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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巴黎当华侨-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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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中海的沙滩上晒了一个星期的太阳，总理亲戚说坏了，连尼斯也不遵守法国法律，刁难人。〃这样吧，我们去葡萄牙，那儿我更熟悉。〃朝阳他们已经晕了头，于是又去了葡萄牙，好像葡萄牙那儿法国的法律就容易得到遵守。但是，带来的准备注册两家公司的十万法郎只剩下一半了。总理亲戚说没事，只要注册一家公司，你们三个都是股东，就都能拿到欧共体的居留权。实际上，在法国申办投资移民手续繁杂，得有相当规模的投资额不说，还要有经营计划提交商会审核。必须将银行资金证明和经营规划等等申请资料交上去后，再回原籍国等候法国领事馆的通知，看是否能领到一张投资移民签证。作为持旅游签证的旅游者，哪怕投资千万，也绝无可能就地获得商业移民身份的。个把月后，朝阳他们皮肤晒得黝黑地回到起点巴黎。没再入住旅馆，而是通过一个华侨熟人，找了一个房间一起住下了，自己开伙做饭。总理亲戚打电话来，说是自己在德国做好了联系工作，再去德国办公司拿居留证吧，朝阳他们终于没答理他。原先的法国牵线老头向他们要1。5万法郎的工钱，朝阳和他的朋友也没答理。
老头很不高兴，说自己最不喜欢的就是不付工作报酬的人。如果他们不付钱，那么他和总理亲戚就会采取措施，让他们统统BACKTOCHINA（回中国）。对于朝阳的两个朋友来说，哪怕那老头说的是真话，那也根本不是威胁：他们在家中都有娇妻幼子，一天也不想多待了。但还是单身汉的朝阳认为回去一是脸上挂不住，二是来时已经把自己原先开的一家摩托车配件店转手了。想留下来试试，总觉得运气藏在什么角落里，没准哪天就会迎面撞上。三人在一家餐馆喝了一顿闷酒，朝阳的朋友把剩下的万把块钱统统留给了朝阳，嘱咐他一个人在法国多多保重，觉得不行了，就别死顶着，早点回国，大家共过患难，只要有一条活路，就有朝阳的份。但是，他们也希望看到回国的是一个腰缠万贯的侨商。三人喝得两眼发红，第二天，朝阳送朋友去了机场，自己一个人回到小房间里。他通过些熟人东问西问，想找解决居留证的路子。身上的钱很快就用完了，运气始终没有出现。他决定去做工。
30多了，没有什么手艺，他找到了厨房洗碗的工作，而且就一直干了下去。原先的房子一个人租太贵了，他在一个温州华侨家里搭了铺，终于从雄心壮志要创建海外公司的冒险家沦落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打黑工的非法移民。他每星期有一天休息，会来找我聊聊，经常情绪很低落地说要回家。但是，每次说过之后，又都回到餐馆的厨房里。他和处于同样境地的温州朋友都有个相同的感慨，出国是条不归路，是好是歹，得一直走到头。这个头，就是摇身变为荣耀的海外华侨的一分子之时，如果不能衣锦还乡，家乡就会是永远可望不可及。这个时刻能不能到来，什么时候到来？朝阳不知道，只好在这条望不到头的不归路上一直走下去，一走就是四年。这一次说要回去，又是情绪低落吗？他说不是，刚刚做了决定，最后的决定回去。这会儿就去买机票，一天也不耽误！我们约好在中国城见，地点就在一家出售飞机票的旅行社前。朝阳听说了我想跟踪拍摄他回国的想法，耸耸肩，说你想拍就拍吧。
我们稍稍等候了一会儿，阿兰拿着摄像机也赶到了，我们跟他进了旅行社，他买了张两天后起飞的单程机票。华裔售票小姐也明白了朝阳的举动，微笑地看着他。下一步是跟拍他最后的准备工作，在做出了这个艰难的决定之后，他究竟如何向四年的黑移民生活告别呢？他首先想到用几年的积蓄去买名牌香水、化妆品，作为回国送人的礼物，又花了几千块钱给自己买了一套圣罗兰西服。因为时间很少，他也不货比三家，一天之内就买齐了上万块钱的东西。他原想把出发前的一天留给自己，去巴黎各处的名胜转转。他说除了中国城，总得看看巴黎还有什么别的。但是，最后一天，他又是留在家中，和搭铺的室友抽烟喝酒聊天过去了。我也马上做动身的准备。跟着朝阳回国，把镜头转到国内，对于拍摄纪录片来说，撞上这样推动影片向深处发展的事件，是很为难得的运气。我们扛着摄像机，跟着朝阳去了巴黎戴高乐机场。他在边检处出示了中国护照，这也许是他来法国后第一次主动向警察显示身份。那有什么呢，反正他是要回去了。
他没想到的是，在离开法国前，他必须交一笔1800法郎的罚金，因为他签证逾期不归，而且一逾就是四年。朝阳实在不愿意在所剩不多的钱里再扣去这个数字，就用自己所有掌握的法语和警官纠缠。说自己没有钱了，也没有熟人可借。警官抬眼看见不远处有个摄像机正对着自己，便撇下朝阳，朝我们走来。我出示了办理好的机场拍摄许可证。警官拿着许可证，把朝阳带去了一个办公室，嘴里嘟囔着，还说没有熟人，原来有这么多人照看你。一会儿，警官出来了，把拍摄许可证还给我们，说你们的朋友已经从办公室直接出关了。不知道是否又是因为电视，总之朝阳省了一笔钱。阿兰作为摄影师的工作就到机场结束了，我和他告别之后，也上了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没有了摄像机，朝阳的话似乎显得更坦率些。飞机起飞了，我问他有什么想法。他看着舷窗外渐渐变成地理模型的巴黎，说巴黎还真是美，只可惜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心情好好地玩一玩，决定要走了，就想马上走，生怕自己四处一转，又改变主意了。以后有机会，再来巴黎旅游吧。不能再犹豫了，再这么待下去，只怕是要打一辈子光棍了。
我又问他如果回国是为了找老婆成家，干吗不在法国找一个，哪怕也是没身份证的呢？他说自己这种样子，没居留证，只有个洗碗的活儿，又35岁了，哪个未婚女人会花十几万偷渡来法国，就为了嫁给他？白色的云雾在舷窗外涌动着，巴黎在机翼下消失了。他叹了口气，说自己连说声再见的心情也没有，这四年，就像一个梦。国内家里人对外人都说儿子出国了，在巴黎。有谁知道，如果你自己什么都不是，巴黎又怎么能是你的呢？在广州机场，朝阳见到了专门从三水赶来接他的父亲。他父亲人很消瘦，白发稀疏。老人精神倒很是健朗，张着没几个牙的嘴哈哈乐着，拍儿子的肩膀。儿子却终于不能抑制感情，呜呜地哭出声来，嘴里含糊地说，老了，老了，怎么老多了？我藏在摄像机后面的眼睛也有些发潮。当初和朝阳一块儿去法国的朋友也来机场接他，还有他往日的几个好友，大家上来和他握手拥抱，冲淡了悲伤的气氛。
第六章 温州之旅第41节：伯爵山庄
在温州，我们碰上了30多岁的年轻的姚老板。我和姚老板在巴黎就认识，他在温州人圈里颇有名气，巴黎的温州非法移民，也许都想成为姚老板第二。他在温州有一个机床厂，在全国十几个城市有分销点，在巴黎和意大利都开有进出口公司，经营服装和中国食品。已经在巴黎和温州购置了几处房产。但是，严格说来，他在法国至今仍是个非法移民。他所有的〃纸张〃，只是一个照片是他自己、名字却是别人的意大利居留证，能够让他来回于中国和欧洲。在法国和意大利开的公司，也都是借的别人的名字。他在温州的一处房产，就位于台商投资的别墅区〃伯爵山庄〃。在一个装饰考究的客厅里，姚老板接待了我和勃盖。佣人给我们倒上茶，端上西瓜，客厅里的空调驱走了炎炎暑热，姚老板的谈兴很高。他并不在意他的非法移民身份，说在法国他的温州老板的朋友圈子中，有几个去的时候不是黑移民的？现在有的靠熬年头，办假结婚拿到纸张了，又有什么呢？他自己虽然还没有纸张，但是也算是把事业做起来了。
姚老板和妻子偷渡去法国才九年。六年前，他还和别的黑移民一样，和妻子在制衣工场里打工。只是姚老板那时还是被老板使唤来使唤去的小姚，比别人多个心眼和魄力。他和妻子做衣服的熟练程度提高很快，挣的薪水也不错。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又正是华人服装加工业的黄金时代，工资不错。就这么苦干了三年，他就用积蓄下来的钱，开起了一家小小的地下工场。货源不用愁，在他当工人的时候，就留心那些送货来加工的上家公司，在那个需要加工能力的时期，他很快就和几家价格很不错的上家公司建立了合作。身为黑移民的姚老板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很快，他的地下小工场就不能满足加工需求。于是他找了个有长期居留证的老乡，借名字，开了个正式的工场。但是，即使是有了个合法的门面，雇佣黑工是少不了的。像那些法国公司一样，全然合法地运作，交完各种税和杂费之后，每年挣个百分之十左右的利润，在温州人眼里不算是生意。他们的底线是百分之三十。姚老板说，他之所以成功的经验，是运气加上胆大心细。
他胆大，比方说，找开工场的地点，他就不去找那些楼群里的角落，而是找街边的厂房，开门开窗，把缝纫机踩得轰轰响。他的判断，即使把工场开在一些阴暗的角落里，工人和货物进进出出，也免不了被人看见，鬼鬼祟祟的样子，反而会引起邻居的疑心，招来劳工部门的检查。大大方方去做，反倒不会引起猜疑。而且，他很了解法国人，检举揭发不是他们的习惯，多是因为生活受到打扰之后才会有的举动。制衣工场开在路边，自然要比开在居住区里更少地打扰邻居。心细的一面，是他在把地址选定后，就分别给邻居送去了些酒和水果之类的〃见面礼〃，很客气地表示，在这里开办工场，多有打扰。有时晚上会加班，会有些噪音，如果吵了邻居，希望大家给提出来，随时改进。姚老板说，这样，大家成了熟人，即使有时吵了法国邻居，他们也不会首先去报警，而是会先过来打个招呼，他就有可能将危机化解在爆发之前。他的做法很有效。他的工场在制衣业的黄金时代全力运作了三年多，工人最多的时候，达到20多个。在巴黎，这算是一个很上规模的制衣场了，在这20多个工人里，有纸张的，不到三分之一。但是，居然就没有遇到一次检查。每逢过节时送给邻居的小礼物，获得了最大的效益。
姚老板很自豪地说，他创下了温州人制衣业里月工资最高的记录：他的一个熟练工人，挣过2。4万法郎一个月，这个数目，据他所知，至今无人超过。我粗粗算了一下，按照温州人衣工场的〃三三制〃运作规律，就是说营业额的三分之一属于运作成本，三分之一为工人工资，三分之一为老板利润，工人得到2。4万法郎的工资，就意味着姚老板获得了同样数目的利润。20多个工人，以每人平均挣1万法郎算，非法移民姚老板的利润就在每月20多万法郎，在20世纪90年代初，相当于30多万人民币！姚老板笑笑，说那也是运气好，一个是活儿多，价钱好，再也就是警察不怎么管你。一个月20万也不算多，我知道的工场，有时赚40万还不止呢。那么三年后为什么不继续干下去了呢？是怕被警察查到吗？姚老板摇摇头，说也不全是。他说可以把工场开到警察来的那天关门，就算机器设备全被没收，也只相当于工场两个月的利润。承担法律责任的，就是出名顶替当法人代表的那个人，他每月拿3000法郎，就是出事时去顶罪的报酬。
但是，姚老板解释说，办制衣工场，怎么的也是挣辛苦钱。工人每天干12小时，老板加上开门关门，就得干十三四个小时，再干下去，人都会累垮。所以，当姚老板捞着第一桶金之后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千把万法郎，就决定把这个工场卖给了他以前的一个工人。这个后继的老板却没有了他前任的运气：这几年，制衣业景气大跌，巴黎的大众服装市场上充满了中国进口的服装，使得当地的加工需求剧减，价格下滑，警方加强了打击雇佣黑工的强度，使得工场想私下挣钱更难。原先20多人的工场，现在只有五六个工人，大部分设备都空着。而姚老板却又占了风头之先：在充斥了巴黎大众服装市场的中国进口服装中，有一部分就是来自于姚老板开在意大利的进出口公司。
而且，姚老板在温州还和人合伙投资了一个机床厂，生产供乡镇企业使用的质量未必精良、但是价格很有竞争力的机床，生意也很不错。姚老板是我在第一次温州之旅中最后一个采访对象。我曾经不止一次听巴黎的温州人提到他。他是很有经营头脑的人。尽管像他这样用〃胆大心细〃加运气而获得成功的人，在黑移民中也许只能占上百分之一，但却成了百分之百的黑移民的向往。
第六章 温州之旅第42节：出去；还是不出去（1）
我们那次去温州，受几个在巴黎的熟人之托，问候他们留在国内的亲人。很快，我们就发现那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老秦是这些熟人之一，他到法国已有五年，妻子素华还在温州，在靠近市郊的一个集市上包了个摊位卖衣服，两个儿子，大儿子秦立江，25岁，在一家卡拉OK当保安，二儿子秦立海，19岁，高中毕业后就没事做，偶尔上集市帮着他妈卖卖衣服。老秦让我们去他家里看看他的老婆孩子，顺便把老婆给他做好的几件衣服带回巴黎，素华是个很好的裁缝。我们到了老秦家里做客，素华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但没能吃上几口，我们就成了一场激烈的家庭争吵的旁观者，还被争吵双方强烈要求作为评判人。争吵的原由是素华和二儿子秦立海想走父亲的路，出去。老大秦立江则坚决反对。而且他的反对方式很激烈，当着我和勃盖的面，就把筷子往桌面上扔。
他们用温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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