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巴黎当华侨-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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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飞撞上的就是这样一个坏蛇头。她家在瑞安下林镇；家里开了生产瓷砖的小厂，生意还不错，小飞初中毕业后，就一直帮着开瓷砖厂的父母打工。她有三个姐妹；大姐在当地结婚了；二姐小燕两年前先她一步；偷渡去了法国。看到姐姐从法国寄回家的照片，全是长裙飘飘，蓝天白云，鲜花草坪，小飞羡慕不已，就开始和家里闹，说爸妈偏心，只让姐姐去法国。尽管姐姐在来信中也说在法国很苦，但是小飞已经烦透了每日瓷砖流水线的噪音和家门口的拥挤，对自己能在法国拥有的未来充满了憧憬，为了这个未来，她做好了到法国时吃大苦的打算，她是下了决心要去法国了。父母便又筹集了10万元人民币，让刚满18岁的她跟随蛇头，踏上了西去的征途。　　　　
　　　　出发时并不知道这一路上究竟要翻越多少道山山水水，这个蛇头和他的同行们一样，也不给详细的解释，只是拍胸脯包你到，而且包你顺顺当当地到。在他的嘴里，从温州去法国比去北京难不了多少，说是沿线各个国家的海关全买通了，一路坐火车下去，半个月，沿路看看风景，就能到巴黎了。这让担忧小飞年幼的父母觉得不少宽慰，毕竟小飞才18岁，以前还没出过远门。和小飞一起走的是同村的几个小伙子，都是平时很熟悉的乡邻，她父母也就略觉踏实些，觉得路上能有个照应。于是千叮咛万嘱咐，眼泪汪汪地送自己的女儿上路了。路上同村的小伙子是挺照应小飞的，但很快就到了谁也照顾不了谁，各人顾各人的时候。　　　　
　　　　第一步还很顺利，蛇头帮小飞一行五人全都办下了去俄罗斯的签证。但是，到了莫斯科，不知怎么，再往西走就卡住了，五个人在莫斯科的一个小房间里待了将近两个月。第一次坐火车，企图向西进入乌克兰，但是在乌克兰边境被挡，只好又折回俄罗斯。第二次又坐火车，再去乌克兰，还没到乌克兰边境，五个人的护照在火车上就全被俄罗斯警察没收了。这时已经是晚上，带队的二老板过来宣布，说再有15分钟，火车靠近边境会减速，就跳车，大家往车厢接头处去集合。小飞吓坏了，看着黑乎乎的窗外，怎么也不肯去跳车。二老板凶凶地说，走这条路，都得跳火车，大家都是这么走的，你要是不跳，你就一个人待在车上好了。小飞是哭着跳下去的，她记得整个人一下悬空，像是被人狠狠地抛在地上，也不知滚了几滚。衣服好多处被扯破了，身上到处都痛，就这样进了乌克兰。我以前也听一些温州的年轻黑移民讲过跳车的故事，这些年轻的小伙子讲到自己摔得鼻青眼肿时，都有些神色黯然。我没想到坐在面前，脸上稚气未退的女孩，居然也经历过同样的故事。


第一章　进入黑工场的摄像机第7节：阿强、小燕和小飞（5）

　　　　而且这故事还没完。从乌克兰西进捷克，也是坐火车。大家是在离捷克边境不远的一个小镇上车，时间已经是晚上。不过这回在上车前，二老板就告诉他们，过个把小时，他们就要和上次一样，再跳火车。在乌克兰和捷克之间，有两道相距100多米的铁丝网，到了铁丝网时，火车会减速的。过了第一道铁丝网，大家就得马上跳车。然后顺着铁丝网往南走200多米，就能看见铁丝网上绞了个大洞，人能钻过去。二老板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过了第一道铁丝网才跳，跳早了白跳，第一道铁丝网上没洞，过不去。过了第一道铁丝网一定要跳，否则，第二道铁丝网一过，火车就进捷克的站了，你们就等着被警察抓吧。二老板反复强调跳车的时机，是因为这回得由小飞他们自己跳。二老板说他有证件，可以进捷克，他就在捷克一个叫〃瓦各扎〃的车站门口等自己的客人。他告诉小飞他们，说进了捷克，就是一个小城市，随便拦住一辆出租车，只要说〃瓦各扎〃〃瓦各扎〃，司机就会把他们送到的。二老板让大家重复了几遍〃瓦各扎〃。　　　　
　　　　小飞头脑里是一片空白，只能想到跟着大家走。她说，要是别人去跳河，她也会跟着跳河。结果是五个人都跳下了火车，在夜色里摸到了铁丝网的洞口，该是进了捷克的境内，深入到了一片麦田里。这时夜色已深，大家不敢再往前走了，就在麦田里藏身。小飞说当时只能看到天上的星星，周围什么也看不到，自己怕死了，又想起了家里的爸爸妈妈，于是就只知道哭。边上的人劝她，说没什么，要是被警察抓到，就说自己是中国人，大不了送回中国去。没准这样还好，跟着这个老板走，可能哪天连命都送了，还到不了法国。　　　　
　　　　天亮时，大家看出，不远处是个小城镇。于是大家就摸到路上，拦住一辆出租车，按二老板说的〃瓦各扎〃告诉司机。司机看着递上来的100美元，没多说什么，十几分钟，就把他们送到了一个火车站门口。二老板已经在那儿焦急万分地等着了。在捷克，他们和大老板会面了。大老板客客气气地说大家辛苦了，这一路上，本来海关都是买通的，但是谁知道他妈的最近查得严了，只好这么走走停停。现在好了，再往前走一个国家，就到西欧了。大家谁也不敢抱怨，只说没什么，能早点到就好，能早点到就好。大家是爬山从捷克进德国的。小飞也记不清黑夜里在山上转了多久，至少有两三个小时，她筋疲力尽，连手里拎的一个装了几件换洗衣服的小包都不知什么时候扔掉了。最容易的一段是从德国到法国，坐小车，也没人查，就过来了。从温州到巴黎的全部旅程花了近四个月。小飞的姐姐小燕插话道，小飞到巴黎是我去接的。她原来是胖乎乎的，见到她时，她是又脏又瘦，我认都不敢认。　　　　
　　　　姐妹俩一起在别人家里〃搭铺〃，也就是说在同乡家里租一张床，每人的月租金800法郎。很多家里有些剩余空间的温州老乡，会置上几张床出租，以分担巴黎昂贵的房租。这种做法，称为〃搭铺〃。虽然一个房间至少也会有四五个房客，很拥挤，但收入低又必须最大限度省钱的非法打工仔们也得以有个安身之处，所以，在巴黎美丽城的华人店铺门前，总是贴满了〃有铺搭〃、〃寻搭铺〃之类的小启事。一个月前，小飞又和姐姐一起来这个工场里打工，算算，到法国也快一年了。现在小飞很是失望，说法国照片上看上去好，可原来就是这样啊。出了拥挤的〃搭铺〃的房间，就是进到地下制衣场，这成了她在法国一年生活的全部。更重要的是，生活苦，干活累，还不是最令她失望之处，〃吃苦我不怕，在家里也是这么苦干，没想到到法国来，干也没得干！〃小飞最后一句话，让我心里一动：觉得如果要给未来的片子写一个介绍，这就是很好的标题。　　　　
　　　　〃干也没得干〃，很典型地揭示了当时非法移民的处境。1996年和1997年那几年，法国经济衰退，大面积的失业，黑移民居然也卷入其中。同时，失业率愈高，政府打击非法雇工的力度就愈强，黑移民找活儿干就更难。小燕阿强和来了法国几年的同伴，亦步亦趋地沿着先行者的路，却没有了他们的运气：本来打工两年左右就可以还清借来的偷渡费用，现在很多人混了五六年了，债还没还清。


第一章　进入黑工场的摄像机第8节：进入黑工场的摄像机

　　　　为了不引人注意，去工场拍摄只有我和摄影师阿兰两人。摄像机也装在一个大旅行袋里。我们还特意将车停在离工场二三十米远处。当阿兰从旅行袋里拿出十来公斤重的摄像机时，晓蒙和工友们很感兴趣地围上来，轮流看了一遍取景器。阿兰揿下按钮，就着改装的仓库拍下了一些黑工场的画面，这也许是法国电视史上第一批华人地下工场的电视画面。30出头的摄影师阿兰跑过世界上很多国家，在泰国长期工作过，在他身上，看不出一点法国人的矜持。我曾有过担心，这个扛着摄像机的白人会不会让工人们感到不自在。一个摄影师，很自然地希望拍摄的画面能体现自己最好的水平，免不了要求外界做适应他的镜头的改变。　　　　
　　　　一次拍摄不成功，便会要求被拍对象配合，再来一次。拍完一个镜头就置身事外，也是休息一下，等导演安排下一个镜头。和人物交流并不是他的工作，但是，我明白，仅是这样的职业习惯，就会破坏我们和工场里这些特殊的被拍摄对象之间脆弱的平衡。这里没有一个工人有过面对媒体的经历，如果阿兰过于职业化，就会使工人们感到别扭、不快甚至是屈辱，影响他们的配合。　　　　
　　　　但是，阿兰消除和工人之间的陌生感之快、之自然，出乎我的意料。他很随意地接受晓蒙递过来的茶和水果，就着工人们可怜的法语和他们比比划划地交流。看着周围为了隔音而用床垫蒙上的窗户，大笑着夸老板够狡猾。阁楼上的电视机里放着租来的香港功夫片的录像带，阿兰又给工人们解释飞檐走壁的镜头是怎么拍出来的。对这些年轻黑工的生活，他流露出由衷的关注，言谈举止之中，给人一种骨子里的平等感觉。　　　　
　　　　我觉得这位法国摄影师身上有一些特别之处。阿兰和我聊起他的青少年时代，原来他曾经是屡进警察局的〃问题少年〃，一段时间还靠零售大麻来赚些零用钱。在他成年之后，干上了摄影这一行，却不愿意继续留在他的祖国，便径直去了泰国工作，并且和一个泰国女子成婚。几年后，这场跨国婚姻宣告失败，阿兰返回法国。也许，他的性格，和他的这种特殊经历有关？总之，我相信自己选择了最合适这次拍摄的摄影师。我们初进黑工场的第一天非常顺利，法国人阿兰成了工人们熟悉的哥们儿。尽管摄像机头上表示处于摄制状态的红灯正亮着，大家还是随意地走动、说话，还对我们开玩笑。这第一台进入黑工场的摄像机，几乎被大家遗忘了。


第一章　进入黑工场的摄像机第9节：转机（1）

　　　　转机就来自于刚才和我们接头的小伙子晓蒙身上。他从温州乡下偷渡来法国，是来投奔叔叔的。我在他叔叔高老板的制衣工场里第一次见到他，那已经是1995年的事了。制衣、餐馆，是法国的温州社团最主要的行业。全巴黎大区至少有数百家温州华侨开的制衣工场，任务就是将服装批发公司裁剪好的布料缝制为成衣。温州移民社团的一大半成员，也是以替制衣场打工为生。高老板来法国已有十来年，有合法身份，他的制衣工场开在近郊，是合法的，手续齐全，四五十平方米的场房设在一层，一目了然，五六个正在踩缝纫机的工人也都有居留证。高老板给我端来杯咖啡，盯着我的眼光透出神秘和得意，问道：　　　　
　　　　〃我这儿还行吧？〃　　　　
　　　　〃还行。这么几个工人，你都申报，每个月能赚多少钱？〃　　　　
　　　　〃这么几个工人？想不想看看？〃　　　　
　　　　我当然不会反对。高老板让一个工人挪开，掀起地上的地毡，又掀起一块盖板，露出一个入口，有楼梯通下去，里面透出灯光，原来我的脚下别有洞天。地下室和上面差不多大，墙角上一道粗粗的金属通风管，解决了这个密不透风的空间里七八个工人的呼吸问题。他们时不时说笑，但手脚从来不停，缝纫机声此起彼伏。这七八个工人，全是没有居留证的黑移民。高老板把他的侄子晓蒙介绍给我，告诉我他刚来法国。20多岁的晓蒙长相很帅，身体强健，脸颊上有道一厘米长的伤疤，是刀子留下的。同类的伤疤在他身上还有几处。　　　　
　　　　他很乐意谈他的过去，以自己在老家打架出名为荣。他不仅不通法文，连汉字都识不了几个，他小学都没毕业，很早就在老家的村子里东游西逛，而且，经常卷到与邻村青年的斗殴中。他爸爸在老家的江边做翻修船舶的生意，找到旧船翻修时，就会雇十来个工人，并不需要儿子作帮手。儿子在外面游手好闲，呼朋唤友甚至打架斗殴的嗜好成了父亲心头的忧患。他听说温州人到了法国只有老老实实做工，而且赚了钱很快就能自己作老板，便认为儿子的前程在法国，于是凑足了一笔钱，送晓蒙偷渡到法国，托付给自己的兄弟管教。　　　　
　　　　晓蒙在他叔叔的制衣工场里干了半个月了，操作缝纫机还是不熟练，费半天劲缝完的衣服，从烫工的熨斗下一过，立显领子不正，裤兜歪斜，就得返工。晓蒙成了工友们在劳累之中取笑开心的对象。他手指上还缠着纱布，是因为不留神时，手指随着布料就推到了缝衣针下。制衣场的缝纫机都是电动的，用右膝盖外侧顶一个小把手一下，针头就高速地运动。据说大多数工人在初学时，都有晓蒙这样的被针头在指尖上打洞的经历。一个月后，我又在高老板工场的地下室里见到晓蒙时，他俨然是个熟练工人了。布料流畅地从针头下流出，半成型的衣服很快在脚前堆起来。晓蒙的进步，也多亏他叔叔管教严格，每天都让他做十多个小时的工。他终于可以凭自己的手艺，出去自己挣钱了。　　　　
　　　　他叔叔工场的生意不稳，工钱也就不很好，而且，温州人也不愿老在亲戚家做工，好像总是受人照顾似的。晓蒙出去找工作。挣钱好的工作没找到，但很快结识了一帮和他年龄相仿的温州朋友。他做工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却挺爱和他的朋友谈如何去做大生意，也爱帮朋友的忙。自从在他叔叔那里认识他后，我的事就没少过，主要是因为他的朋友多和他一样，见到法文就发晕。而法国又号称〃文牍国家〃，上班的地方只是领工资的地点，所有的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以及这些机构里面的分支，完全由个人直接面对：警察局、市政府、劳动管理局、社会保险局、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税务局职业税处……还有房东，都是以信件的方式和个人联系。我也有忘记填写这样或那样的表格，而收到由挂号信寄来的罚款警告的经历。可以想见一个不通法语的温州老乡还总是收到间有大大小小的空框的行政表格或者信函的惶恐。晓蒙时常约我去咖啡馆，他的朋友带着一大包文件已经在那里等着了。不过，如果是整理像晓蒙这样的被排斥在法国的社会系统之外的人的文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