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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听那冷雨-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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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万斯想尽一切办法解决这个难题。他把炸弹后面100多码的地方用绳子拦了起来,然后,他把自己的岗位移到十字路口的中间。
有数以百计的行人听到他说:“此处有定时炸弹,请走开,请走开。”他们走开了。
从这里路过的人中有一位是附近圣公会教堂的神甫。这位神甫描述了伊万斯生命最后一刻的最生动的情况。
神甫说:“他几乎完全没有必要用手指炸弹在哪里,炸弹就在他身后的草坪上。很明显,他了解这是多么危险。他的面色苍白、憔悴,但是,从他的声音中人们听不到丝毫的颤抖。我永远忘不掉这个场面:他吹哨子,呼喊着,要人们离开。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他像中世纪的麻风病人,呼喊着‘避开我,避开我!’我要他用绳子把大街拦起来,然后自己撤离。但是,他却对我说:‘我的任务是留在这里。请走开吧,不要给别人树立坏榜样。’于是,我只得走开,到电话间打电话向有关方面求助。”
9时10分,炸弹爆炸了,把地面炸了一个大坑,伊万斯连尸骨也没有留下。
运动员的智慧
我们做事之所以会半途而废,这其中的原因,往往不是因为难度较大,而是觉得成功离我们较远,确切地说,我们不是因为失败而放弃,而是因为倦怠而失败。
1984年,在东京国际马拉松邀请赛中,名不见经传的日本选手山田本一出人意外地夺得了世界冠军。当记者问他凭什么取得如此惊人的成绩时,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凭智慧战胜对手。
当时许多人都认为,这个偶然跑到前面的矮个子选手故弄玄虚。马拉松是体力和耐力的运动,只要身体素质好,又有耐性,就有望夺冠。爆发力和速度都在其次,说用智慧取胜,确实有点勉强。
两年后,意大利国际马拉松邀请赛,在意大利北部城市米兰举行,山田本一代表日本参加比赛。这一次,他又获得了冠军。记者在采访中问他:上次在你的国家比赛,你获得了世界冠军,这一次远征米兰,在异国他乡又压倒所有的对手取得第一名,你能谈一谈经验吗?
山田本一性情木讷,不善言谈,回答记者的仍是上次那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用智慧战胜对手。这回记者在报纸上没再挖苦他,只是对他所谓的智慧迷惑不解。
十年后,这个谜终于被解开了。他在他的自传中是这么说的:每次比赛之前,我都要乘车把比赛的线路仔细地看一遍,并把沿途比较醒目的标志画下来。比如第一个标志是银行,第二个标志是一棵大树,第三个标志是一座红房子,这样一直画到赛程的终点。比赛开始后,我就以百米的速度奋力地向第一个目标冲去,等到达第一目标,我又以同样的速度向第二个目标冲去。四十几公里的赛程,就被我分解成这么几个小目标轻松地跑完了。起初,我并不懂这样的道理,我把我的目标定在四十几公里外的终点线上,结果我跑到十几公里时就疲惫不堪了,我被前面那段遥远的路程给吓倒了。
在山田本一的自传中发现这段话的时候,我正读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这部作者花了16年写就的七卷本鸿篇巨制,有很多次让我望而却步,要不是山田本一给我的启示,这部书可能还会像一座小山一样横在我的眼前,现在它已被踏平了。
我曾想,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做事之所以会半途而废,这其中的原因,往往不是因为难度较大,而是觉得成功离我们较远,确切地说,我们不是因为失败而放弃,而是因为倦怠而失败。在人生的旅途中,假如我们稍具一点山田本一的智慧,一生中也许会少一些懊悔和惋惜。
(本文作者:刘燕敏)
第四章总统给女儿的最后一封信
我总是抓住那些使我悲伤的回忆,而父亲总是掏出那些最愉快的回忆,这正是他的心所要的。也许时光和经历送给我们的最好的东西,就是改变了我们的心态。
这封信写于10年前,但没有寄出。1997年我的母亲在抽屉里发现了它,把它交给了我。这封信我读了至少有上百遍。
“现在我已81岁了,”在这封信的开头,父亲以他特有的笔体写道,“我还是无法对我们的家庭关系坐视不理。”
里根的家庭就像世人所了解的那样,一直都是一块分裂的大陆。这在许多家庭都是司空见惯的故事,只不过我们家的故事是在聚光灯下上演罢了。
在这封信里,父亲说,我们之间的疏远使他感到非常痛心。我公开地说我们的家是个不幸的家庭,这尤其伤害了他。他回忆了夏天我们在海滨度假,还有在我的学校活动中妈妈守热狗摊的情景。“这难道是个不幸的家庭?”他问道,“我希望你能坐下来,和我一起看看那些照片。实际上在你生活的每个阶段,我们都有很多照片,照片是不会撒谎的。”
我和父亲从没有机会一起翻看家庭相册,这可能是因为,在老年痴呆症将他吞没之前,我们的关系最终改善了,尽管这个过程是缓慢和微妙的。父亲没有寄出这封信,也许是因为他感到我们破裂的家庭关系正在弥合。当然,我永远也不会知道真正的原因了。
母亲把信交给我的时候,我并没有马上读它。直到母亲出版了父亲给她的情书集《我爱你,罗尼》,我才觉得必须看一看那封信了。这封信使我突然急切地想以父亲的眼光来看某些事情。我想回到过去的时光,去看看父亲究竟看到了什么,那时我还只是个襁褓中的婴儿。
母亲把那封信交给我的同时,还给了我家庭的录像带。我对她说了谢谢,随后就把那些录像带收了起来。现在,我突然感觉到那些录像带是那样吸引我,我想以成熟的眼光来看看我的家庭生痞。
我认为父亲的信对我有所触动,尤其是最后一段——
你的妈妈和爸爸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一个漂亮的小姑娘总是一大早就跑进我们的房间,爬上我们的大床,睡在我们中间。这是我们许多珍贵的回忆之一。
这几句话直到现在还让我心碎。
谁是那个他们宠爱的小姑娘?初次为人父母的他们是什么样子?我已全无记忆。
录像中是我父母晒黑了的、微笑的面孔。那时他们比我现在还要年轻。他们在拍摄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留下关于我的记忆。他们的爱清晰地显示在屏幕上:院子中的草地上铺着一块毯子,他们的小婴儿坐在上面,正仔细地研究着草地上的叶片,接着将一些青草塞进了嘴里,身子一歪,从毯子上爬向草地。妈妈飞扑过来,一把抱起了我,亲吻我胖乎乎的脸蛋,向显然是举着摄像机的父亲微笑着。一眼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相爱、多么幸福。我并不认为我是个漂亮的孩子,矮矮胖胖,爱生气,笑得不多。对我那皱着眉、没有一点吸引力的模样,我父母一点也不在乎。他们是那么愉快,我母亲偶尔也会拿起摄像机,拍我和父亲两人。他把我举过了头顶,在他强壮的大手中,我小小的身子显得那么柔嫩。
我6岁的时候,我们准备搬新家,父亲拍下了我和母亲走到山坡上,观看正在建设中的新房子的情景。
我看到我妈妈怀着我弟弟罗思,看到她怀里抱着弟弟坐在轮椅上,被推出医院。我最早的记忆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记得我的小弟弟,那么细小娇弱地躺在小床中,他从小就是个快乐的孩子;记得他如何在摄像机前做怪样子。这时候的我总是闷闷不乐,而且越来越明,显。我看到我的父母面对两个性格迥然不同的孩子无可奈何的样子。
在录像带中我还看到妈妈用胳臂搂着她13岁的反叛的女儿,披散的头发遮住我的半边脸,我的嘴唇上涂着白色的唇膏。我能读出妈妈的唇语,她正对爸爸说:“她不笑,她就是不打算笑。”
这些录像带引导我进人了时光的隧道。我不断向前走着,看到了更完整的、我的家庭生活的画面,回到了和父母一起生活的那些日子。每次读到父亲写给我的那封信的最后一行,我心里都非常难过。他写道:我请求你,帕蒂,不要从我们这里拿走我们对女儿的回忆,你知道我们是多么爱她、想念她。爱你的爸爸。
我的愤怒、乖戾,一定使我的父母伤心了。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应该认识到,母亲和父亲不仅仅是我们的父母;应该理解,多年以前,他们年轻,没有经验,时光就那么悄无声息地从他们身边流过。
我现在仍能从母亲身上,看到那个在录像中头发乌亮的妇女的身影——父亲起哄要拍下她,母亲笑着摆手不让他拍,因为她觉得自己当时乱蓬蓬的不像样。每当我弯腰对躺在床上的父亲说点什么的时候,也总能看到他身后那个敏捷英俊的男人,他把女儿驮在背上游过泳池。
我知道父亲是对的,照片不会撒谎,记忆也不会撒谎。记忆就像个巨大的口袋,我们把手伸进去,心里想着什么就会掏出什么。多年以来,我总是抓住那些使我悲伤的回忆,而父亲总是掏出那些最愉快的回忆,这正是他的心所要的。也许时光和经历送给我们的最好的东西,就是改变了我们的心态。
现在,我愿意掏出的记忆,是那一对抱着新生婴儿的年轻的父母,在他们面前还有那么多的时光,他们脸上的微笑包含着那么多的希望。
(本文作者:黄石 编译)
第四章父亲回家时
他的归来总会带回一些外在世界的线索、消息或实物,那就满足一部分我们对外在世界的想像渴望。
依稀有一股累积的尿意压迫,我悠悠醒转,睡意仍浓,却发现天已经亮了。我躺在床上挣扎着要不要起床,却突然感觉到家里弥漫着一种异常谨慎的气氛。从门外交织穿梭的轻微脚步声,我察觉妈妈和阿姨的脚步都比平日轻细而小心。
心里凛然一惊,我立刻翻身爬起来,蹑手蹑脚走到纸门旁边,轻轻拉开一条细缝,向另一个房间张望。果然,隔壁卧房的榻榻米上,一床红被面的厚棉被裹着一个耸起的人形,不远处的矮几上,一个木头烟灰缸已经醒目地摆在那里。这一切迹象都说明,父亲在昨天夜里某个时候,已经回来了。
我应该高兴还是害怕?
也许应该害怕。父亲倒是不曾对我们疾言厉色,他永远只是坐在炭炉旁,带着微笑,默默抽着烟,旁边放着只有他回来才会拿出来的木头烟灰缸,还有一个永远添满水的专用茶杯。但这一段时间,母亲和照顾我们的三阿姨、六阿姨会变得比平常严厉,她们好像都怕父亲生气,一面呵斥我们的顽皮,一面用眼角偷偷瞄着父亲的表情,但父亲永远只是莫测高深地微笑着。
也许我更应该高兴。父亲回来总会带一些糕点或零食给我们,其中最令人兴奋的,是一种从台北丽华饼店买回来的小西点,松软的饼皮是诱人的咖啡色,香甜的内馅则是金黄色的奶酥,约莫半个鸡蛋大小,一口就可以下肚,可是我们都舍不得,一小口一小口地啮咬着,希望这种甜美的享受能够持久一些。如果父亲带回来的不是丽华的糕饼,有时候也会有别的零食。我特别喜欢一种大红豆裹糖煮成的甘纳豆,它和早上配稀饭湿湿的大红豆不同,它是干爽的,全身沾满白色的糖粉,散发着迷人的粉红色。
父亲在遥远的山区煤矿工作。他既是规划开采隧道的工程师,又是管理生产与销售的矿场场长。大部分的时间他要待在山区矿场里,其他时间他又要奔波于政府机关、投资老板以及煤炭买主的酬酢中,几乎每隔40天才能回来一次。但奇怪的是,父亲从来没有在我清醒的时候走进家门,每次总在我入睡以后;我都是在某个早上醒来发现情况有异,才知道他回来了。而我也很少看到他离开家门的样子;也是另一个醒来的早上,家里的气氛突然松弛了,仿佛警报解除了,权威的男主人走了,家里又恢复母亲、阿姨、小孩们平淡的日常生活。
那是40年以前的事了。在那个安静平凡的时代里,相对于街坊邻人,父亲旅行遥远,交游广阔,看到的人和接触的事,常常超乎我们的想象。他在家的时候,来访的客人也流露这样的不寻常,衣冠楚楚的客人讲着优雅的日语,或者带着各省口音的国语,或者是用词不沾俚俗的古典台语。有些话题甚至提及遥远而闻名的人称,以及某些无法想像的数字,父亲似乎也都能应对自如,父亲仿佛属于另一个社交社会,和我们的平凡并无交集。
但这些并不是我关心的事,我更期待的是,远方的客人带来远方的礼物,最奇异的客人带来最奇异的礼物。当那些操着奇特口音或语言的客人离去,总会留下一包或一篮等待揭晓的神秘之物。它们有时候是我们土包子台湾人完全不知如何料理
的南京板鸭、湖南腊肉、金华火腿、上海年糕等(整整要等30年之后,我的知识才足以让我明白,我们当年是如何地糟蹋了这些食料);但这些礼物也有时候是让我们雀跃的日式饼干或西式糕点,它们的味道总是让我们回味不已。
有时候,也有一些令我们大开眼界的珍奇礼物。有一次,一位穿着考究西装的乡绅,带来一个圆形鱼缸和一包彩色的药粉。他亲自示范,把鱼缸装满水,将药粉倾入,药粉在水底立刻相连膨胀,变成类似珊瑚礁的彩色缤纷花丛,一节接着一节。我们小孩子围着鱼缸,看得目瞪口呆。客人离去,那盆珊瑚礁依旧七彩斑斓,在阳光下泛着彩虹光晕。直到几个月后,那些水中假花才逐渐倾颓褪色,盆水浑浊,失去它的神秘美丽。
父亲有时也会带回来当时仍然很稀罕的白脱牛油,金底蓝宇的铁盒,打开来是芳香扑鼻的艳黄色纯正牛油;妈妈烤好涂满牛油的面包,那味道是如此神秘、陌生、魅惑难挡。我捧着香喷喷的面包走到楼下,隔壁的小孩闻香而来,伸手说:“分我吃好不好?”我慷慨地撕一大块给他,两个人就站在楼下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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