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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巴黎当华侨-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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ㄖ秸拧ㄎ侍馐辈皇痹谒敲挥辛系降牡胤矫俺隼矗顾侵匦峦辞械馗械剑挥兄秸诺纳睿皇钦５纳睢�1985年，17岁的林建华凭一张荷兰旅游签证，坐小车绕了条没有边境检查的山路，进了法国。当时听人说未成人不能申请政治避难，也就没有动这个念头。当时，温州老乡都明白，申请政治避难也不会获准，却能获得一两年在等待结果期间合法打工的权利。但是林建华不需要这个权利，也一头扎到了黑工场中。当时，他成了温州非法移民中绝少的没有随便编造些理由，完成〃申请避难〃程序的人之一。就这样，在1991年法国改革申请避难程序，同时大赦以往避难申请被拒绝者时，他错过了这个机会。看到和他前后脚来法国的老乡都凭着申请避难的资料，拿到了〃纸张〃，而他还在〃黑着〃时，他沮丧透了。五六年后，提起这事，他还愤愤不平地说，在法国，老实的人不如撒谎的人。
他的道理无可辩驳，但他还是加入了他看不惯的撒谎的人的行列。在那次大赦之后的1992年，他也去报了政治避难。按条例规定，政治避难申请，必须在到达之后三个月之内提交，否则无效，不予审理。于是他只有在申请之时，声明他是在1992年9月到的法国，使得他到法国的时间缩短了七年。他收藏好了所有的申请资料和警方、难民署的回信，想着以此等待下一个机会。但恰恰是这个他自己扔掉的七年，差点儿在五年后，又使他失去一个机会。他的避难申请正好进入刚改革后的审理程序，到第三个月就被拒绝了。他一如既往地打他的黑工。到了1996年，他的独生女儿伊莎贝尔七岁了，上了小学，是他和同居了八年的女友丽芬的孩子。孩子的母亲也是温州人，没有〃纸张〃。在孩子出生时，医院的护士给孩子起了个法国名字。我去过林建华的家，在巴黎北郊贫民区的一个30来平方米的房子里，也是兼做制衣作坊。林建华黑黑的皮肤，微胖，可能是很少出屋，不加修饰，脸上的胡子始终是刮不干净的感觉，稀稀拉拉地留在鼻子下和下巴上。丽芬有高血压病，当她从缝纫机前抬起脸打招呼时，你会发现她有些浮肿。但是伊莎贝尔却是这个压抑的环境里面一个令人欣悦的亮点。
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小女孩，而且活泼伶俐。高兴起来，能在缝纫机之间的狭小的空间里突然来个利索的侧手翻，把她父母吓一跳。看来林建华和丽芬从来都不在她的穿着上马虎，每次见到她，都是一身很神气的童装。她的父母总是很欢迎我的到来，因为他们很乐意看到自己的女儿能够找到一个用法语的谈话对手，叽叽喳喳讲个不停。我把和伊莎贝尔的对话翻译给她的父母听，他们也很是关注。我问这个小女孩，她是中国人还是法国人。她歪头想了想，说：〃老师说的，我们都是法国人。〃伊莎贝尔就在她家附近的小学上学。因为这里有很多外国移民，所以她的班上各种肤色的孩子都有。墙上就贴了一张伊莎贝尔同班同学的集体照，20多个白、黑、黄皮肤的孩子。我给林建华解释道，在学校里，老师一定是反复教导孩子，不管是什么肤色，他们都是法国人。看来，家庭影响，还比不上学校。林建华夫妇对女儿的回答很高兴。他们不怀疑将来孩子会像一个真正的中国女儿一样孝顺父母，但他们也知道，女儿的未来，肯定是在法国。他们希望女儿将来能毫无障碍地在这个国度里生活。
我接着和伊莎贝尔开玩笑：〃你在学校里没有个小男朋友吗？〃伊莎贝尔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狡黠，手指在集体照上同学的脸上迟疑地划动着，他的父母都停下手中的活儿。小女孩的手指在一个黑人小孩的脸上停了会儿，倏地收回了。她把两手在胸前捏着，抿着嘴，不说话。轮到林建华有些傻眼：〃是个黑……黑人啊？〃我不由大笑起来，让他们还是尽早做好思想准备，受法式教育长大的女儿，以后没准儿真的会带上个黑人女婿上门。过了几天，林建华情绪低落地找到我。正是这个给他和丽芬的生活带来欢乐的女儿，让他们一直难受了好几天。原来，学校有一个星期的假期，组织学生去英国度一个星期的夏令营，费用也是属于市政府的教育开支。旅行、住宿，一切都已安排好了，学校让伊莎贝尔给家长带来一封信，让家长领孩子去警察局办旅行证。按法国当时的国籍法，出生在法国的外国人的孩子，18岁时自动成为法国人。在18岁前，如果想要获得法国籍的话，必须由父母提出申请，并且要在法国连续生活五年以上。
这个由父母提出申请的要求，就断了不少非法移民的孩子获得法国籍的可能性。所以，七岁的伊莎贝尔，就身处一个怪异的境地：按法国的教育法，法国国土内的未成年人必须上学，接受公立的免费教育。于是她凭着自己的出生证，顺利地上完了幼儿园，进了小学。但是除了她的老师告诉她，她是法国人之外，伊莎贝尔却没有任何身份，甚至比父母还要〃黑〃：他们至少还有本中国护照。而伊莎贝尔能证明自己存在的，只有一张市政府出具的，注明了她生身父母、出生地和出生时间的出生证。在法国有居留权的外国父母，如果孩子不是法国籍，则可以把孩子的名字和照片附加在自己的护照上，孩子的身份随父母，可以去警察局为孩子办一个有身份证之效的旅行证明，这样孩子就可以由他人照管离开法国国境旅行。伊莎贝尔的学校正是让她的父母去办理这样的手续。但是他的父母恰恰是无力完成在学校看来再简单不过的事。怎么向女儿解释？告诉她，她和她的小朋友们不一样，她不幸地身为黑移民？
她不能离开法国，除非是想彻底离开：没有任何国籍也没有居留证的她，一旦跨出了法国的国境，就别想转身再进来！而这种状况，一直要到她18岁之时？告诉她，这到底是她，还是父母的错？但是孩子能理解吗？而且，怎么去回答学校？林建华和我诉说了一番苦恼，说这两天干脆就没让孩子上学，她闹的时候就哄哄她，估计她的同学已经出发去英国了。伊莎贝尔坐在地上，不声不响地用彩笔涂格子。我和她搭话：〃你知道你为什么不能和同学一起走吗？〃
〃我知道，因为我爸妈怕警察。〃
〃他们为什么会怕警察？他们又不是坏人！〃
〃反正警察会抓他们。我也怕，警察把他们抓走了，就没有人给我做饭吃了。〃
我想，伊莎贝尔对警察的畏惧，可能和温州老乡的一些做法有关。林建华就是这样，在孩子哭闹的时候，他就常常吓唬说：再哭，警察就来了！〃那你想去英国吗？〃我又问。小女孩点点头，眼睛红了，手上的彩笔在纸上乱抹。丽芬在一边叹口气。林建华说：〃真的，老王，想个什么办法，搞个纸张，把我这几年的积蓄全花掉都行啊！〃
第四章 纸张，纸张第30节：几天之差
温州移民中，得不到纸张的人随处可见，得而复失者，除了四眼崽之外，我还认识一位老陈。40来岁的老陈1987年就到了法国，算是巴黎温州人中的老资格了。他和所有的老乡一样，走了申请政治避难的程序。在1991年政治避难审理程序的重大改革以前，法国政府发给所有的申请者一张允许工作的临时居留证。他于是合法地打了两年工，做餐馆的二手，直到1990年申请被拒绝。在他又〃恢复〃了非法移民的身份后，便经营起了小型的家庭式黑工场，加工衣服，收入还不错。他和老婆在中国已经离了婚，在法国和也是没居留证的女友同居。两人的工钱加上雇佣的两三个工人，每月也能剩个三四万法郎。1991年法国改革旷日持久的政治难民审理程序，将期限缩短到6个月。同时，政府认为自己承担了一定的道义上的责任：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旷日持久的审理，使得申请者们在法国建立了正常的生活后，又重新〃沦落〃为非法移民。于是承担这一责任的举措就是在1991年特赦这批〃沦落者〃。老陈将自己的申请特赦的资料交去警察局，当时就拿到了三个月的临时居留证：正式的居留证正在加工制作之中，三个月后可以领取。
上衣兜里揣着这张贴了自己的照片，盖着警察局大印的绿纸，老陈感到自己获得了新生。自己已经不再是黑移民了，有纸张了，法国梦正在变为现实。他在餐馆里订了三桌酒，宴请宾朋。喝得大醉，夜半回家后还记得一件事，他和女友商定，等后天把手头这批活儿做完，就别在家里做衣服了。让那两个工人也赶紧到别处去。这段时间，可千万别出什么事。第二天早上，有人敲门。老陈从窥视孔里一看，剩下的那点儿酒劲也吓没了：警察！但是不开门也不行了。他被带到警察局。解释说自己只是在家做工，没有雇人，那两个工人是他的朋友，自己是帮朋友的忙，在自己家里让出点地方，让朋友也可以有个挣钱谋生之处。被人雇佣做黑工和雇佣他人做黑工，是两种性质的问题。前者只是违反居留法和劳动法，后者属于触犯更严重的刑事法。警方不相信老陈的辩解。认定他是黑工雇主，而且，在那两个工人中，有一个才17岁。资料被警方移交司法部门。老陈赶紧找了个律师，准备打官司。不通法语的老陈也是通过朋友找到了一个律师。中间人说如果让律师包一半，要1。5万法郎，如果让律师全包，要3万法郎。
老陈毫不犹豫地说全包全包，尽管他也弄不明白半包全包究竟有何区别。上了法庭，老陈自然不知道律师是怎么辩护的。判决书下来了，罚款3万法郎，坐牢三个月，不过是监外执行。老陈周围的人都劝他把罚款交了，因为过几个月还得领居留证，得留下一个遵守法律的印象。老陈去法院交了钱，打电话找律师，说是度假去了，凡事度假后才能联系。朋友们也难再给他新的建议。老陈于是就等待着。直到碰上一个朋友的朋友，法文出色，老陈将轻罪法院第31庭做出的判决书给他看，这位朋友在法律术语和专门格式里读出这么一句话：如果被告对此判决有异议，必须在十天内向上诉法院起诉。但老陈碰上这位朋友时，已经是判决的第十二天了。他赶紧采取行动：找了一个中国移民非常熟悉的萨巴提尔律师。这位律师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在华人圈中大大有名，专打华人官司，而且以非法移民的官司为主。每到华人的传统节日，他都会在巴黎的华文报纸上买出版面，向华人致节日问候。他的事务所里专设了华人翻译。老陈付了1万法郎现金，自然是没有发票，萨巴提尔律师的收费从来不低于1万法郎，也从来不开发票。他写了一封信，寄去上诉法院。
个把星期后，华人翻译打电话来，告诉陈先生太晚了。三个月的约会到期了，老陈拿着临时居留证去警察局。在办公桌前，办事员打开他的案卷，他一眼就看到，一张塑料的一年居留证就放在资料的最上面，还有他的微笑的塑压照片，一伸手就可以拿过来。但是办事员的脸色渐渐变得很阴沉。老陈没拿到那张近在眼前的塑料卡，只拿到一封信。那位通法文的朋友给他解释道：警察局根据轻罪法庭的判决，利用特赦条例中〃特赦对象不能有危害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一条，拒绝了他的特赦申请。如果他当时在规定的十天时间内上诉，轻罪法庭的判决就暂时不能生效。上诉案开庭会等不少时间，警方现在还得把居留证发给你……就是晚了几天！但就在这几天里，老陈的命运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了彻底转折。老陈又上诉了。因为萨巴提尔律师告诉他，虽然不能对轻罪法庭的判决提起上诉，但是对警察局的行政决定，就是说对拒绝特赦的决定，还是可以去行政法院上诉的。但这已经是另一个官司，还得出一万法郎。上诉开庭已经是半年以后。我接到老陈的电话，让我去听听，告诉他律师法官都说些什么。我约了我的记者朋友勃盖一块儿去。
还没轮到老陈的案子，我和勃盖就和这位华人圈里知名的萨巴提尔律师聊天，告诉他我们是记者，正做着华人移民问题的调查工作。他以为这个案子还有上诉的必要和取胜的希望吗？萨巴提尔律师微笑着说：〃绝对没有。但是中国人总是要坚持到最后。〃在萨巴提尔律师做他不到三分钟的陈诉时，老陈神情紧张，我给他做的翻译，也不知听没听进去。律师说老陈仅是由于不了解法律程序而耽误了上诉，但是个守法移民，而且还交了罚款……三位法官退庭，五分钟后出来，宣读判决：既然轻罪法庭的判决是有效的，警察局在此基础上做出的决定自然是合理的，予以维持。作为了结，萨巴提尔律师和老陈握了握手，走了。我和勃盖也准备告辞，老陈拉着我们不放，非要请我们去咖啡馆喝杯啤酒。大家刚落座，老陈就嚷嚷着，让服务生给每人来杯啤酒。她女友有些忿然，说，这下该死心了吧？并且让他算算，为了这张纸，他花了多少钱！老陈摇头苦笑道，现在还说这些干什么？没什么大不了的，就算这两年没挣到钱。他女友说这比没挣到钱还麻烦，他以后在法国就有犯罪的底案了，都进了电脑了，以后的路子也都堵死了。老陈说没事没事，不就是下半辈子回中国嘛，中国现在发财的机会多得是。
他说自己出国前在上海认识了一个朋友，当时就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处长了，现在的官肯定更大了。前不久自己给他去了封信，他马上就回信了，还寄来全家的照片，让我和他合作做生意呢……啤酒还没喝完，他就忍不住转脸问我：〃你这个朋友有没有路子？把案底从电脑里抹掉？花点钱也行啊？〃我和勃盖谈论起萨巴提尔律师。〃这是个腐败的家伙！〃勃盖说，在法国，繁杂的离婚案的律师费平均也就是8000法郎。像这样只需出庭一次的简单的案卷，三四千法郎罢了。在报道里笼统说有律师欺诈中国移民，也没什么意义，不过没法将他这种行为直接报道出来，哪怕只是说出萨巴提尔的收费标准，都可能会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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