综合征）通常会影响到身体的右半边，引发非支配性的半边产生机能障碍，这半边与支配性的半边相比，感知力明显降低。他怀疑：较高的感知程度能否防止身边的另一边出现这类综合征吗？——作者注。“噢，是这样。”我说，“的确是这样。我相信。”随后，我将自己早前的经历告诉了她。
回到伦敦，我第一次在自己的康复疗程表上写下了“平静的康复”这几个字。事实上，我上一次的康复过程经历了难以想像、错综复杂的演变以及无法预料但必须面对的性质和生存变化。但这些情形没有再次发生，这一次，我没有“消失”和“遗忘”的感觉，不需要重新学走路。①这一次的康复过程的确是“平静的”，完全没有上次出现的那些复杂现象。但我感到不解的是：这一次，为何我腿的知觉和内在影像没有改变？为何腿的本质或“意愿”没有受到破坏或遭到遗忘？为什么头一次四头肌损伤时自己是“不幸的一群”而这一次自己却成了“幸运的一群”？②
这一次，还有另外事件让我迷惑不解，是一种不同的身体影像紊乱，这是没有预料到的、与上次完全不同的紊乱现象，但这件事表明了身体影像紊乱现象的可塑性。这次意外中，除了四头肌破裂外，我的右胳膊也被撕裂移位，但我没有带石膏夹板，而是用绷带紧紧绑扎着。但我绝对是个用右手的人，又很需要书写（因为左手书写极端缓慢，只能写出孩童般的大字），我便费力用右臂写字，逐渐松脱了绷带。外科医生看到这种情况，决定把右臂完全固定住，用夹板夹住肩膀。装上夹板后几个小时内，我便有种奇怪的肩膀缺失的残障感受，好像失去了肩膀和右臂。更奇怪的是我竟记不起自己的肩膀和上臂，感觉未曾拥有过，好像我天生残缺。我向医生说出了这种感受，他便拆除了夹板，回复原来的绷扎，并严厉地告诫我只能用左手写字。一两个小时内，我的肩膀便“回来”了。
这说明身体影像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发生改变，调整自己，这取决于身体部位的灵动性、用途及经验，而并非是人们看到所谓感觉神经或运动神经的一些传统特性时想到的那样，身体影像是大脑中固定的映像。当肢体被截肢、麻痹或解除时，它的一部分身体影像被擦除，身体影像的其余部分是否可能不断扩展而将之取代呢？
①1983年末，我曾给《英国医学杂志》“临床趣事”栏目寄去一篇文章。他们挺喜欢，但因为过于冗长而拒绝刊出。当右手不能动弹，我又给“临床趣事”栏目寄了一份稿件，只有五十个字。他们被我简洁的文风折服，立刻表示采用，但纳闷我一向喜欢冗长的表述方式，这次如何能做到严格控制。我告诉他们自己发生了意外事故，只能用左手写字，他们回应：“对你的意外，我们表示难过。但它确实让你的文风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作者注。手术后留院期间，我的脑子里充满了这些想法以及类似的念头，急切地想表达出来。因为禁止我用右手写字，自己只好用左手，书写速度慢得让我发疯，我尝试通过口述写作，我给出版商去电话，告诉他自己发生了意外。“哦，奥利佛，”他激动地说，“你完全可以写得简短些嘛！”①
虽然我将这段经历轻描淡写地驱赶到一个不惹眼的地方，却无法真正将它抛之脑后。十年来，脑子里总不断闪现出“为什么”。这个“为什么”在书中没有得到圆满的回答，我始终没弄清楚1974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所有的解释都没能满意地回答这个问题，我的大腿神经受到损伤，但这最多只会引发某些局部的脆弱及麻木，而非整个运动神经及感官神经的中断，不至于让整条腿都失去感知。整个经历实在让人惊恐不解、备受伤害，并成为强烈关注的课题，让我深思，但我没有因此变得畏首畏尾、愤世嫉俗和歇斯底里。倘若这不是传统观念中的神经学问题，也不是传统观念中的精神学问题，倘若既非此又非彼——那么，它是什么？
1880年期间，伟大的神经学家夏柯向他的两位学生巴宾斯基和弗洛伊德布置了一个工作任务：研究出神经器质性麻痹症与癔病性麻痹症之间的区别。弗洛伊德研究发现：器质性麻痹（与麻醉）有着“严格依循神经解剖学”的模式，神经、脊椎通道及其中心在大脑中的分布都是确定的。相反，癔病性麻痹并不遵循这些模式，他们对神经系统的解剖损伤并没做出表述，但表述了由精神外伤引起的概念和感受，却又谨小慎微、含含糊糊。器质性麻痹是指解剖上的，没有内在精神上的成分，而癔病性麻痹是指心理上或精神上的，没有解剖学上的成分。弗洛伊德认为器质性麻痹是“身体上的”，而癔病性麻痹是“精神上的”。
这似乎是清晰无误的——所有神经学家和精神学家都能应用的辨别。癔病性症状通常被称为“伟大的模仿者”，因为它经常模仿器质性麻痹症，因而需要加以说明和澄清。但夏柯的问题其实是从二分论和二元论的角度分析“身体”和“精神”的区别。不幸的是，它引发了一个更深层的，或许是意想不到的结果——如果麻痹、麻醉、使用不能以及疏离感从解剖学上无法理解，那么它们一定是“歇斯底里”或“精神”的病症造成的，其他的任何研究和解释都是行不通的。比如：维尔·米歇尔描述的“反射麻痹”和“负面幻影”，以及更加通俗易懂的解释，即：肢体受到损伤后，出现“缺失症”，这种缺失症状持续的时间比损伤本身更长久。（正如外科医生WR先生指出的那样，这种现象不单发生在人类身上，同样可以在小狗身上体现。）这妨碍了任何对疏离感、消失感和缺失症的真正研究。这些“身体影像”和“自我”的神经心理学上的紊乱在医学的殿堂上没有一席之地。
弗洛伊德的神经学实践和分析没有让他接触到这些病例以及这个现象。但巴宾斯基做到了，特别是在大战期间，在巴宾斯基1917年的著作中，他把由神经末端损伤而引起的各种各样麻痹、疏离感、使用不能以及其他综合征进行了大量的观察研究，这些综合征既不是器质性综合征也不是癔病性综合征，他认为，这种综合征形成了“第三领域”综合征，需要完全不同的理解。巴宾斯基断定这类综合征是生理学性质的，他称之为“生理病理综合征大全”，并以此作为他的书名。正如维尔·米歇尔及其他前人一样，巴宾斯基也假定在受伤处及脊椎骨附近会产生一种“冲击”，即一种反射（可能是连结的）抑制现象，随后，在大脑更深层中，会产生一种类似“病感失认症”的紊乱症状。他第一次描述了大脑右半边损伤的案例，他的这一研究早在海德提出“姿态图解”和“身体影像”的概念之前，也并没有参考谢灵顿医生所从事的奇特的、反传统的观察研究，即：通过每日观察动物大脑皮层感知和运动“点”的变化显示大脑有一种难以想像的可塑性。巴宾斯基的观察结果，正如谢灵顿和海德的研究成果一样，反驳了大脑的映像僵硬不变的概念，十九世纪医学界普遍认为大脑是严格按其组织规则运行的机器，从一定程度上
提出了大脑组织运作的新原则，这些原则与前面所提到的观念完全不同，更具可塑性，更具活力。
但无论是巴宾斯基或海德或谢灵顿，还是后期的鲁里亚或里昂特夫，他们虽然直觉上知道这些原则，却都无法抓住其本质的机制。我自己虽然经历1974年的遭遇，并在随后的数年里，对这次经历（和其他病者的经历）进行了深思，却也收获不大。我清楚地看到那些经历本质上是与生理有关的，但又与古典生理学的模式不相适宜。我清楚地意识到我们需要一种“本体神经学”，一种能解释身体的不同部位（以及它们的空间）如何被“拥有”（或“丢失”）的神经学，一种能为感知的连贯及复合（特别是当感知受到伤害及疾病的搅扰之后）提供基础的神经学。我们需要一种可以摆脱死板的身体/头脑二重性的神经学，可以摆脱死板的物质主义者所谓的“解决问题策略”及“样板”的概念，我们需要一门具有充足实践的神经学，这种神经学注重背景与音乐的感觉，符合人性本质，并在经验、历史和现实中不断调整自己。
可是，我并不清楚这样一种神经学如何才能形成，我苦苦思索，于是，在书的结尾，我似乎从奇怪的心理失常掉入一种不可思议的神秘境界，陷入了康德的“先验性”的教义中。我对自己康德式的精神失常感到懊悔，想从中抽身出来，但由于生理学及生理学理论的限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些科学理论或者更高层的感知和语言都无法解释我的经历，于是，我只能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我想我自己不是第一位，也不会是最后一位无奈陷入这种境界的人。①
①“为何你们这些神经学家最后都变得神秘莫测似的？”心理分析家卡罗·费德曼有一次问我。这个问题涉及到认识论及神学。请参阅《纽约书评》1990年11月11日的《神经学与灵魂》一文——作者注。
②迈克尔·梅尔则尼奇（Michael Merzenich），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教授，曾借助植入电极对猴脑进行了广泛研究——译注。1984年，右腿的经历使我深信时间是维持（或瓦解）身体影像的决定性元素。与1974年的遭遇截然不同，我1984年的这次“幸运”的经历，一部分缘于好运气（我受伤时正巧离医院很近，可以没有延误地做了手术），另一部分原因是大家认可了在医治这类受伤的病例中速度的重要性。1974年，人们普遍认为肢体受伤或截肢后，应该在床上休息一段时间，且活动应受到限制，因此，这就会延长身体影像的紊乱现象，这种现象在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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