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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杜拉的故事-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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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然后用午餐，独自散步，下午3点至9点或10点在会诊室工作，然后和妻子、妻妹或女儿散步，然后开始处理信件和写作，直到午夜1点钟，除非晚上有客人来访。弗洛伊德吃饭似乎特别不愿许多人在一起。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弗洛伊德习惯于“把他新近购买的古玩，通常是一座小雕像，带到饭桌
上，摆在他的面前，陪伴他吃饭。饭后再把它放回书桌，然后再带到饭桌上，放上一两天”。（琼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生活和事业》，第二卷，第393页。）
星期日上午，弗洛伊德看望他的母亲，下午与精神分析学界的朋友和同事在一起，与母亲和妹妹用完晚餐之后，开始写作（前引书，第384页。）。弗洛伊德的妻子经常在下午接待朋友的来访，如果来访者中有“弗洛伊德感兴趣的人，他会到会客室待上几分钟，”琼斯的这段报道非常充分地说明了弗洛伊德对妻子的生活有多少主动的兴趣。（同上（着重号是引用者加的）。）
弗洛伊德的夏季旅游要用大量的时间。这个假期是很好的机会，可以补偿一年其他时间的艰苦、连续的工作。弗洛伊德喜欢旅游，但他不愿意单独旅游。但是，他的假期时间只有很少一部分用来弥补他平常在家极少陪伴妻子的过失。正像前边所说，他出国旅游常和精神分析学派朋友，甚至和妻子的妹妹一路，但是不和妻子同行。对此，有几种不同的解释。他自己有一种解释，琼斯又持另一种解释。琼斯写道；“他的妻子忙于其他职责，几乎不可能脱身去旅游，而且她也经不起弗洛伊德马不停蹄的速度，或没有他那种四处观光的热情。……但是在旅游中，弗洛伊德几乎每天发电报或寄明信片给她，每隔几天
都有一封长信”。（前引书，第15页。）
非常奇怪，只要对象是他心目中的英雄，琼斯的思想就变得如此因循守旧，毫无分析了。任何一个乐意与妻子一起欢度余暇的人，都会控制观光的热情，好让妻子参加进来。弗洛伊德提出了不同的理由，解释他为什么不与妻子一
道旅游，因而上述解释的文饰性质就更加清楚了。他在巴勒莫（Palermo）（他和费伦齐（Ferenczi）一起到那里）寄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我非常遗憾，没有让你们都看到这里美丽的景致。要是能有七个人或九个人，哪怕只是三个人一起享受这种景致，我恐怕就不再是一个精神病学家，也很难说是开辟心理学新方向的创始人，而会成为一个生产像卫生纸、火柴
或靴扣这些实用物品的制造商。现在知道这些已经太晚了，所以我只能继续自私地自我享受，却又深感遗憾。1910年9月15日的信，琼斯引，同上书，第394页。
不用说，弗洛伊德显然是在文饰，实际上，这些解释和那些更喜欢和男性朋友，而不愿意和妻子度假的丈夫们的解释没有什么区别。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弗洛伊德作过自我分析，但是他对自己的婚姻问题却是多么盲目；他在文饰，但他却根本没有意识到他在做什么。本来完全是携妻子出游的事情，总共才两个人，但他却说他该和九个或七个，哪怕只是三个人一道旅游；而后，他又摆出一副贫穷但又十分重要的科学家，而不是一个生产卫生纸的富商的模样——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解释他为什么不愿带妻子一起出国。
弗洛伊德爱情中疑点的性质，也许最清楚地表现在一个梦中，《释梦》见此书英文本第169页。谈到了这个梦。它是这样的：“我写了一部论述某种植物的专著。书放在我的面前，我正在翻看一页折褶起来的彩色插页。每一幅照片上都装订着一只干瘪的植物标本，仿佛是从植物标本集取来的。”。从弗洛伊德的联想中，我可以对此做以下描述：“那天早晨，我在书店的橱窗里看到一本新书，题目是《仙客来》——显然是关于这种植物的一本专著。我想起，仙客来是我妻子特别喜爱的花，我责备自己很少记得带给她一些她所喜爱的花”。
另一串梦的联想把弗洛伊德从花带到完全不同的主题，即他的抱负。“一次，我回想起我确实曾经写过专论植物的东西，即关于西柯植物的论文，它引起卡尔·科勒（Karl Loller）对可卡因麻醉性质的注意”。接着弗洛伊德想起一篇纪念科勒的“Festechrift”（纪念文章），前一天晚上他刚会见过这篇文章的编辑。可卡因的联想与弗洛伊德的抱负有关。他在其他一些地方曾表示，非常遗憾没能继续探索古柯问题；由于中断了探索，他丧失了做出巨大发现的机会。这个问题的提出涉及到这样一个事实：为了结婚，他必须放弃纯理论研究。
梦的意思非常清楚（虽然弗洛伊德在自己的解释中没有看到它）。干瘪的植物标本是中心问题，它表现了弗洛伊德内心的冲突。花是爱和幸福的象征，特别是因为这种花深受妻子的喜爱，但他却很少记得送给她。古柯植物代表他的科学兴趣和抱负。对于花，对于爱，他做了点什么呢？他压瘪它们，把它们放进标本集。也就是说，他让爱情干枯，使它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这正是弗洛伊德的所作所为。他把爱作为科学的对象，但是他生活中的爱却始终是干枯的、不结果实的。他的科学—理智的兴趣比他的爱欲更强烈；科学—理智的兴趣窒息了爱，同时也成了弗洛伊德爱情体验的替代品。
梦中表现的爱情枯萎也非常清楚地涉及到弗洛伊德的性爱以及他的性欲和能力。尽管有些矛盾。弗洛伊德的确相对来说对女人兴趣不大，也很少有性冲动。确实像琼斯指出的那样：“他的妻子无疑是他爱情生活中唯一的女人”，而且，“她在弗洛伊德心目中总是居首位”琼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生活和事业》，第二卷，第386页。。但是琼斯也指出：“和其他男人相比，生活中较有激情的方面在弗洛伊德身上可能平息得早一些”同上。。一些事实证明了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弗洛伊德41岁时写信给弗利斯，诉说自己的心境，然后还附上一笔说：“性的刺激对我这样的人来说也没有更多的用处”《精神分析的起源》，第227页。。很清楚，在这个年纪，性生活对于他来说大约已经结束了。另一件事也说明同一个事实。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提到，他40多岁时，有一次在肉体上觉得被一个青年女子所吸引，自觉不自觉地和她稍有肉体接触。他评论说，他感到非常惊讶，在他身上居然“仍旧”可以发现被这种东西吸引的可能性。他56岁时写信给L·宾斯旺格（Binswanger）：“今天，老人的里比多自然随着财富的分配而消耗殆尽”。即使在他这个岁数，也只是对性生活没有强烈要求的人才承认他的里比多已经放弃了性目标。
如果这个想法合理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弗洛伊德的一些理论也证明了他的性欲受到压抑。弗洛伊德反复强调，性交只能使文明人得到有限的满足，“文明人的性生活严格说来是残缺不全的”，“性欲作为快感的源泉，即作为达到生活目的的工具，其重要性已经明显地减小了。做出这样的推测很可能是正确的”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ion and Its Discontents”），英译本，伦敦，1953年，第76页。。弗洛伊德用假设说明这个事实，他认为，只有当前生殖器、嗅觉器官以及其他“倒错的”欲念没有受到压抑时，充分的满足才有可能；他甚至还考虑到这种可能性，“不仅是文化的压抑，而且〔性〕机能本身的一些性质都会使他们得不到充分的满足，迫使我们走向其他方向。”前引书，第76~77页。
六、补充和阐释对弗洛伊德本人的精神分析（4）
弗洛伊德还认为，“结婚三四年或五年之后婚姻生活就不再像它许诺过的那样满足性需求了，因为迄今为止的一切避孕措施都会削弱性的快乐，影响双方的敏感，甚至成为疾病的直接原因。”“文明化的性道德和现代神经质”，载《文选》，第二卷（“Ci vilizde Sexual Morality and Modern Nervousness”）。
根据弗洛伊德对他性生活的评述，可以推测，弗洛伊德有关性的这些观点是他自己受抑制的性欲的文饰表现。毫无疑问，许多和他处于同一社会阶层、年龄和一般文化修养的人，在40多岁时并不觉得从性关系中获取快乐的时期已经终结，他们也不像他那样，认为结婚几年之后性快乐就不复存在了，即使是非得使用避孕措施不可。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测，弗洛伊德的另一个理论也有文饰的作用，即他的这一命题：文明和文化是本能受到压抑的结果。直截了当地说，这个理论是指：因为我非常关切思维和真理，所以我必然对性不感兴趣。弗洛伊德在这里和通常一样，把个人的经验普遍化了。他恰好是由于其他原因大受性压抑之苦，而不是因为他深深地关切创造性思维。弗洛伊德的性压抑听起来似乎与他把性冲动置于理论的中心地位这一事实相矛盾。但是这个矛盾更多的是表面化的，而不是实际上的。许多思想家都大书特书他们缺乏的东西以及他们尽力为自己——或为他人争取的东西。此外，弗洛伊德是一个持有清教徒式生活态度的人，如果他不能保证在这方面的“德性”，他几乎不可能这样赤裸裸地描写性。
弗洛伊德对女人缺乏亲密感情的另一个表现是他很少理解女人。他那些关于女人的理论是男子，特别是为了遮掩对女人的恐惧而需要统治地位的男子的偏见天真素朴的理论化产物而已。但是，弗洛伊德对女人缺乏理解无须仅从其理论推断，他自己曾经非常坦率地提到这一点。他在一次谈话中说：“30年来我一直研究女人的心灵，但我一直未能回答这个从未有过答案的重要问题：女人想要什么？〔Was will das Weib？〕”“和M。Bonaparte的谈话”，根据琼斯的记载，见琼斯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生活和事业》，第二卷，第421页。
但是，我们在谈论弗洛伊德爱的能力时，一定不能把自己限制在性爱问题上。即使是不牵涉性爱因素时，弗洛伊德对一般人也很少有爱。第一次征服的炽热感情燃烧殆尽之后，弗洛伊德对妻子的关系很明显是一个忠诚但有点疏远的丈夫的关系。他与男性朋友，布洛伊尔、弗利期、荣格以及他那些忠实的学生的关系也是疏远的。不管琼斯和萨克斯（Sachs）怎样过分崇拜地描述弗洛伊德，人们一定会通过他给弗利斯的信，通过他反对荣格，最后终于反对费伦齐而认识到，弗洛伊德并没有爱的强烈体验。他自己的理论观点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关于对邻人爱的可能性，弗洛伊德说：
我们可以从文明社会的一个所谓理想标准中发现这种
提示。它说：“你应该像爱你自己一样爱你的邻人。”它是举世闻名的，无疑比把它标榜为最得意的宗教箴言的基督教更古老，不过它确实不十分古老；过去，人们对它一无所知。我们将采取质朴的态度，就像第一次知道它一样。于是，我们发现自己按捺不住惊讶的情绪。好像遇到了某种不合情理的事情。我们为什么应该这样做？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首先，我们如何做这种事？做这种事可能吗？我的爱对我来说是极其宝贵的，我没有权力轻率地抛弃它。而上述标准却把义务强加于我，迫使我做出牺牲去承担它。如果我爱某个人，他必须在某个方面值得我爱。（我现在不考虑他可能对我有用，也不考虑他对我的性目标有什么可能意义；我们之间没有这两层关系，爱我邻人的律令就会发生问题。）如果他在许多重大方面非常像我，我可以通过他爱我自己，那他就值得爱；如果他比我更完美，我可以通过他爱理想中的我，那他就值得爱；如果他是我朋友的儿子，那我必须爱他，因为我朋友如果遇到什么不幸的事情感到非常痛苦，那也是我的痛苦——我应该分担痛苦。但是，如果他是个陌生人，不能以他本身具有的价值，或他在我的情感生活中可能已经占据的重要地位来吸引我，那就很难让我爱他。甚至可以说，如果我爱他，我就做错了，因为我的爱被属于我的一切珍视为一种特权；要是我把陌生人置于和它们同样的水平，这对它们是不公平的。如果我爱他（以一种普遍的爱）仅仅是因为他也是地球上的居民，像一只昆虫、一条蚯蚓或一条青草蛇一样，恐怕一丁点儿的爱是他命中注定的，而且，根据理性原则，我有权为自己保留爱，因而我不可能赋予他更多的爱。假如理性不让我们赞同这条律令，那么，何必庄重地颁布出这样一条律令呢？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第81~82页。
高谈阔论“性”的弗洛伊德完全是一个典型的清教徒。对他来说，文明人的生活目的就是压抑自己的情感和性的冲动，以此为代价，过一种文明的生活。只有未开化的芸芸众生才不能做出这种牺牲。有理智的天才人物与芸芸众生相反，他们不能满足自己的冲动，因此能够为了更高的目的升华这些冲动。整个文明就是这种本能冲动得不到满足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不年轻的弗洛伊德还没有涉及历史和升华问题时，他的后期理论中所阐述的思想已经活跃在他脑海中了。他在给未婚妻的信中就描述了一连串观看歌剧《卡门》演出时涌上心头的想法。他写道：
芸芸众生发泄他们的冲动（sich ausleben）（纵欲），我们则剥夺了自己。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完整。我们节省自己的体力、精力、享乐的能力和力量：我们是为了某种东西养精蓄锐，但是自己却不知道为了什么。持久压抑自然本能的习惯使我们养成文雅的性情。我们也有更深切的感受，因此不敢对自己要求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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