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64-天公不语对枯棋-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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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毕肖。金梁《光宣小记》更谓，军机召见时：　　　　
　　　　首为当家者，专奏对，众谓之“军机面”，谓其独得面子也。则以喻轿班前一人，曰“扬眉吐气”。次为备顾问者，非指问不得越对，谓之“军机嘴”，则以喻轿前第二人，曰“不敢放屁”。再次为执笔者，专撰述而不得问意旨，谓之“军机手”，则以喻轿后第一人，曰“浑天黑地”。末为供奔走者，谓之“军机腿”，则以喻轿后末一人，曰“趋炎附势”。可谓刻画入微矣。军机大臣位极人臣，虽说爬进了帝国决策者的小圈子，但当差实在很累。诸如乾嘉年间的董浩，入值三十八年；同光年间的恭亲王奕，两入枢桓前后亦达二十六七年，每天披星戴月，精力真是惊人。官做长了，也就悟出不少小技巧。他们在膝盖处用圆夹布中置棉絮为衬，使得下跪时不痛。为了免除每日长跪，相传秘诀，无论奏对何事，必以三句为率，并须简浅明白，以免皇帝再问。


《天公不语对枯棋》　昔时金阶白玉堂昔时金阶白玉堂（2）

　　　　军国大事，先为膝盖谋之。研究军机大臣，是研究清史的一把重要钥匙。可惜许多研究者却总是忘记这把钥匙，更谈不上用它去开锁了。举例来说，道光初年，皇帝宁倦于大政，苦于奏章不能遍阅。军机大臣曹振镛献策曰：　　　　
　　　　今天下承平，臣工好作危言，指陈阙失，以邀时誉。若罪之，则蒙拒谏之名。此后中外奏章，皇上无庸遍阅，但择其最小节目中之错误谴责之，则臣下震于圣明，以为察及秋毫，必无敢肆者。曹振镛出身官宦，父亲曹文埴，为乾隆二十五年传胪（即殿试第四名，或曰二甲第一名），最后官至户部尚书。《清朝野史大观》卷三“枢堂”条载：“文正（按：文正为曹振镛的谥号）先人于乾隆朝列正卿，文正生于京邸，明习朝章。”作为高干子弟，曹振镛为人处事谨慎廉洁，操行甚佳，并无纨绔恶习。26岁进士及第，以后官运亨通。《清朝野史大观》又称：“军机大臣旧例与入觐督抚不私觌、不留饮，惟于朝房公地延接数次，亦人所共知共见也。文正守此例极严，长白（穆彰阿）便已通融，再后则无之。”道光是个守成、节俭、自以为有识见而其实根本不知天下大势的皇帝，自然喜欢曹振镛的风格，听得进曹振镛的劝说。这样两个君臣的搭配，结果造成一个不痛不痒的天下，钳制人心，不得发舒。道光一死，礼部右侍郎曾国藩便直率地上奏批评：“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以至太平天国兴起时，地方官仍互相隐讳，不敢上报。可以说，曹振镛当国时期，正是清帝国由盛转衰的关节点。可惜，即便是这样一位重要人物，学术界都没有引起重视，岂不是一个很大的缺憾？又如，从1827年到1850年一直担任军机大臣的穆彰阿，人称“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这几句考语，言简意深，极值得回味思量。穆彰阿三典乡试，五典会试，加之复试、殿试、朝考、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几乎无岁不与衡文之役。《清史稿》称他“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为穆党”。但对此公，学术界除了称他是“投降派”，又知道多少？或曰史料太少，其实，相比罗大纲、宋景诗、杜文秀之类草莽英雄，穆彰阿的材料决计不会更少。　　　　
　　　　再如，1884年“甲申易枢”事件后上台的那班军机处人马，研究也很缺乏。近读樊增祥1890年10月26日给张之洞的密信，专讲当时中枢高官的腐败：　　　　
　　　　都门近事，江河日下，枢府惟以观剧为乐，酒醴笙簧，月必数数相会。近有一人引见来京，馈大圣六百（大圣见面不道谢），相王半之（道谢不见面），交长二百（见面道谢），北池一百（见面再三道谢），其腰系战裙者，则不过问矣。……近来政府仍推相王为政，大圣则左右赞襄之，其余唯诺而已。这里讲的是某人进京时，向军机大臣馈赠银子后各人的态度和反应。信中“大圣”指孙毓汶，“相王”指首席军机礼亲王世铎，“交长”指许庚身，“北池”指张之万，“腰系战裙者”指额勒和布。这封信为我们了解清末政局，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料。这些联结晚清历史枢纽的关键人物，生前权倾一时，死后却备受冷落，假如考问大学历史系的本科生，恐怕也没有几人听说过这些名字，岂不很有点儿滑稽吗？李伯元《南亭笔记》称，某官去颐和园，回来告诉别人，军机处三间破屋，中设藜床，窗纸吟风，奇寒彻骨。门外有卖食物的小贩，声音嘈杂，军机大臣听得烦了，立予驱除，但没过多久，散而复聚。日将过午，荣禄出来买汤饼，王文韶出来买糖葫芦，鹿传霖出来买山楂糕，聊以充饥。少顷太后召见，有两位军机颇遭申斥，面有惭色，相对唏嘘，而荣禄在旁讥讪，瞿鸿随声附和。军机大臣的起居、威严、享用、荣耀不过如此。按这个记载，颐和园东门外的军机处值庐竟是如此混乱不堪，也足以令人发一大噱。　　　　
　　　　政治史研究中另一个更易被人忽略的环节，是政治行为的运作过程。每一个政治决策的制定和实施，除了有政治家公开发表的言论和实施的行动外，更有大量的幕后谋划和交易，有各种各样的幕僚、文秘人员的参预策划。研究清朝枢垣，也就不能不关注军机章京的行动。所谓“军机章京”，就是军机处的秘书。起初章京无定额，由内阁中书等官员中选调。自　　　　
　　　　嘉庆四年（1799年）起，定军机章京为满汉各两班，每班八人，共三十二人，从内阁、各部院衙门调派中书、司员、笔帖式等中下层干部兼差。各班设领班、帮领班章京各一员，满语称“达拉密”、“帮达拉密”。以后，还增设额外章京一二员。平时，满汉章京各分两班轮流值日，每班值两日。办公地点，就在军机处值庐正南面紧挨着隆宗门右侧红墙的五间悬山顶的小屋。因此也有人用“南屋”来代称军机章京。军机章京的职责为处理档案，撰拟文书。乾隆年间，开始起草谕旨。虽官品不高，但接近天子，参与机要，故被人称作“小军机”，还享有挂朝珠、穿貂褂、用全红帽罩等特殊待遇。大臣称军机章京为“某老爷”。每天清晨，皇帝看完各项奏折题本，以指甲做出暗记，军机大臣入对时一一面授旨意，或明发，或廷寄，当面交办，军机再命章京分别拟旨。寻常请安的奏折，皆由章京代拟“朕安”的书；明发的上谕，经由内阁部院层层下达，还刊于邸报；廷寄的上谕，则由章京判明其缓急程度，用三百里至八百里不同速度驿递。章京拟旨，若蒙褒奖，则声誉腾播，往往得越级迁升。同治初年著名的“八顾命大臣”中，穆荫、焦瀛二人，皆由章京超擢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被视作不次之遇。戊戌变法时，光绪采纳康有为的建议：“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之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旋授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四人为四品卿衔，任军机章京，参预新政，亦为时人侧目。至于做过军机章京，以后又累官而至军机大臣的，则有彭蕴章、陈孚恩、钱应溥、许庚身、徐用仪等二十多人。他们被称为“红章京”。也有些章京，反应迟缓，旬日无一事交办，为同列讥笑，被唤作“黑章京”。当年纪晓岚作嘲章京诗，称前者流水是车龙是马，主人如虎仆如狐，昂然直到军机处，笑问中堂到也无？又易数字，形容后者为篾篓作车驴作马，主人如鼠仆如猪，悄然溜到军机处，低问中堂到也无？虽是戏谑，却将两类人物，勾画得栩栩如生。曾经做过军机章京的梁章钜，在《枢垣记略》一书里记录了从雍正九年至光绪元年144年间汉军机章京365人的姓名籍贯，以及入值的时间。这是非常宝贵的史料。我据此作了一个统计，发现章京的籍贯虽然涵盖了十八行省，但江浙占据了51。5％，倘若再加上安徽江西二省籍，则两江所辖范围加浙江四省，竟包揽了总人数的三分之二。选择章京主要考虑是否能干，并不考虑地区平衡。这个有趣的数据充分显示了华东地区人杰地灵，中层京官在中枢机构脱颖而出，并成为实际主持业务操作的骨干，这种情况，过去人们也是极少留意的。


《天公不语对枯棋》　昔时金阶白玉堂昔时金阶白玉堂（3）

　　　　清朝官员的自备交通工具多为骡车。那时没有识别牌照，靠车灯显示不同的身份。部院官各书其衙门，用红黑字相间的剪纸贴在车灯上。京堂以上剪纸为方胜如意，南书房、上书房的翰林用书套之式，而军机章京，则为葫芦式，寓缄口之意。缄口的背后，自然是政坛秘密。今人研究1860年北京政变所用的重要史料“热河密札”，大多数皆是随驾前往承德的某军机章京，与留京的同僚朱学勤的通信。信中详细叙述了西太后、恭亲王等人与肃顺为首的“八顾命”之间的尖锐矛盾，是从热河传向北京的极有价值的宫廷谍报。这类文献，各个时期都有，由于隐没在缄口葫芦背后，我们知道得实在太少了。按照清例，章京也不许与地方官来往，更不许与入觐的督抚饮宴酬酢。但到后来，全成具文。章京们不仅顺理成章地接受外官们馈赠的冰敬、炭敬，还替地方官代办各类节令庆典的贺折，各种后门也就开到小军机的府第。有故事说，荣禄当国时，刘坤一为了重回两江总督任所，不得不走荣氏宠信的章京连文冲的路子，连续拜访两次还见不到，最后通过连家的西席夫子行贿。那个西席，乘机漫天要价，从中骗走刘坤一三万二千两银子，而连章京本人却蒙在鼓里。庚子之年，义和团大兴，清廷向各国宣战。宣称：“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尚悍力，我恃人心；无如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这篇传诵一时的诏书，据说就出自连文冲的笔下。可是后来，形势剧变，甲胄干橹全不顶用，洋人以连文冲通义和团，指索欲惩。荣禄遂将连外放江西做知府，阴差阳错，撞到刘坤一的手下。连文冲向刘坤一说，生平未敢妄取一钱，为人谋则无不忠。刘坤一连连冷笑，一一细说往事。虽说是西席夫子从中捣鬼，但从一个侧面也可看出外官对军机章京的仰仗和巴结。　　　　
　　　　四　　　　
　　　　1987年冬，我第五次来到军机处凭吊，惊愕地发现军机处的说明牌不见了，室内也弄得乱七八糟。我猜是要大修，却见东端开出一家食品店，赫然以“面包、盒饭、包子”六个大字招徕行人。说起这几间屋子，也是大有来历。当初嘉庆帝为了防止泄漏军机，禁止王公大臣到军机处找军机大臣说话，特命都察院派人每天在此监视，违者重惩不贷。本来，把这些掌故一一说来，定能增加游人的兴趣和历史知识，可惜无人开发，反在全民经商的大潮推动下，也向奏事处看齐，弄些小钱来使，发展起旅游经济来。赫赫军机处受此作践，使人大有煮鹤焚琴之感。我想起唐人卢照邻的《长安古意》：“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青松在”，用在这里，只能改作“昔时奏事军机处，即今唯见小店开”。再往南看，军机章京值庐门庭紧闭，几株枯萎的竹枝从值房后面探出身影，在微风中摇曳。虽然只有下午三时，太阳已很昏黄，斜斜地照射过来。隆宗门后的慈宁花园一带，传来几声鸦啼，我感到冷。1988年夏，我再游故宫，食品店开得红红火火。1989年初，听得故宫门票涨价至五元，并实行限额售票，以改变“破坏性参观”状况。1995年7月，我在一张报纸上读到一则报道，介绍故宫以保护地砖不被踩坏为由，规定参观者必须另付２元钱购买塑料鞋套（人称“文保鞋”）方能进入，而参观者认为是乱收费，由此引起争论。文中还提到时下故宫门票20元，另须搭买１元一本介绍故宫的小册子。一个六口之家，除了化120元购门票外，还得买六本小册子云云，心中不由又牵挂起乾清门广场前的那两溜大有来历的平房来。　　　　
　　　　附记　　　　
　　　　大约在2000年前后，军机处值房旁的食品店改为小饭铺，我曾在里面吃了一份价格12元的糟糕盒饭，还被营业员李姐抢白了两句：“饭菜太贵？你还不知道这儿的房租多贵呢。”　　　　
　　　　今年1月，故宫门票售价40元。我在游览故宫时发现，设在军机处东端的小饭铺已经撤去，改为军机处文物图片展览。这是一个来之甚晚但毕竟来到的进步。可是军机处的门还是被一把铜锁锁着，参观者看完文物图片展览后，很少有人知道要向西移步三尺，去见识一下军机处的真身。　　　　
　　　　对面奏事处的小商店也完成了升级换代，变成了“星巴克咖啡馆”和“故宫特色文化商品专卖店”。朋友问我，天下哪国的皇宫是这么处理商业布局的？卢浮宫里会卖“全聚德”烤鸭吗？我无语。我也无法想象咱们的“狗不理包子”哪天可以世界连锁并开进华盛顿国会山庄。星巴克的创办者（也是NBA西雅图超音速队的老板）霍华德·舒尔茨（HowardSchultz）曾踌躇满志地说过：“我想看一看，在我们衰败之前，星巴克到底能扩张到何种程度。”即便如此，打进中国皇宫开分店，恐怕是他1987年在西雅图买下这个无人知晓的品牌并开始创业时绝未料到的。　　　　
　　　　在宁寿宫，“文保鞋”照卖不误。且如批评者所言，此鞋质量奇劣，几乎很少有人能将鞋子完好地穿至出口，宁寿宫的院子里随处可以看到被遗弃的坏鞋子，而故宫工作人员进出，却未见在鞋子上有任何防护的特殊处理。更何况故宫如此之大，为何只有宁寿宫要搞出这套规矩来呢？　　　　
　　　　无疑，故宫的一砖一瓦都应当得到认真保护，但就在宁寿宫门外不及一箭之遥的宫廷区内，居然设有故宫内部停车场，只见一辆“奥迪”轿车沿着宁寿宫和东六宫之